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幾周，我們又來充饑，小小的食堂門口添設了兩個“門官”，凡就餐者先要出示糧票，驗明正身方可入內。昔日外國租借地門口掛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大大傷害了國民的自尊心，今日沒糧票者不能進去，雖沒有掛牌，但實質又有什麽不同？
飯堂裏的牆上貼了一張紅色的標語：“為樹立無產階級正氣，抵製資產階級老爺作風，凡就餐者一律持飯票自覺排隊領飯。”
這真是一條一箭三雕的好標語，既減輕了食堂工作人員的負擔，又推卸了責任，如果端上來的飯被人搶了，食堂就不必負責賠償，而且還冠冕堂皇，有強烈的階級意識。
東門橋是當時漢中人流最多的地方，旁邊有一家打小圓饃（又叫燒饃）的食堂。幾個餓鬼一合計，兩個人便在店門口打了起來，還有人跟著起哄大喊大叫假裝勸架，吸引食堂工作人員的注意力，剛打好的十幾個小圓饃，眨眼工夫不翼而飛。於是漢中人有了“胡打亂吆喝，東門橋上刁（搶）燒饃”的民間諺語。
縣城裏最紅的飯店要數黌學巷食堂（在原城固劇團旁邊），這裏不收糧票，隻賣一樣飯菜——糊辣湯。每天九點左右開張，中午十一二點關門打烊。“沒來的不喊，來遲的不管。”全城獨此一家，生意非常火爆。
說是糊辣湯但湯裏不放辣椒，隻是在一大鍋水燒開以後，把粗糠撒進去再加上幾片發黃的菜葉就熬好了，五分錢一小土碗。
喝糊辣湯先要排隊買票，再排隊領湯。排隊買票的隊伍比巷道還長，一直排到大街上還得打拐。賣票的像樂隊指揮一樣，掌握著一切進程的節奏，領湯的人多了，賣票的抽屜一鎖，端著小茶壺步入後院，你就是急得喉嚨裏伸出手來，他像沒事人一樣，等到飯堂裏不那麽擁擠了，才慢慢騰騰、悠悠然然地開鎖賣票。
饑餓的人們像是被餓鬼召喚集合來的，把小小的兩間土坯房填塞得難有插腳之地。凡是交了飯票端到糊辣湯的人，不管是在屋內，還是在廊簷下，或是在街道上，呼嚕嚕一陣猛喝，有的還伸出食指，把沾在碗裏的殘羹刮在一起撥進嘴裏，或者伸出長長的舌頭把碗內舔食一遍，交了小土碗，急忙又到後麵去排隊。有的自己帶個搪瓷缸子，買到的糊辣湯往缸子裏一倒，然後邊排隊邊喝，把數學家華羅庚先生的“優選法”用到了現實生活裏。
食堂裏還專門派人站在門口，防止有人連小土碗也喝了去。
喝糊辣湯的大部分是城裏的居民和學生，星期天瞅著人少一點兒，我們也去搶購一碗。
不到半年，機關學校喝起了穀粉湯，火爆興盛的黌學巷食堂沒有了粗糠供應，隻好關門停業壽終正寢。
肚子的問題天天考驗著我們的意誌和耐性。
這天，一張大字報披露出一個爆炸性的新聞，全校最著名的大煉鋼鐵英雄、勞動模範獎章獲得者尚培祥（城固橘園人），半夜到廚房裏撬開窗子去偷為學生擔柴準備的饃，被炊事員逮了個正著。
一顆用自己的汗水和意誌掙來的、耀眼的明星隕落了。平時走路一貫昂首挺胸的他，一下子變得低頭含胸目不斜視，生怕別人看見自己的眼睛。
“民以食為天，吃飯第一。”這句話得到了實施。
一天，學校停了課，要我們到野外去找野菜或採集樹葉，加在飯裏可以增加“葉蛋白”補充營養。野外哪有那麽多的野菜等著我們去採？即使有，也讓人早採光了。大家隻能摘回一些樹葉。我和同學周大奎徐興中（他以後是鎮巴縣教育局局長）到縣文化館去摘了許多冬青樹葉，冬青樹雖是館裏的風景樹，鑒於當時的實際情況，沒人出來阻攔我們。
第二天中午，我們吃上了含有“葉蛋白”的穀粉粥。到了上課時，各班教室裏幾乎空無一人，大家齊排排躺在宿舍床上。症狀一致：肚裏疼痛、欲拉不下、欲吐不出、渾身冒汗、手腳無力。
這一下驚動了縣上領導，派縣醫院的醫生住在學校，大夫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哪種樹葉有毒，建議調來綠豆熬在穀粉粥裏，一連喝了幾天，症狀慢慢消逝，幸好沒有死人。
有時班長傳達學校黨委會議精神：我國已經找到了解決糧食問題的最佳辦法，這個辦法就是生產小球藻。小球藻不但營養豐富，而且生長迅速，報紙上也把小球藻吹得神乎其乎。
1960年放暑假的時候，學校把每個學生的臉盆收集起來，用於生產小球藻。校領導在全體師生會上講，開學後我們的生活就不成問題了，人人可以吃飽肚子，似乎個個會變成大腹便便的胖子。
開學了，小球藻沒見著，倒是每個臉盆裏裝了多半盆糞便，臭不可聞。開學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洗自己的臉盆，有的連自己的臉盆也找不著。
