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亂想
無意名利權色，隻想弄明白些道道
孫關宏：政治學研究不能媚上
2015-09-25
“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你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也可以自己有所創新。最重要的是研究的過程和結論要有科學的依據，要講真實，講真相，決不能造假、武斷，這是科學性的起碼要求，也是最終的要求。”9月19日，在華東政法大學舉辦的“第十屆中國青年政治學者論壇”上，80歲高齡的複旦大學教授孫關宏在對青年政治學者的寄語中如是講到。在孫關宏看來，從根本上說學術與做人是統一的。學術上講科學性，真實性，追求真理，同時也是對做人的要求。做人要人格高尚，心底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
孫關宏在演講中指出，目前，政治學界有一種亂象，即有人不是從科學性出發，而是從唯上、媚上出發。如不加分析地提出所謂“中國民本主義比西方的民主好”，還有人說民主就是要有組織領導，這樣有序，西方民主太自由，容易混亂。這些話看似符合主流，但有什麽科學性？有的話甚至就像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臣子講給皇帝聽的，連常識也不顧了。
以下是孫關宏教授的演講實錄（發表時有刪節），經演講人審訂並授權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刊發：
中國政治學從上世紀80年代恢複和重建以來，在教學、科研、應用，特別是在人才培養等領域，取得了重大的曆史性進步。上世紀80年代初期，胡喬木說尋找政治學人才就像尋找石油一樣。所以，當時培養人才是學界最重要的任務。三十幾年來，從全國來看，可以說是人才輩出，學者如林。如果從我們這一代算起，現在應該是第三代、第四代了。今天在座的是青年學者的傑出代表，看到大家意氣風發，年輕有為，我們的政治學事業興旺發達、後繼有人，感到由衷地高興和欣慰。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我今天主要以長者的身份對你們提幾點希望或想法，不一定對，供你們參考。主要講三個問題：
第一，在理論模式上，處理好中國特色與世界文明之間的關係。
現在國內還是有不少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在研究中國問題，例如研究中國的公民身份、公民社會問題，公民權利和維權問題，維權和維穩的關係問題，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和選舉問題，公共事件問題，反腐問題，治理現代化問題……還有中國的政治史問題等，我說的肯定不全麵，隻作舉例而已。
研究學問無非一個是要掌握充分的資料，一個是運用什麽樣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研究這些資料，而且為何取得充分的實證資料，還有一個方法問題。這就要借鑒國外的經驗，現在通常首選是美國。美國的政治學應該是世界最先進的，新的理論和方法層出不窮。這方麵在座的各位比我清楚，我現在老了，孤陋寡聞。但我記得我國政治學三十幾年所取得的成就得益於學習和借鑒美國的政治學。阿爾蒙德、達爾、伊斯頓、亨廷頓等一大批著名學者及其他們的著作，可以說影響和培育了一大批中國政治學者。
當然，科學是沒有國界的，美國政治學屬於全世界，歐洲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學也屬於全世界，中國政治學隻要遵循科學原則，也應該屬於全世界。
中國這個30多年以來發展很快，有成就，有經驗，這是好事，學者根據科學原理和客觀實際，全麵研究中國的經驗，包括存在的問題，完全是可以的，也是應該的。對於成績和問題，都要實事求是，既不能回避，也不能誇大。但是現在有一種傾向性問題，無限誇大某些方麵，掩蓋另一些方麵，並且把它和世界文明對立起來，這就不免離譜了。
其實，我們冷靜地看，三十幾年來的成就主要在經濟上，這和我們承認市場經濟，注意發揮市場經濟作用有關，也和我們積極加入WTO、融入世界經濟體係有關。這裏麵就包含了國際經驗，包含了世界文明的內容。同時也要注意，我們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例如廉價勞動力、廉價資源、資源的過度開發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破壞和環境汙染，使得我們的發展模式如果不轉型就很難可持續。
當然，有成就應當充分肯定，但不能驕傲自滿。何況，三十幾年來，我們存在的問題也不少。例如，分配製度不公，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嚴重，官場腐敗加重，治理不善，法治不彰，等等。照理我們應該深刻反思我們的發展模式，肯定成績，發現問題，借鑒國外經驗，以利進一步發展，而不是文過飾非，大吹大擂，並且抵製世界文明。
