審判時，女大夫說：“一切都是我主動的，與他沒有關係，判刑應該判我的刑，責任由我一人承擔。”
在征求飛行員的意見時，飛行員說啥也不同意判妻子的刑，更不願意離婚，法院隻好單獨判了男大夫三年徒刑。
參加完公判會，在回學校的路上老師們議論紛紛：唉，男人判刑，不要臉的女人屁事沒有，究其原因還是女人惹的禍，應該重判她才對。
一天孫麗娟老師對我說：“你們怎麽是這個觀點？滿腦子封建倫理觀念，一副老學究的樣子。女人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又不準人家離婚，為追求幸福何罪之有？是人，就應該有人性。我們不像你們一樣看，很同情她的不幸。”
孫老師也是飛行員的家屬，畢業於沈陽一所外語學院俄語係，在校教語文課。她的話使我驚奇：在一片譴責聲中，能聽到異樣的聲音，在大一統的環境裏著實難得，而且提到了“人性”兩個字，由於長期批判巴人（王任叔）的資產階級“人性論”，這兩個字幾乎是誰也不敢提及的禁區。
廣福堂整日如坐針氈，手足無措，惶惶不可終日，據說還是他在縣上工作的親戚給他出了個主意。
廣書記把四合大隊的支書嚴民義和關帝廟大隊的支書張富才叫到一起，兩人進門後還沒落座，就撲通一聲跪倒在地，聲淚俱下求他們救他一命。兩人慌了神，急忙攙扶他起來，可他說要不答應他的事，寧可跪死在地上。
就在1963年的秋夏之交時，張富才和嚴明義懷揣著廣書記湊來的兩三百元錢來到大荔縣城，找好住處，直奔陳XX所服役的軍營。陳XX見本大隊支書翻山越嶺來看自己，是很給麵子的事，況且又是當兵入伍的恩人。另一位是未婚妻所在大隊的支書，更是不能怠慢，第二天請了假，早早準備了酒菜，到縣城旅店拜訪他倆。
“你們工作又忙，這麽遠的路來有啥事嗎？”
“沒事沒事。縣上組織我們到禮泉縣先進模範王保京這兒來參觀學習，參觀完了，你們張支書非要來看看你，說你這個小夥子很不錯，硬是拉上我，這不就來了嗎？”嚴明義用事先編好的說詞解釋。
“兩位支書費心了，你們本來就是我的恩人，翻山越嶺的還來看我，真叫我不知道該咋感謝才好。”陳XX很受感動。
於是雙方談起了家鄉的情況，拉起了家常。酒酣耳熱，嚴明義問：“小夥子，定下媳婦了嗎？沒有的話，我手頭上就有現成的一個，長相和其它條件保你滿意。”
“哈哈，嚴支書，你不是在說夢話吧？人家早已定下了，女的就是你們大隊彎轉口瓜三三的女兒，難道你沒有聽說過？官僚，官僚，你的官不大，可僚不小啊。”
“咹——！”嚴支書把咹字拖得很長，驚愕地說，“是不是？這是真的嗎？”
陳XX一聽，覺得嚴支書的話裏有話，表情也十分蹊蹺，以為出了什麽事，急忙追問。可是越問嚴支書越說沒事，嚴支書越說沒事，他的心裏越像貓抓一樣著急。
“嚴支書，有啥事你就嘰的一聲吭的一口，痛快點兒，小夥子又不是外人。”
“哎喲，這話叫我咋說哩？”嚴支書顯得十分為難，“俗話說，寧拆一座廟不拆一樁婚，你這是逼我做壞事嗎！”
“話不能這樣說，說不上你是做好事哩，到底是啥事，別把小夥子急出毛病來。”
嚴明義長長歎出一口氣：“瓜三三家的女子是個好女子，人長得好看，還巴家勤快，是個好媳婦。可惜呀，可惜，他家的門戶不清呀（即患有狐臭病，俗稱臭根子，這是漢中人的隱語）。”
“咹！？”小夥子驚訝得連表情都凝固了。
“不可能吧？這麽近，我咋沒聽說過？”張富才顯得十分意外。
“介紹人咋沒說過？難道他不清楚？”小夥子冷靜一會兒接著問。
“不怪介紹人，這事兒知根知底的人太少了。”嚴明義輕輕搖搖頭，似有所悟地說，“這事兒就連本村人曉得的也不多，還別說你張支書住在關帝廟，當然不會知道。問題出在瓜三三的外婆身上，他外婆年輕時好上了一個帥氣的狐臭小夥子，所以其他的孩子都好好的，唯獨瓜三三的母親出了問題。隔了幾代，時間久了，知道的人能多嗎？我要不覺得這小夥子人好，打死我，我也不會說出實情來的。”屋子裏沉默了一陣子，突然，他似乎清醒了，懊惱地說，“壞事了，壞事了，喝多了，喝多了，酒後失言！酒後失言！你們別往心裏去，全當我沒說這句話。看我這張爛嘴，真是喝糊塗了。”說完，還朝自己的嘴巴上打了兩掌。
