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納粹德國，女導演萊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拍攝的《三六年柏林奧運》，尤其是記錄納粹黨代會的《意誌的勝利》，被視為法西斯美學的經典之作。
在當今中國，當紅導演張藝謀，則以拍出推崇秦始皇以強權、集權“統一天下”的《英雄》和《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影片，被欽定為北京奧運開幕式的總導演。
瑞芬斯丹和張藝謀雖然生活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但他們卻有很多相似之處，比較兩者的異同，人們可以清楚納粹美學觀對藝術家的影響，兩者的驚人共性。
第一個類似：底層出身、個人奮鬥，到官方“加持”。
近年美國出版了兩本有關瑞芬斯丹的傳記，一本是譯自德國科隆大學影視藝術史教授特林本(JurgenTrimborn)所著的《瑞芬斯丹的一生》，另一本是美國學者巴赫(StevenBach)寫的《瑞芬斯丹傳》。據這些傳記，瑞芬斯丹出生在柏林的一個底層家庭，父親是水管銷售員。但她從小就要出人頭地，16歲時，就曾飾演裸露的女孩角色，但電影完全失敗。隨後她轉向跳舞，曾和一個比她大19歲的粗鄙網球手同床，並學會了她後來的信條——利用男人達到自己目的。一個猶太銀行家曾愛上她，她拒絕結婚，但樂見這個銀行家出錢出力幫她跳舞出名。她自我奮鬥，但不斷受挫，還一度膝蓋受傷，使舞蹈生涯無法繼續。直到她在電影《高山》的演出默契了希特勒的納粹美學，她才開始大紅大紫。
希特勒說，“我一生在電影中看到的最美麗景色，是瑞芬斯丹在《高山》的海上跳舞。”因為希特勒從中看到了這個女人的偶像崇拜，權力崇拜，和征服欲。所以希特勒掌權後，瑞芬斯丹就成了納粹藝術宣傳的首席指揮，更是法西斯美學的展示者、闡述者，並藉此達到了她藝術和聲望的頂峰。
張藝謀也出生在社會底層，並在上山下鄉、工廠勞動時吃了苦頭。後來進入電影學院，靠個人奮鬥出頭，早期作品曾帶抨擊製度的色彩，也描寫荒唐大時代下的小人物的悲慘命運。他靠在國外獲獎成名，卻在國內受挫，好幾部電影都曾被當局禁映。後來其作品則越來越“規矩”，到拍出和官方意識形態完全默契的《英雄》、《秦始皇》(戲劇)、《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就已成為官方導演，到出任奧運開幕式總導演，其地位則竄升到影視宣傳“紫禁城總教頭”地步。
第二個類似：美學趣味相投。
瑞芬斯丹在兩部記錄片中，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她的法西斯美學。她史無前例地用一連串的群眾吶喊、軍人方陣、高山大海、紀念碑、遊行隊伍等整齊劃一的大場麵，製造出一種秩序的威嚴、權力的崇高、意誌的戰無不勝。
在《意誌的勝利》中，那種人群方陣、旗幟海洋，齊刷刷、炮筒般高揚的納粹禮，把國家主義、群體主義、民族主義的意像，放大到美學的極致。在《三六年柏林奧運》中，奧運精神被置換成納粹精神;最應體現個人自由的奧林匹克，成了群體狂熱的法西斯英雄儀式;銀幕上“戰鬥”“勝利”等旁白，預示了後來的奧斯威辛和征服歐洲的屠殺。
