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運動 (1)
有人罵我是秦始皇，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毛澤東
“1964年11月30日，胡耀邦到達西安，任陝西省委第一代書記兼西北局第三書記。當時，陝西省醫治“大躍進”的創傷的經濟恢複工作落後於其它地區。1956年糧食產量達到108億斤，1964年隻有86億斤。他去藍田縣調查，有一個生產大隊400戶人家，隻養了25頭豬，農貿市場實際上已取締，工業生產也不景氣，可以說是百業蕭條。
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方麵，本來總的指導思想就“左”，西北比其它地區“左”的程度更勝一籌。大批幹部受處分，許多人在運動中挨打。當年的延安、長安、西鄉三個社教試點，逼死了不少的人；選拔貧下中農積極分子要查三代五夫（舅父、姑父、姨父、姐夫、妹夫）；隴縣有些生產隊戶戶要退賠，連上山砍柴和進城當保姆的收入也要退賠。
在學習“九評”中，西安的大學批判學生的修正主義思想，有大學生自殺的事例，在中小學生中抓“小地主”“小富農”，中小學生離家逃跑的現象時有發生。
針對上述問題，胡耀邦說：“不能樣樣事都突出政治，比如遊泳時，就要突出鼻子，不突出鼻子就會淹死。””（《胡耀邦在陝西工作一百天 挨批一百天》作者：張黎群）
胡耀邦到陝西後，立即到各地視察，1965年2月17日，在城固縣的五級幹部會上講話，他反複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發展生產力，隻有生產不斷發展，才能談得上大好形勢，隻有領導群眾增了產，才稱得起是為人民忠誠地服了務。”，“這樣成績那樣成績，把生產搞上去是最大的成績；這樣錯誤那樣錯誤，生產搞不上去是最大的錯誤。”
他還在會上風趣地說：“一手抓糧食，一手抓錢花，兩手齊抓，社員笑哈哈。”並要求幹部減少征購任務（他已經向總理申請減少陝西征購任務4億斤，得到總理批準），他說，要讓社員吃飽肚子，隻有吃飽了肚子，幹活才會有力氣。在場的幹部聽了他的講話無不歡欣鼓舞。社員們有了飯吃，不叫他胡書記，用自己最親切的方式，稱他“耀邦叔”，這在老一代城固人中是盡人皆知的事。
但是，他的觀點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相違背的。所以，他在陝西工作一百天，挨批一百天。
胡耀邦帶進來的春風，很快就被烈日下的酷暑所代替。
1966年春節過後不久，漢中縣（今漢台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了。這是繼1964年西鄉縣“四清”試點後，漢中地區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據抽調到社教總部“內清辦公室”的張大成先生在回憶錄裏記載：參加“四清”工作團的有從省地縣各級抽調的幹部4100餘人，還有大專院校師生1500餘人，合計5600餘人。遠遠超過土改時派往全漢中地區十一縣的土改工作人員，其陣勢之大前所未有，所以把這次運動又稱作第二次土改。
我們郝家溝大隊，當時隻不過二十六七戶人家，派來工作隊員六人，平均不到五戶就有一個工作隊員，給人以前所未有的震懾力。自1964年西鄉社教運動時，陸陸續續傳來許多關於幹部和五類分子自殺的消息，再看今日這麽大的陣勢，恐怖的陰雲四處彌漫，許多人心裏驚魂不定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的命運，該將何去何從孰吉孰凶，漢中縣又要產生多少冤魂死鬼。
為了“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工作隊一進村，立即召開貧下中農會議，建立貧下中農階級隊伍。其實，貧下中農協會，在六三年的麵上社教時已經建立起來，這次要重新確認，搞得更加嚴肅認真。這些貧下中農的代表和年輕的積極分子，許多時間都耗費在沒完沒了的革命運動中，他們不上工，不幹活，工分照記。