“嚴支書，你是做了好事，咋還說是壞事？你要不說真話，不就把這娃害慘了？這可是關係到後輩兒孫的大事啊！”
嚴明義和張富才的這出雙簧演得天衣無縫惟妙惟肖，兩個人回到毛嶺不久，由於小夥子百信不疑，一紙書信就把婚約解除了。
廣福堂得救了，因為不是軍婚，上級隻按一般男女關係處理，削去副書記職位，後來和王本林一樣，調離毛嶺，分到其他公社工作。
這件事讓人有點兒納悶，廣書記又黑又瘦，臉上皺得像顆幹核桃，剛到四十歲的年紀看上去足有五十多歲，而且語言不清是個大舌頭，講不到幾句話就口水長流，給人以窩窩囊囊邋裏邋遢的感覺，怎麽會贏得一個如花似玉花季少女的芳心呢？唯一的解釋是他擁有權利。
權利對於人類來說，具有強大的誘惑力。
但最終倒黴的是涉世未深的姑娘而不是廣書記。廣福堂隻是暫時失去了職位，兩年過後在異地當上了副社長，而她受盡了謾罵屈辱和人們世俗的白眼，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當心啊，年輕人，人生的路本來就荊棘叢生坎坎坷坷，何況還有陷阱，一失足為千古恨啊。
開完了這次批判會，我這才知道，農村裏正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學校裏雖說天天在學習文件，但“四清運動”到底咋搞，老師們誰也說不清楚。此前回到家裏，父母本來也忙，就是不忙，啥事也不會告訴我，怕我替他們擔心。
這天中午，天正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聽到學校對麵人聲鼎沸。下了課，師生們隔著農田觀望，隻見毛家大院裏來了許多人，大院南邊正房一間屋頂的瓦被扒了下來，騎在房梁的人正在拆椽子木頭，在一片嘈雜聲裏，夾雜著女人放聲痛哭的哀嚎。
過了幾天我們才弄清楚，被拆了房子的是毛洪海家。1962年初，“三自一包”的政策下來，毛洪海鬼使神差，從親戚家東拚西湊了四十幾元錢，到南山裏買回一頭小牛崽，精心喂養了一年，牛崽剛長大，政策突然變了，牛被隊裏沒收，多方求情好話說盡，最後隊裏隻把買牛崽的四十幾元錢還給了他。他還在耿耿於懷時，沒料到更大的禍事還在後頭，1963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來了，他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不但要退回隊裏還給他的牛錢，還要罰款。
毛嶺大隊的支書胡進升來校召開會議，傳達上級指示精神：這次運動要把敢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罰得他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給社員樹立反麵教員，看誰再敢走資本主義道路。
此例一開，各村幾乎都有自己的“反麵教員”，殘酷而荒誕的故事陸續上演。
這次社教，隻是麵上社教，聽說以後還要一個縣一個縣的開展更紮實的社教運動，麵對此情此景，聽得人不寒而栗。
三十多年以後，我在毛嶺的學生李振興，他的父親李仲昆，也有過和毛洪海同樣的遭遇。回憶往事，仍氣憤不已：“簡直是他媽一夥土匪！房子拆了，連家裏的壇壇罐罐也都搬走。我那時是十一二歲的毛孩子，一天，我瞅住一個機會，把鎖在公房裏沒收我家的那口水缸，從窗戶口用石頭砸爛，算是出了一口惡氣。後來不知父親咋的知道了，美美地揍了我一頓。唉，那叫啥子社會主義，真不是人過的日子。”