美國有評論家說，法西斯美學的特點是：對控製、服從、奮鬥、痛苦這四種特性的著迷並為之辯護。在瑞芬斯丹的鏡頭中，是領袖控製一切，人民服從國家，為日耳曼民族奮鬥，什麽痛苦都堅忍前行。因為他們相信群體主義的遠大目標是輝煌、壯麗的，是值得犧牲、獻身的。在瑞芬斯丹的鏡頭中，觸目皆是那種泰山壓頂般的群體陣勢，那種絕不可被挑戰的秩序，那種令個體不寒而栗的霸氣。
張藝謀好像有瑞芬斯丹的隔代遺傳，例如他的《英雄》，在拍攝手法和美學意圖上，幾乎是《意誌的勝利》的翻版;也是極力鋪排大場麵、大氣勢，大群體。那種整齊劃一、威風凜凜的秦皇大軍，那銅牆鐵壁、不動如山的武士方陣，象征著不可挑戰、無法逾越的帝王權力。任何挑戰，任何異議，任何不同，都會被萬箭穿心，像螞蟻一樣被碾得粉碎。
瑞芬斯丹在《意誌的勝利》裏，把希特勒回到紐倫堡拍得如彌賽亞回到人間一般壯麗。張藝謀則把《英雄》裏的秦皇亮相、《滿城盡帶黃金甲》的父王回朝，渲染成絕對權力的降臨，象征著皇帝的至高、至尊，絕對的等級，絕對的權力。所有人都驚惶、緊張、敬畏、恐懼，他們都是整齊劃一的螞蟻，規格相同的螺絲釘，毫無個體氣息的雷同道具。
在瑞芬斯丹的攝影機下，納粹手臂是統一的，軍靴邁進是統一的，旗幟和掌聲是統一的。在張藝謀的秦王大軍那裏，萬劍射殺是統一的，“殺不殺，殺!”的喊聲是統一的，“風，大風”的吼叫是統一的;在《滿城盡帶黃金甲》裏，連宮女製藥、送水的動作都是統一的，甚至連裸露乳房大小都像蒸籠裏的饅頭一樣被擠成統一規格。他用這種誇張的“整齊劃一”，造成一種視覺效果，促人欣賞“整齊之美”;而在欣賞“整齊之美”的過程中，就潛移默化得到一種心理暗示：一致性、一統性、一貫性，不僅有其無法挑戰的威力、威嚴，更有令人欣賞的絢美。在這種“整齊劃一”的美麗中，任何不同、任何出格，任何個性，都會因破壞這個“統一之美”而令人無法接受。
這種群體主義美學，在張藝謀導演的北京奧運開幕式中更為突出：千百人組成一個方陣，千百人構成一個畫麵，千百人變成一道景觀，其步調一致到可與電腦控製比美的地步。
這種高度一致、整齊劃一的畫麵展示的是：群體才是最美麗的，群體是至高無上的，隻有在群體之中，你才有價值;沒有群體，就沒有你。張藝謀要傳遞的是：在這個燦爛、美麗、威嚴的群體麵前，個人是多麽的渺小，隻有成為這個雄偉群體的一分子才可能有驕傲之感。這種一種鞏固君王統治的群體主義哲學，這是一種踐踏個體主義的專製美學!
張藝謀的影片一向很注重色彩，而且即使在這個技術層麵，他也毫不掩飾地展現那種法西斯美學。例如《十麵埋伏》是綠色，《英雄》是紅色，《滿城盡帶黃金甲》是菊黃。張藝謀在每一部電影裏，把一種顏色推到極致;用這種全銀幕的同一色彩，呼應上麵那些統一的群體、統一的行動、統一的吼叫;再次用視覺效果，強化“整齊劃一”、群體的輝煌。在這裏，無論是全綠，全紅，還是全黃，關鍵在於“全”，是獨尊的全色，沒有餘地的單一。在這個“全色”裏，任何的雜色，都會刺眼，都不可以被允許。
這種表現群體意誌、整齊效應、單一色彩的藝術手法，都清晰地展示出和法西斯意識形態非常吻合的觀念：那就是把“群體、統一”推到至高地位;而對“個體、獨特”則不僅蔑視，更要泯滅。