大家知道，西方不完全是一個地理概念，已經演變成一個政治概念，或者說成了地理因素加上更多的文明因素的綜合性概念。所謂稱得上是西方民主國家的究竟有多少？我現在手頭上沒有比較權威的統計資料。我記得亨廷頓在《第三波》中統計過，第三波後約有70個民主國家，但我最近沒有查到，而且從那時到現在，又有不少變化。我最近在網上看到一個資料，看起來還比較嚴謹的。裏麵說完全民主和部分民主的國家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歐、拉丁美洲，共47個，加上澳洲的澳大利亞、新西蘭，亞洲的印度、日本、韓國約50幾個。混合政權的約100個，獨裁政權主要在中東和北非，約20個。（以上數據是在全世界167個國家中分析得來的）可見民主國家遍布世界五大洲。因此，說它是“地方性知識”說得過去嗎？大家研究比較政治學，比較研究的起碼要求就是可比性。將中國一個國家和全球幾十個國家相比，這有可比性嗎？這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之一，又是國際人權宣言和國際人權公約的參加國之一。既然如此，我們實際上也就以國家的名義，承認了上述國際公約作出的關於“自由、平等、人權、正義”等等具有普世性的價值。
還有，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後，許多中國共產黨人，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在多種場合表示讚賞和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念，還莊嚴承諾中國革命勝利以後，中國共產黨一定給中國人民民主和自由。但我們有些學者完全不顧這樣的曆史，一味地排斥西方的民主，甚至也排斥一般意義上的民主。
我認為，中國學界的這股歪風，不僅是對上世紀4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思想的倒退，也是對一百多前滿清王朝後期先進的中國人，如林則徐、魏源、鄭觀應、嚴複等人思想的倒退。他們當時看到了中國的落後，認為隻有放眼世界，學習西方的文明，中國才有希望。
現在倒是有一批我們黨的老幹部和老學者頭腦清醒，看到我們的問題所在和應該前進的方向，也敢講真話。如周有光老先生就說，中國總有一天要走入世界文明大道，他說世界就像一個運動場，裏麵有許多跑道，有共同的競技規則，看誰跑得快，但你不能離開跑道自己亂跑。人家不承認你的，你終究要到跑道中來。他還說我們不要從中國看世界，而要從世界看中國。
第二，在遵循原則上，處理好為現實服務和科學性的關係。
在這個問題上，政治學界的前輩趙寶煦先生有段話很精辟：“中國政治學必須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政治學隻能靠堅持自己的科學性來為現實服務。如果隻知唯上唯書，不能擺脫現實政治的幹擾，甘做氫氣球隨風轉，則它本身就便成為偽科學。用偽科學來服務於現實政治，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大幫倒忙。”趙寶煦先生這裏說的是強調政治學者在為現實服務時要堅持政治學的科學性。科學性首先要講究真實性，一切從實際出發。
我前麵說過，現在我們大批學者在做中國問題的實證研究時是堅持這樣做的，他們對自己的專題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掌握了詳細的第一手資料，同時運用了科學原理和科學的方法。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你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也可以自己有所創新。最重要的是你的研究過程和結論要有科學的依據，要講真實，講真相，決不能造假，這是科學性的起碼要求，也是最終的要求。
例如，有人研究我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身份構成發現我國人大代表中90%以上都是官員、管理層或社會精英，社會底層民眾隻占很少比例，這樣的學術研究對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國的人大製度具有參考價值。有人從公民權理論研究職業健康問題，以工人塵肺病為分析對象，這個角度很好，對我國職業病治理和公民權推進很有現實價值。有人用政治社會化理論研究農民工子女的身份生產，這涉及到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重要問題。有人研究公民身份問題，這是我國政治發展中的基礎性問題，如何從臣民到公民，從傳統社會到公民社會，是我國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必經之路。
我手上有一本《上海青年政治學年度報告（2014）》裏麵就有幾篇研究綜述，為國家建設研究綜述，政黨政治研究綜述，社會管理研究綜述，政治改革研究綜述，民主化研究綜述，群體性事件研究綜述，還有研究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這裏麵有許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我現在信息不靈通，掌握的資料很有限，隻是舉幾個例子，說明政治學的科學性對研究我國現實問題是很有價值的。
