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毛蒜皮： 一尊主席像

有一陣子大點單位的門前興立一尊主席像，父母工作的單位準備建的時候，其實已經有點落後了。那就急起直追，大國企不差錢，支左的廠領導決定：第一，尺寸要最大，第二，要用大理石材料。

 
我媽是個多少有點事業心的人，大學畢業因覺著去這家企業能學有所用，二話不說從上海申請來到了這個北方城市。她先是在檔案室工作，當老大哥的圖紙整理的差不多時，她不願呆在那裏無所事事，便主動要求去一線車間希望能有更多的貢獻。而文革之後她從車間技術員變成了三班倒的工人，這期間還去了這尊主席像的工地勞動。

 
那段時間我爸不在家，中午我就要去工地找我媽吃飯。工地在與總廠總部相對的分廠門前空地上，我到這裏要比之前去總廠大食堂找她吃飯要遠一倍的路，而且逆著那些中午下班職工的人流。記得我第一天找到這裏時是個寒冷的冬天，見我媽一身工作服罩在厚厚的棉衣外，戴了個工作帽，脖子上圍了條毛巾，臉上還有幾塊白色的粉末。她在認真地磨著一塊大理石，我問她這麽冷為什麽不戴手套？她說那樣會把握不準用力，怕磨出來的石頭會不合格。

 
其實媽媽幹的還是粗活，屬於外圍的活，細活要由專門的師傅來做。我催她吃飯，她說等她磨完手上的那塊。看著她那樣賣力地磨著那塊石頭，我心裏有些難過。我又催我媽吃飯，她說：人家都幹完了，她還沒幹完。也許是她第一天來這裏還不熟悉，也許是她本就是個幹什麽工作都兢兢業業的人，她說：上午有上午的任務，下午有下午的任務，一周有一周的任務。

工地上已無一人，我又饑腸轆轆，幾次敦促，最後她說我再煩她，她就要弄錯了。那天她蒸了一盒高粱米飯，待她帶我去吃飯時，在問了分廠的警衛之後，意識到分廠的食堂這時已經關門了，不能再打菜了。沒辦法，她求了警衛，我倆就在那警衛的辦公桌上吃完了那盒高粱米飯。分廠的食堂在廠裏，警衛不會讓我進去，後來我來之前我媽就會先提前打好菜，她也不好意思再求警衛，我倆就每天坐在一塊大石頭上吃午飯。

“爸！”一天下午我爸手裏拎著臉盆等洗漱用具和被包等回來，一見他進門我就問：“你去哪兒出差了？怎麽這麽長時間才回來？”他說：“我沒有出差，是去農場 了。”“沒出差你怎麽不在家？農場是哪？”我當時不是太明白，看他身上那髒兮兮的舊工作服，那張黑黑疲憊的臉，一種久別重逢的喜悅和心酸的感覺一起湧上心來。但從那天起，我不用去主席像工地找我媽吃午飯了。

那尊雕像在這個省會城市裏是最大的一尊，之後也沒有單位再超過它。改革開放之後這尊主席像被移到了家屬宿舍區的禮堂前，並四麵搭架用帆布遮蓋了起來。天長日久，四周的白布帆布慢慢變的破舊不堪，大家覺得有礙觀瞻。單位想捐給哪裏，四處打聽也沒地方要。最終北京有一家博物館說要，但人家說要你負責運輸，算下來運輸成本又巨大。

終於有一天夜裏三點鍾，全家屬宿舍的人都被那一聲巨響給震醒了。聽說是要炸主席像有一陣子了，人們也是半信半疑。沒想到這天就真的就給炸了，還請了搞定向爆破的。望著那堆廢墟，似又有幾分悵然。多少，也是一份國家的財產；多少，也有一份媽媽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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