除了群體、整齊劃一之外，瑞芬斯丹喜歡拍體育場的宏偉建築、高聳的紀念碑等，因為這種意像更具崇高感、權威感;有法西斯美學所需的壯觀、神秘、權力三要素。而張藝謀則喜歡拍紫禁城、宮殿群，也是因為這種輝煌的建築，本身就是皇權的象征。《英雄》的結尾在紫禁城，《滿城盡帶黃金甲》的結尾也在紫禁城，都標示著最後是宮殿所代表的權力勝利。
第三個類似：國家意誌相近。
瑞芬斯丹的鏡頭，放大的是國家的崇高，日耳曼民族的優越，領袖的偉大;張藝謀的鏡頭，渲染的是“天下”的至聖，中華民族的輝煌，皇帝的威嚴。在這種“世界”，個體的存在，個性的聲音，個人的自由等等，不僅微不足道、毫無立足之地，也不可避免注定要失敗、滅亡的命運。在《英雄》裏，任何想反抗皇帝的俠客，都以自我毀滅告終。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即使貴為王後、太子，隻要違背父王意誌，也都身敗名裂，遭滅頂之災。那種父王大軍的排山倒海、不可逾越的盾牌方陣，以及萬眾齊聲的吶喊，都是瑞芬斯丹《意誌的勝利》的回響，即權力意誌的勝利，同時也是想脫離王者的個人的毀滅。
對於瑞芬斯丹來說，德意誌的強大，日耳曼的崛起，是高於一切的;而領袖則是國家民族的化身，因此她把片子拍成了“希特勒就是德國”。
對於張藝謀來說，則是“朕即天下”，天下高於一切。為了這個“天下”，即使“十麵埋伏”，血腥殺戮，導致千萬人頭落地，那個最終的勝利者都是“英雄”。而那些想反抗者，不僅被“天下”的雷霆之力砸得粉碎，幸存者還被征服天下的“英雄”感動，自己了斷，自我神聖。
在《英雄》中，那個要殺秦王的刺客，最後被朕要統一天下的雄心偉業感動，放棄到手的機會，選擇被萬箭穿心，成全那個“天下”。他死的時候，沒有憤怒，沒有悲傷，而是像《一九八四》中那個被洗腦、把四個手指頭硬看成五個的史密斯一樣，在被處決的時候，是含著對老大哥的敬意和滿意的微笑而離開的。這才是最大的殘酷。
正是這種國家意識，瑞芬斯丹把體育比賽拍成了“一種儀式化的英雄偉業”，個體之間的競賽，變成國家意誌的對決。當德國選手獲獎、德國人起立狂呼，高唱《德意誌高於一切》時，個人的勝利，已經成為群體要求的勝利、國家意誌的勝利，德意誌的榮耀。因此有人把《意誌的勝利》譯成《德意誌的勝利》。
第四個類似，效果殊途同歸。
《極權主義的起源》作者阿倫特說，極權主義最重視掌握兩樣東西，一是群眾，二是宣傳。納粹宣傳家戈培爾宣稱，要把電影變成一種宣傳工具，因它是最能俘虜大眾的手段。瑞芬斯丹的兩部紀錄片，對宣傳納粹主義，對人的洗腦，所起到的無形而巨大的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有記載和評論說，無數德國人坐在電影院裏，觀看這部影片一直熱淚盈眶，當他們離席起身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篤信希特勒是一個英雄，是上天派來的彌賽亞。他們決心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願望實現了。
即使在今天的中國網站上，還有人寫道，“人們再一次感受到這兩部作品中強大的力量、秩序和美。”有的中國教授甚至不敢把《意誌的勝利》在課堂上全部放完，說“它的力量太強大了，我擔心如果學生把片子看完，就會變成真正的納粹。”還有中國網民激憤地為瑞芬斯丹抱不平說，“一個神話追求者，最終將她的生命編織成神話。一生酷愛運動和美的美麗女子，究竟錯在哪裏，罪在何處?”