郝家溝小隊的十幾戶人家中，兩戶地主，兩戶富農，兩戶上中農，一戶中農，這些人在“貧協”裏自然被排除在外。另有四五戶，雖說也是貧下中農，因為當過隊長或是正在任上的幹部，極有可能是“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也被打入另冊。這樣，真正的貧下中農隊伍隻有七八戶，不到總農戶的一半。被打入“另冊”的人及其家屬，手上在幹活，心裏卻七上八下，不知道啥時候會大難臨頭。
階級陣線明確了，接下來是對敵鬥爭。自然是先鬥地主富農。自解放後，地主富農早已被打翻在地，逆來順受，隻有任其糟踐，沒有絲毫的反抗餘地。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裏，還唱到“不能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現在根據階級鬥爭的理論，這些“不拿槍的階級敵人”，似乎比拿槍的敵人還要可惡，不好好整治是絕對不行的，他們的命運連個俘虜也不如。
母親就遇到一件事。
一天晚上，母親正在廚房裏急急忙忙做飯，聽到外麵有人叫她，向她借井繩（拴在桶梁上在井裏提水的粗繩子）。母親放下手裏的活，拿了井繩往外走，不料，我家北院郝忠平家的大花狗就在附近，把來人的腿上咬了一口，母親急忙取出家裏的碘酒敷料為她塗抹包紮。來者是我們隊貧協組長郝全美的老伴，她不在附近的鄰居家借東西，偏要舍近求遠？是因為我家的東西好借，不擋手。過後，由於處理及時，傷口沒有紅腫，很快就好了。她的家人還說過幾次感謝的話。誰也不曾想到，過了一年，到了四清運動母親挨鬥時，她的女兒郝黑女當上了積極分子，為了表現自己的階級覺悟，硬說是地主分子心腸忒壞，事先沒看好狗，甚至說是故意把大花狗叫到我家院子裏等著，把她母親咬傷迫害貧下中農的。義憤的郝黑女還拿來剪刀，把母親耷拉下來的頭發齊根剪掉。
這是明擺著的事情，大花狗不是我家的，你來借東西誰能事先知道？怎麽能怪我們呢？可是，人若歪著嘴巴說話，不許對方辯解，無理強為理，天理良知沒有了，更遑論公平正義！
母親感到十分委屈，受到了羞辱，此前，還沒有剪陰陽頭的事出現過，母親可以接受打罵，但接受不了別人的羞辱，哭了好長時間，兒女們勸慰她，陪著流淚。
沒有了正義和公理，隻能滋長邪惡和暴力。
王家橋的王國師，種自留地時，順便把別人犁自留地的牛用了一下，第三天牛死了。從牛肚子裏剝出一顆帶血絲的鏽鐵釘，社教時硬說是他實行階級報複，破壞社會主義生產。挨打挨鬥自然少不了，還揭掉他家房上的屋瓦，拆走房梁和椽子，全家人辛辛苦苦幹上十幾年，也抵不住欠生產隊的牛錢。
父親除了白天被“監督勞動改造”外，晚上還得寫交待不完的“交待材料”和“守法公約”。而且，還得幫地主分子郝坤，富農分子郝忠海、郝忠義完成同樣的任務。他們連一天學也沒有上過，寫不出一個字腿來。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其所學到的知識，在這特定的曆史條件下，隻能用在這些地方。
父親是個聰明人，也是個謹言慎行的人，他的言行很難讓人抓住把柄。用“工作隊”的話說，是個“狡猾的階級敵人”。但是，即是你再“狡猾”，也難逃飛來橫禍。
一天中午來了兩個人，把父親帶走了，一家人頓時像大廈將傾般的惶恐不安，晚上個個都不睡覺，怔怔地等著。直到半夜，父親才瘸著兩條腿，被人押了回來。父親受了重傷，顯然被折磨得不輕。兩隻膝蓋下血肉模糊，沒有一分完整的皮膚；脖子被掛了胡基以後伸不直，隻能低著頭，經多方調理，兩三個月才恢複正常。傷成這樣，還得天天上工，接受監督改造。
事情的原委，還要從王家橋的王國平說起。
王國平是王道池小學的校長。終其一生也是一個老實本分的人。父親曾評論他說：“世上的老實人，王國平是最老實的一個。”臨解放前，他就在王家嶺小學教書，深得當地群眾的尊重愛戴。解放後，他對教學工作更加積極熱情，決心為一方的教育事業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雖然他的妻子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但他由於工作中的突出表現，被接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任命為學校校長，並多次受到縣、地區的表彰。1956年還代表陝西省出席全國的教育工作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