後來又說研究出了“增量法”，一兩糧能蒸出三兩糧的飯；
我國用植物秸稈研製出了人造肉……
畫餅如果真能充饑，也倒是好事。隻是不但不能充饑，反而刺激了食欲，讓我們的肚子感覺更加饑餓難受。
班裏有幾個同學得了浮腫病，過了一周又增添了幾個。這十幾個同學，每天早晨“特供”一勺豆漿，緩解病情。
自此，學校裏再也想不出別的招數，遂下令停止了體育課、早操、課間活動和一切體能活動。要求我們就是走路也要輕腳輕手嚴禁跑跳，飯後一律回到宿舍裏躺在床上。上課能聽則聽，不能聽不要勉強，盡量減少體能的消耗。
1959年年末放了寒假，回到村裏，見到鄉親們著實嚇人一跳，有的臉似籃球黃如塗蠟；有的麵黃肌瘦皮包骨頭，都有些變了形的臉叫人一時難以辨認。言說去年大煉鋼鐵糧食沒有收回來，到了今年一開春，食堂裏沒有東西煮，社員們隻得到苕地裏，挖去年沒有收回來的紅苕。這時的紅苕早已爛了，吃起來很苦，為了活命，再苦也得下嚥，成了公共食堂餐桌上的主糧。秋種沒能按時種上，今年夏糧收得很少，全靠種點蔬菜和挖野菜度日。秋季雖說有人下種了，因為虛報產量，公購糧任務很重，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又把“多餘”的糧食平調走了。
“隊裏的幹部就那麽聽話，連村裏人和自己家人的死活也不顧？”
“公社派人住在村裏，賣了公購糧以後還要一一翻倉，村幹部也是沒有辦法。唉，人民公社害死人，公共食堂害死人，小百姓被逼的沒有活人的路，隻有死路一條……”村裏的長輩悄悄說。
1960年的冬天，在學校裏隱隱約約聽到餓死人的消息，又隱隱約約聽到食堂實在辦不下去了，陰陰陽陽悄悄解散。聽到這些話，我的心好像沒在胸膛裏，慌亂地胡蹦亂跳，白天在教室裏坐不住，晚上睡不著，擔心家人的安全。即使快要放寒假了，我一天也等不住，死乞白賴請假回家，因為在暑假來校前，村裏就有人“病”死了。
回到家裏，家裏人都在，隻是臉色青黃，微微有些腫脹，但隻要沒死人，就已經是天大的幸事。
母親給我講了這麽一件事：為了讓弟妹們多喝點兒食堂裏的菜粥，父母每次都盡量少喝一點。一次，大妹惠琴就是不肯吃飯：“大大和媽要上工做活，吃少了咋行？你們不吃，我也不吃。”她的話使正在狼吞虎咽的弟弟妹妹一個個放下了手裏的碗，直到父母勸慰著大家，端起碗大喝了幾口，大妹才開始吃飯。母親說到這兒，感動地流下了眼淚：“我有這麽懂事的兒女，吃再大的苦，幹再累的活，受再大的氣，心裏也是熱乎的。”
57年因整風整社挨了打的隊長郝誌發，二次出山當了隊長。他的複出，多虧幾個老人的勸說。老人們不但勸他，還得說服村支書郝德清睜隻眼閉隻眼，不要責怪他以往的“過失”，不要向上匯報後來的不是，讓他放手大幹拯救全村百姓，支書無奈，隻好答應。
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快在溝灘地裏（村裏最肥沃的土地）補種蔬菜，第二件事是叫社員在不顯眼的地方，悄悄地少量開點地自種自收，而且人人張大眼睛，隻要見到公社的人來了，立即通風報信，到集體地裏幹活。
“不要緊。郝家溝好就好在離公社遠，食堂也散了，慢慢地會好起來。”父母親安慰我。
第二天，我帶著父母的囑托，到南鄭縣山口子去看我的姑婆，姑婆家果然困難的如父母所料。按理，這兒是個旱澇保豐收的好地方，南麵是山，山腳下一馬平川，姑婆家就住在這一馬平川裏。一條從巴山小南海暗河裏流淌出來的冷水河，就是遇到百年幹旱，也是水量充足連綿不斷，澆灌著萬畝良田。十年前，其所以把從小在我家養大的姑婆嫁到這兒（姑婆是我太爺爺的外甥女，家道中落，無力撫養，被太爺爺收留在我家），這也是重要的一個因數。有山燒柴不愁，有田吃糧不難，可就是這塊世代富饒的風水寶地，偏偏災難最重，浮誇風把收到的糧食，幾乎刮了個幹幹淨淨。
姑爺在外教書，每月四十七元工資，這對於農民來說簡直是大富翁了，然而此時黑市紅苕賣到一兩元一斤，黑市米賣到五六元一斤，一斤瘟死的豬肉竟然賣到二十五元，還稀缺的像寶貝一樣。當幹部的，當老師的，一月的工資還買不到十斤米，就這，想買也很難買到。所以在外工作領工資的人，被稱作是一挑蘿卜的幹部。
姑婆家上有老下有小，全靠在山裏找東西和在田裏掐苕芽（紫雲英）過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