張藝謀那種推崇國家、維護天下、榮耀暴政、獨尊群體、泯滅個體的電影，在中國個人主義意識剛剛萌芽的今天，起到多少扼殺、窒息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
第五個類似，“英雄”所見略同，都清楚自己在做什麽。
2003年去世、活到101歲的瑞芬斯丹，至死都沒有為她的納粹宣傳認錯，堅持認為那兩部片子不是“宣傳性的紀錄，而是純粹的曆史”，並強調對納粹集中營一無所知，在波蘭時“我從沒看到一個屍體，無論士兵還是平民的。”但上述美國學者巴赫的傳記說，有照片證實，納粹在波蘭一次處決幾十個平民的屠殺現場，就有瑞芬斯丹，雖然她臉上有扭曲的表情。
她拍的《三六年柏林奧運》，特意選在希特勒生日舉行首映式，作為“生日禮物”獻給元首。希特勒則回報說，“這部作品讚美了我們黨的強壯和優美，它是獨一無二的，不可比擬的。”
早在納粹上台前，她就說過，“隻要猶太人做電影評論，我就永遠不會有出頭的機會。大家瞧吧，等希特勒上台，一切都會改變的。”希特勒第一次見到她，就決定“等我們掌權，你一定要給我們拍電影。”而她曾對記者說：“對我來說，希特勒是曆史上最偉大的人。他非常樸素，而又充滿男性的力量，真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
美國學者瓦裏納斯(AlgisValiunas)在《克萊蒙書評》(2007年秋季號)發表對上述兩部瑞芬斯丹傳記的評論說：“聲望，金錢，權力，誘惑她和納粹交易”。但從瑞芬斯丹的一生來看，她的強人氣質(72歲開始學潛水)，征服欲，事業狂和紀律性(她說不會愛任何一個男人)，都使她的日耳曼國家觀和納粹不謀而合，而不隻是她“逢迎”當局。她說過，即使丘吉爾要她拍，也會拍出這樣的紀錄片。
在生命晚期，她還夢想拍一部女王電影：美麗、英勇的女戰士族的女王，最後被希臘英雄所殺，但那位英雄抑製不住對女王的愛慕，和她的屍體交媾。瑞芬斯丹說，“我會用二千匹白馬拍攝戰爭搏殺的場麵”，還是要大場麵，要“意誌的勝利”。她說，那個女王就是我的個人肖像，熱情果敢，充滿勇氣。聽到有人拍她的傳記片，她自己起了片名：被愛，被迫害，永不被忘記。這種勁頭本身就帶希特勒色彩。她即使不是傳說的希特勒的情婦，也是他的“靈魂夥伴”(soul-mate)。
張藝謀的“天下”國家觀，也是和官方意識形態“不謀而合”。雖然很懂得“藝謀”，何時“悄悄示愛”，何時“公開獻媚”，拿捏準確，但張藝謀也並不是全然逢迎當局，而是自己欣賞那個意識形態裏的東西，可謂一拍即合。而且張藝謀也有瑞芬斯丹式的“征服心理”。《英雄》的作曲譚盾曾在電視上這樣評論張藝謀：“他是一個英雄，這個人他就是想當英雄。他非常非常的自信，也非常非常有手段……”
事實上，《英雄》這個片名和譚盾對張藝謀的評論都用詞不當。他們歌頌的、想成為的，都不是英雄，而是“王”。英雄是掙脫群體、不靠團夥而站立的個人;而“王”是踐踏個體、毀滅個人、完全依賴群體意誌而生存的暴君。
三個不同：原創和模仿，陽剛和陰柔。
但瑞芬斯丹和張藝謀也有不同，起碼有三點：瑞芬斯丹的片子畢竟有些原創：銳利的線條、亮眼的蒙太奇、張力的影像，律動的畫麵，廣角特寫等。而張藝謀的電影，則有太明顯“二手貨”的模仿痕跡。隻不過當年隻是黑白影片，而今天的高科技，可以調動鮮豔的色彩，把國家權力的形象，鍍得光芒萬丈。像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張藝謀就用了三萬個琉璃，使皇宮放射出更耀眼的輝煌。
瑞芬斯丹有一種原始的野心，自我的神聖。納粹沒有了，瑞芬斯丹還在，她的“女王之夢”還活著。而張藝謀的雄心，似有暴發戶的底氣不足。靠“天下”壯膽，他才能架起“王”朝幻夢。朝廷不在了，他的“王”牌野心還能繼續嗎?
第三個不同是，瑞芬斯丹的影片，用軍隊、紀律、鋼鐵、機械、勝利建構出一個陽剛世界。而張藝謀的電影，則體現中國特色的陰柔。在瑞芬斯丹那裏，是鐵騎的陽剛;在張藝謀這裏，有閨房的陰柔。前者擴張國家的威風，後者渲泄團夥的委瑣。前者充斥奇觀、神秘、權力，後者則匯集陰險，陰謀，陰暗，並浸透著刻毒和殘忍。
美國學者瓦裏納斯在他的書評結尾說，瑞芬斯丹“就像是個現實版的二流的女性浮士德，給邪惡戴上美麗的麵具，宣稱她一生都活在純潔美麗之中。”而張藝謀則是給暴君戴上英雄的麵具，讓十四億中國人都活在“十麵埋伏”的“英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