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毛澤東
你們是人，我們也是人。
——一個“階級敵人”的抗辯
“河南信陽的慘狀，是全國的縮影。按理，毛主席看到這些報告，應該反思一下自己乾綱獨斷的政策，是否有什麽不妥之處。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他不但不認為自己有絲毫的錯誤，反而得出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結論：
……毛澤東斷言：這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報複，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進行階級報複，實行階級複辟，是敵人篡奪了領導權。”（《黨史天地》2004年04期第42頁·《信陽事件揭秘》作者：章重）
這個結論真叫人啼笑皆非。怎麽說呢？隻好借用老百姓的話說，是“沒飯吃了怪笊籬，沒錢用了怪莊基。”其結果是“黃狗偷了油，剁了黑狗的頭。”
有了這個結論，注定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動蕩不安和繼續貧窮落後的局麵。
1962年，劉少奇曾激動地對毛澤東講：“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和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但是，在隨後的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把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當作“黑暗風”來批判。
在特大的饑荒麵前，也不乏有一些有良知的領導幹部，他們頂著上邊的壓力，從事救民於水火的工作。據張大成在《古稀回眸》裏記載，“漢中市（現在的漢台區）的新任市長譚克智就在幹部會上講：什麽政策？吃飽肚子就是政策！誰能讓群眾吃飽肚子誰就是好幹部，否則就下台，就讓位！”（第173頁）譚市長在全市積極倡導大種“八邊地”。所謂“八邊地”就是指農村房邊、路邊、田邊、地邊、溝邊、塘邊、庫邊、河邊與大片土地不相連的小塊閑地。以前這些閑地無人耕種，為緩解前所未有的大饑荒，譚市長說，這些八邊地誰開誰種，誰種誰收成。
切莫小看這麽一點小小的鬆動，在當時被“大一統”，統得密不透風的一潭死水裏掀起了漣漪。沒有勇氣和魄力是不敢這樣做的，挽救了許多無辜的生命。
前麵講到的我們村的新任隊長郝誌發，借這股東風鼓勵社員大力開墾八邊地，度過了全村人的生死難關。
1961年夏，中央《關於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60條”頒布，郝誌發立即將7%的土地分給社員，作為自留地、飼料地，以發展家庭副業。開墾的“八邊地”計入其中。社員勞動積極性大大提高。
1962年初，國家主席劉少奇，為解決大躍進時期，發生的全國性大饑荒而推出“三自一包”的農村經濟政策。“三自”是指“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就是“包產到戶”。
有了這個政策，農民似乎有了些許的希望。靠生產隊分下的糧食，肯定是填不飽肚子的。但用自留地和八邊地自己收的糧食，可以做一些補充，起碼能避免餓死，有了活命的機會。
那時，每年生產隊分給社員的口糧是二百八十多斤，這裏麵紅苕洋芋每四斤也要折合一斤主糧計算在內。王家橋的陳紀財在他的順口溜裏說：“會計一看傻了眼，隊長想出好辦法，紅苕洋芋算主糧，也要湊夠二百八。”況且，“二百八”是原糧，去皮去殼後，每人每年吃不到二百斤成品糧，自留地的糧食，就成了克服饑荒最主要的補充。所以，農民把種好自留地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一樣重要。白天隻能在大集體裏幹活，否則就會挨鬥挨打，隻有晚上抽出時間辛苦耕種。許多生產隊長為了叫大家好好在集體地裏勞動，常常謾罵社員是“自留地裏賣命，生產隊裏養病。”
那麽，大片土地裏收的糧食到那裏去了呢？一是社員勞動積極性不高，“聽鈴聲上工，等隊長放工。”能磨則磨，能偷懶則偷懶，誰也不願意多出一點兒力氣，完全是被動勞動強迫幹活，生產力自然低下，糧食產量不高；二是國家征購的太多，收下的糧食除了交公購糧外，還用“豐收糧”、“愛國糧”、“忠字糧”等等名義強征硬奪。人民公社化後，實行“一大二公”製度，“多餘”的糧食還得平調出去。這一切，不但有住隊幹部監督，也有公社幹部到生產隊裏一一翻倉過秤。反“瞞產私分”是經常開展的運動，一旦發現，隊長被撤，社員受罰，甚至已分到戶的口糧，也要逐戶搜查，強迫社員交出來賣給國家。
在我的記憶裏，“包產到戶”在漢中地區並沒有全麵鋪開，也許在搞試點，也許還在爭論之中。但是到了1963年“麵上社教”時，郝誌發又撞在槍口上，成為複辟資本主義道路的急先鋒，結結實實地被“教育”了一頓，一連挨了兩三次打，遊鬥過好幾次。這一回，他的身體垮了，更要命的是，他的心徹底涼了，從此，病病殃殃地沒了精神，後來患上了胃癌，於1969年去世，享年42歲。曾經力勸他二次出山的郝誌壽等三位老漢，內心愧疚，在他的墳地上像小孩一樣放聲痛哭。