前麵說了，政治學界有一種亂象，即有人不是從科學性出發，而是從唯上、媚上出發。提出所謂“中國民本主義比西方的民主好”，還有人說民主就是要有組織領導，這樣有序，西方民主太自由，容易混亂。這些話有什麽科學性？就像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臣子講給皇帝聽的，連常識也不顧了。什麽叫民本？民本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民為邦本”的意思。“本”是統治基礎，是被統治地位，統治者是君主，是皇帝。皇帝是作主的，他能為民作主，就算是明君了。這和現代化的“民主”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是對立的。民主是主權在民，人民當家作主。我們的大教授怎麽連這一點常識性的東西都弄不清楚，究竟是怎麽回事？
有人說“中國式民主是好東西”，我覺得應該慎提“中國式民主”這個概念，我甚至認為這是偽命題，是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中國的民主還在建設之中，還在發展之中，何來就有了個中國式民主的呢？這不就意味著我國的民主已經建成了嗎？事實上鄧小平就說了，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就愈發展，說明我們的民主還在過程之中，應該說起步還很晚，成效還不彰顯。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寫了兩厚本《論美國的民主》。美國民主很有特色，但托克維爾沒有說美國式民主，而是說美國的民主。並且由外國人來寫，更加客觀。中國民主如果有特色，最好由外國人來寫，這樣比較客觀。我們又拿不出多少科學資料，僅用一兩篇文章就來提出那麽大一個論題，完全有點輕率。上海的《探索與爭鳴》雜誌專門就這個問題舉行了學術討論，本人也寫了一篇小文章，比較婉轉，說慎提“中國式民主”。我現在說的是就事論事，不針對具體的人。大家是同行，是很友好的朋友。
現在學界還有一股風，就是批判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民主製度。有人專門著文論證西方國家民主在衰落，甚至全球民主在衰落，以反襯中國式民主或中國式不民主在興起，口氣頗為幸災樂禍。甚至有個別做學問比較嚴謹的學者也參與其中。這個問題很大，需要做專題研究，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講清楚的。但我總覺得，這種態度反映的心態似乎有問題，就類似於一個沒有多少錢的人看到一個有錢人遭致了什麽不幸然後幸災樂禍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種意義上，民主長期以來還是一個貶義詞。亞裏士多德把平民政體看成暴民政體。美國18世紀的思想家，不大用民主概念，而是用立憲概念。到20世紀熊皮特提出精英民主理論後（把民主看成一種方法，一種程序，一種少數人經過多數人的同意而取得政治決定權的製度安排），民主才逐漸成為正麵的概念。即使如此，到上世紀60、70年代，亨廷頓等人還寫了《民主的危機》一書，總是對民主有所擔心。到第三次民主浪潮，特別是蘇東民主轉型後，西方學者才對民主充滿了信心，民主一詞進一步熱起來。
亨廷頓在《第三波》中把20世紀民主的發展概括為三次高潮，而每一次高潮後，都有一次民主的回落。他們並沒有把民主製度說成是十全十美的，而是看到其中不足的地方。他們隻是認為在現存的世界政治製度中，民主是最好的製度。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學者說的那些話，並沒有多少新鮮的地方，而是早在一些西方學者的預料之中。任何事物都是在波浪式前進的，在一個時期民主的衰落並不說明民主的永遠衰落，而可能是為下一次新的民主浪潮準備條件。而且，它更不能由此說明，我們就理所當然不去發展民主，就不去推進民主化的進程。有的學者研究民主的崩潰，但並不是說明民主沒有前途，而是為了探索更好地向民主轉型並取得成功。
我覺得在民主的討論中，福山的態度比較理性，他也指出了西方民主存在的諸多問題，但他並沒有否定世界民主發展的大趨勢，對主要的民主國家基本上還是肯定的。
第三，在價值取向上，處理好學術性與思想性的關係。
我很讚成王元化的觀點。“學術和思想應是分不開的。我不認為學術和思想必將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學術，學術也可以深化思想。不可想象，沒有以學術作為內容的思想，將成為怎樣的一種思想，而沒有思想的學術，這種學術有什麽價值？”
學術研究的學術性和思想性應該是統一的。
什麽是學術性？我想大家很熟悉，研究一個問題要有依據，研究對象的客觀性，最好由充分的材料、數據。還要有理論依據、理論預設、引經據典，用什麽研究方法，有一番邏輯論證，最後才得出結論。
什麽是思想性？比較難說。例如，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是什麽（來自哪裏），為什麽要研究這個問題，是為了解決什麽問題，說明什麽問題，或為了使某一問題朝什麽方向發展。總的說，是學術研究的一種價值追求，思想追求。