隨著運動的進展，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毛主席有關階級鬥爭的論述也越來越多。“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仿佛世間萬事萬物無不存在著階級鬥爭。山川河流裏有階級鬥爭；空氣裏也有階級鬥爭；吃飯喝水打噴嚏更是存在著階級鬥爭。
五年級的學生付正才和章興福是同桌的學生，早晨上自習，為爭桌子寬窄的事發生爭執，兩人揪在一起，被同學們拉開。這天中午下了課，趁老師離開的功夫，付正才的父親拉住章興福邊打邊罵：“你個狗日的地主娃，你想翻天是不是？舊社會你們欺負貧下中農，新社會你還想欺負人……”學生們看不慣，紛紛上前辯理，老師們也憤憤不平。
當晚政治學習時，大家七嘴八舌要求田培森校長采取措施，製止家長到校打學生的行為，不然，學校的威信何在？老師的威信何在？再把學生打傷了又該怎麽辦？田校長綜合大家的意見表態說：“老師們的建議是正確的，明天我就和王正文老師一起去付正才家，解決這個問題。”
田校長的話音剛落，王正文老師發言：“我來說幾句，毛主席教導我們，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今天的事情發生後，我立即對兩個學生的家庭情況作了一番調查。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階級鬥爭無處不有處處有，無事不有事事有，無時不有時時有。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一個問題，學校裏究竟有沒有階級鬥爭？學生裏存在不存在階級鬥爭？如果沒有，那麽毛主席的教導又該怎麽解釋？”王老師環視一周，接著說，“章興福是章草塘的人，家庭是地主成分；付正才是三郊園的人，家庭是貧農成分。我個人認為，不能簡單的把它看成是學生間發生了點小摩擦，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我認為，這是階級鬥爭在學校裏的反映！是階級鬥爭在學生身上的表現！我們不能用豬八戒的觀點，‘你也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我們大家都不是妖怪。’（電影《三打白骨精》台詞）來抹殺階級和階級鬥爭，這就是我的觀點。如果誰不同意我的觀點，我們可以辯論，我們黨曆來提倡‘四大自由’嘛，可以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嘛。至於明天走訪付正才家的事，我不去，誰想去誰去，因為這是階級立場問題。”
王正文一席話，把大家鎮住了，仿佛給每人當頭澆了一盆冷水，隻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麵麵相覷。我如坐針氈，又好像芒刺在背。
王老師是工人出身，又是老師裏唯一的黨員，看得出來，雖說他也隻是個老師，並沒有任命什麽職務，田校長對他還是另眼相待，甚至刮目相看，處處事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見。但倆人在工作上還是有矛盾，在看法上有分歧。多虧田校長也是共產黨員，要是民主人士，這個校長的位置他一天也坐不穩。
“大家看還有什麽意見？”田校長問。
一陣沉默。
“各人是各人的看法，談談自己的看法也行。”
又一陣沉默。
田校長隻好說：“大家既然沒有別的意見，這件事先放放再說，散會。”
但這件事並沒有完。不幾天，付正才（文化革命開始後，改名付紅衛）把章興福在上學的路上痛打了一頓，章興福委屈地拿了書包，一邊走一邊嚎啕大哭，班主任老師王忠錄去勸他、拉他回來，也不回頭，從此輟學回家，再也沒到學校來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