曇花一現的“三自一包”
（《半月談》·李祖中/口述·蔡敏·賀凱/整理）
“可好日子沒過多久，政策就變了，土地再度被收回。農民剛剛被調動的熱情一落千丈。像丟失了自家祖傳的寶貝一樣。
那以後幾年裏，村裏糧食收成不好，農民又回到了餓肚子的年代。我們一家省吃儉用，把1962年“三自一包”時存下的糧食整整吃了兩年。
沒了糧食吃不飽肚子事小，最難忘的還是1963年起，因參加了“三自一包”時不時挨批鬥。
因為父親“三自一包”時是村黨支部副書記，算是領頭人，批鬥時沒少吃苦。跪板凳、遊街、戴帽子示眾，四十多歲的父親就是從那時落下了一身病痛，晚年備受困擾。柔弱的母親因為擔心父親，幾乎每天以淚洗麵，弟弟妹妹跟著哭成一團，整個家庭被陰雲籠罩著。
我也被定為“三自一包”骨幹分子，被幹部們以辦學習班的名義帶到一個小農場，關了一個星期。批鬥、寫悔過書、學習社會主義理論，幹部們要求我們“徹底悔悟”、“重新做人”。
大約在兩年左右的時間裏，各種針對“三自一包”的批鬥一個接著一個，批的人們很長時間沒了包產到戶的勇氣、膽量，甚至對這個詞都不敢提。”
有了毛主席的這個結論，群眾的生活當然好不到哪兒去。每年上下兩季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還得靠打洋槐樹花，吃苕蔓、找野菜過活。雖不像三年困難時期那樣嚴重，但依然是“低標準，瓜菜代。”
我們家在以後長期困頓的生活和嚴酷的現實裏，迫使父母不得不另作打算。為了活命，我的六弟平德七弟明德都送給人家作了養子。六弟送人時已經長到了八九歲，是個既懂事又勤快的孩子，走時一家人無不割心割肝痛哭流涕，父母更是悲傷不已，再窮再苦，兒女都是父母的心頭肉啊！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從學校回到家裏，見母親睡在床上流淚，二妹告訴我，通過三口子姑婆的介紹，三妹小琴送給了當地一戶人家，昨天讓人領走了。三妹從小是個聰明伶俐乖巧可愛的小天使，聽了二妹的話，我頓時如雷轟頂陷入深深地自責之中，一家人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而我這個當大哥的卻不能使全家人團團圓圓。
小琴到了新家，不吃不喝，想念父母和哥哥姐姐，整天哭著喊著要回老家，對方沒了辦法，帶信讓我們領回去。當見到母親和大姐時，她拚盡全力撲了過來，不停地說：“我愛吃菜菜，我愛吃菜菜，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當晚，她抱著帶去的衣服蜷縮在床角，再說好話也不敢睡覺，生怕一旦睡著了，母親和大姐撇下她走了。每當憶及，常常令人心頭酸楚甚至潸然淚下。以後四妹永琴雖已送人，也是迫不得已又領了回來。
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了小型會議，製訂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前十條）。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又製訂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後十條）。後十條是貫徹前十條的精神，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由於把多種問題歸結為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層幹部遭到錯誤處理和打擊。四清運動，實際為“文革”發動作了準備。
前後十條一發出，在全國各地立即成立了貧下中農協會。協會成立的目的是團結了廣大的貧下中農一起對付階級敵人，起到了分而治之的作用。一時間，中農和上中農被排斥在外，成了僅次於地主富農的準監督對象。這樣階級陣線就分明了，農民自然而然的被分成三類人：貧下中農為領導階級，中農上中農是中間階級，地主富農是打擊對象。
按理，地主富農早已被打翻在地，是罪犯，是監外執行的管製分子。每次運動都要有理無理先打擊一番，現在還要再踩上一隻腳，受欺壓的程度可想而知。有的人實在受不了折磨，走上了自殺的道路。
另一方麵，貧下中農的自豪感越來越強，雖然吃不飽肚子，但在政治上揚眉吐氣，能對被統治對象吆三喝四，對方不敢絲毫反抗，就有了高人一等，統治他人的意識，得到了精神上的滿足。人性中惡的一麵被全麵調動起來。
在人為製造的、嚴酷的階級對立麵前，五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個個成了賤民，沒有人的待遇，沒有人的尊嚴，更沒有一絲一毫的人權可言。有的隻是規規矩矩，像牛馬一樣的被人驅使鞭笞和辛苦備至的勞作。“親不親，階級分”，這是當時宣傳的口號，在這個口號的鼓動下，人們甚至不敢和“分子們”說話或者同路而行，否則，說你立場不穩，站在了敵人一邊，給自己帶來麻煩。就連親友之間，有成分不好的也不敢來往，仿佛這些人身上都帶有可怕的瘟疫，近距離打個噴嚏就要跟著遭殃一樣。我的親友曾經好心的勸過我：盡量少回家，跟家裏保持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