一般說，任何學術研究都有要表達的思想，純學術研究是很少的，甚至是沒有的。那麽我這裏說的兩者要結合起來，主要是說，這個思想是你自己的思想，是你自己經過研究而得出的科學結論，而不是你去論證別人的結論，而這種論證又不符合科學要求，是一種片麵的，誇大其詞，甚至是胡編亂造的。就像我前麵所列舉的一些學術亂象，那裏的結論，談不上思想，不是嚴肅的，經不起推敲的，可能是為了迎合上麵而寫的。我認為這樣的學術態度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學者所不可取的。
社會科學是應當有一種精神的，民國時期，人文社科學界以北大為代表的崇尚“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其實就是一種精神。特別是政治學，更應該有一種對人的生存狀況的終極關懷的精神。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說：“世上一切學問（知識）和技術，其終極（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學術本是一切學術中最重要的學術，其終極（目的）政治為大家所最重視的善德，也就是人間的至善。”亞氏這裏講得很清楚，政治學是最重視人類如何能過上最好的最善的生活，最有道德情操的生活。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對人的自由、平等、人權、正義的追求可以說是一直貫穿和繼承了亞裏士多德所說的“至善”精神。
政治學者所追求的學術精神使我想起了美國政治學家詹姆斯W.西瑟寫的《自由民主與政治學》中說的，他說自由民主政體的第一個哲學家是托克維爾。他說托爾維爾認為，新的世界需要一種新的政治學。他的書所作的努力不僅在於創造這一政治學，而且還在於把這一政治學作為現代社會的一種事業加以展示。所以，西瑟認為，要把政治學作為自由民主政體中的一項社會事業來看待。他說：“自由民主是大多數政治學家的歸宿，大多數政治學家將自由民主（或它的一部分）作為其終身工作的重點”。政治學既然是一種事業，就不僅僅是一種謀生手段，而要有一種精神，一種追求，一種思想境界。
我認為托克維爾和西瑟所說的對我們是有啟示意義的。
中國政治學的恢複和重建是開始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宗旨應當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理論和學術的支撐。改革開放的目標是什麽？是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民主、法治、文明和富強的現代化國家。或者說要實現偉大的民族複興的中國夢。我們現在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都在朝這個夢前進，也可以說我們正走向世界文明，融入世界文明。
在中華民族這一偉大曆程中，如果政治學能夠盡微薄之力，也算盡到了一點責任，也是政治學者的光榮，是政治學者的精神追求、思想追求、事業追求。當然，對學者來說，主要是做學術，思想上也不要苛求，隻是不要“幫倒忙”。“幫倒忙”是對政治學的忘本，也背離了政治學的宗旨。
說文章的學術性和思想性，說到底是學術與做人的關係，所謂文為其人。從根本上說學術與做人是統一的。學術上講科學性，真實性，追求真理，同時也是對做人的要求。做人要人格高尚，心底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
河南大學有兩句校訓非常好，在我國高校中是可以排上名的，叫：“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語出《大學》中的第一句話。意思是要弘揚人好的德性，使民變新，立於至善的境界。這是我國傳統文化中對做人的經典性要求。這和亞裏士多德說的善德、至善，應該是一致的。我想要明德起碼的要求是講真話。當然，完全講真話，可能有困難，但要盡量講真話。不要明知是假話，還要把它論證成真的，用假話去蒙騙群眾。要把名利看得淡一些，不要為名利而附炎趨勢，喪失人格。
我們過去一些老學者，如梁漱溟、馬寅初、梁思成、吳祖光、黃萬裏、李慎之等，那種堅持真理、剛正不阿、不畏權勢的精神，值得人們學習。像李慎之，他寧願不要副部長的級別和教授的職稱，一心宣傳自由民主思想，耐心做民眾的啟蒙工作，令人感佩。有不少學者認為他是我國建國以後的自由主義思想家，這是當之無愧的。這使我想起民國時期的自由主義思想家胡適。謝泳對胡適的評價很高，說他不僅是學術界的代表，還是中國道德的代表，說他是一個沒有排斥性的人，一生中朋友很多，他認為做學問要去不疑處有疑，而做人卻要在有疑處不疑。這是何等境界！他有一段很重要（經典）的話：“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段話說的鏗鏘有力，擲地有聲。胡適這裏說的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是政治學中最基本的理論問題之一，也是中國政治學者最關心的問題。……因為自由，既與我們的學術有關，也與我們做人的人格有關。本人在這方麵也做得很不夠，提出來和大家共勉。
也不知現在他還敢不敢，能不能，這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