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亂想
無意名利權色，隻想弄明白些道道
任不寐：愛國賊批判
“愛國賊”一詞的橫空出世，極大的豐富了對專製極權主義予以批判的話語體係，在它尚未出現之前，“愛國”成為了剝奪國人精神獨立與言論自由的一條鎖鏈，也成為迫害國人中最優秀的思想解放先驅的牢籠。在“愛國主義”的大旗下，任何異見的表達都被粗暴地貼上了“賣國賊”的標簽，久而久之，這個國家就變成了噤若寒蟬、鴉雀無聲、毫無生氣的國度，而任何卑鄙、下流、野蠻、反人性、反文明、滅絕天良的暴行都可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自從“愛國賊”一詞誕生後，情況有了極大的改變，君不見近年來，受蠱惑與被操縱的反日浪潮再也風光不起來了。然而，人們或許不知道“愛國賊”一詞究竟是哪位高人貢獻出來的，任不寐，請大家記住這個獨立學者與虔誠的基督徒。
相對於“賣國賊”而言，中國還盛產另外一種茂密的莊稼：“愛國賊”。什麽是“愛國賊”呢？愛國賊就是通過攻擊性的愛國表演來養家糊口，並以此謀取各種利益的精明人。愛國賊是一種寄生蟲。由於它不可能獨立生長，就必須靠寄生過活。由於它找不到寄生物，它就依靠大義名分為寄托，並通過文學抒情來說明這種象征性寄生的真實性與合法性。
更具體地說，對於愛國賊來說，“愛國”並不是、或首先不是一種情感需要，而是一種個人謀生的策略。為什麽中國盛產此物，或發生這種謀食之道？這的確和“國情”有關。在一個災民社會，政治權力控製了全部社會資源。人們的經濟生活隻有通過同權力體係發生交易關係才能維持，並可能獲得某種程度的回報。也就是說，在中國，首先，政治生活就是經濟生活（權力體係的形成與運轉過程，即資源的壟斷過程和占用過程），然後，一切經濟生活就是政治生活（公共領域的消滅過程，即社會成員與權力體係發生交易的過程）。
當然，這種“自由貿易”並不僅僅表現為權力邊緣人向權力人出賣“愛國勞動”這一種交易形式。但顯然，這是一種特別重要的“政治-經濟”存在方式。那麽為什麽權力體係存在這種“愛國需求”呢？這顯然也同中國政治的獨特生存境遇有關。
◆第一、搶劫是中國權力產生的基礎和目的。但正如洛克所說的，搶劫並不構成政治的合法性。那麽，這個綠林集團必須虛構一種政治 合法性。顯然，愛國等大義名分是最合適的政治遮羞布。
◆第二，這種虛構政治合法性的過程，有一定的曆史事實為根據，即中國是一個在古代為胡、近代為夷所侵擾的災民社會，愛國因而在中國具有獨一無二的生存正義性。
◆第三、搶劫體製必然產生敵人意識這種意識形態，並依靠這種意識形態維持搶劫體製的存續。而最可能激發群眾的敵人意識的政治行動，也即成本最低的政治集權行動，就是尋找和確定“賣國賊”。
第三點非常重要。以往論者往往隻是揭露、確定“賣國賊”的政治行動是搶劫體製的政治陰謀，是集權動機利用了民眾的病態的愛國情緒。事實上，這僅僅是對在朝的愛國賊的揭露，卻忽視了在野的“愛國賊”的存在。對於這些“愛國群眾”來說，他們同樣利用了當權愛國賊的權力，並同時在利用其他賤民的“愛國熱情”。
為什麽要譴責這種特殊的經濟行動？因為，愛國賊即暴政。愛國賊必須通過攻擊他人是賣國賊才能證明自身可資利用的“交換價值”。也就是說，隻有對他人實施人身攻擊和政治迫害，他才能生存。因此，愛國賊本身就是惡。愛國賊的愛國行動本身，就是對基本人權的粗暴侵犯。不僅如此，由於自恃有大義名分的庇佑，愛國賊暴政更難以揭露，更肆無忌憚。事實上，中國幾千年，特別是近百年的政治暴政，就是愛國賊暴政。為了資源壟斷和爭取加入搶劫體製這種經濟目的，愛國賊在政治上製造了無窮冤獄，在精神世界幾乎剿滅了一切問題意識。100年的改革史，就是100年的民族良知被愛國賊迫害的曆史。
愛國賊其真愛國乎？愛國不過是他的謀食之道。當然不排除愛國賊的“愛國真誠”。隻不過這種真誠更多是“自己把自己感動了”的那種神經錯亂罷了。有別於這種經濟愛國賊的是愛國者。但愛國者也仍然不是和平時代的英雄。對於曆史上的愛國者來說，我也不大敢恭維。抵抗侵略是為了抵抗外國政權對中國公民個人的侵略，結果卻重新建立了中國政權對中國公民個人的侵略。這種愛國壯舉犧牲了那麽多生命，卻導致了完全一樣的結果（我們判斷曆史的角度是從受害者的角度，而不是從施害者的角度），因此不配享受如此高的榮譽。我並不否定抵抗外辱的正義性（因為我反對任何暴政），隻不過對於恢複內辱的這種愛國戰爭，我們沒有必要奉若神明。
我從來不認為“國”本身有什麽價值，“愛國”是什麽最高的政治目標。你有“愛國”的自由，我也有不愛國的自由。一些朋友可能因為對愛國賊暴政（語言暴政和“鐵拳”暴政）的恐懼，往往刻意強調自己是否定的愛國主義者，是被冤枉的更深刻的愛國主義者，隻不過自己的“愛”是通過“哀其不幸、恨其不爭”來表現的罷了。這種辯護可能是真誠的，但遠遠不是自由的。或者說，這種否定的愛國主義者還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因為，對於後者來說，個人價值是唯一真實的，個體價值永遠是至上的。這種“自由的內疚”也許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獨一無二的心理病痛。
我們在歐、美民族和俄羅斯民族的知識份子那裏，經常看到他們對本民族文化徹底的譴責，但卻很少發現這種“自由的內疚”。茉莉女士寫了一篇很有見解、也很有意思的文章：《賣國賊──曆史上大寫的人》。這種辯護實際上揭示出了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獨特的困境：一方麵確認個人價值之上，另一方麵卻總要為愛國賊辯論，而這種辯論往往又是爭論誰更愛國、誰真正愛國。也許，對於外國思想者來說，這種辯護根本是沒有必要的。但對於中國思想者來說，“自由主義的愛國”卻成了一個擺脫不掉的、充滿悖論的話題。
因此，盡管我不完全讚同趙無眠先生的觀點，但我對他充滿了敬意。他比我要有勇氣。而且他所進行的研究工作真正開起了一種誠實的學術事業。我們距離基本的誠實實在太遠了。在這一點上，也許很多朋友和我一樣都有過相類似的念頭。但他比我們更多勇氣，也研究得更深刻。他的一些論點之所以驚世駭俗，也說明了對於這個不可救藥的民族、在這個愛國賊專政的國家，捍衛常識有多難。
前不久，在北京，一些朋友激烈批評我關於台海局勢的看法。奇怪的是，在這些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朋友的臉上，同樣可以看到愛國賊的表情：他們同樣具有一聽到台灣獨立就打算摸槍的愛國激情。我近來常常反省，也許，作為中國人，靈魂深處都深受愛國賊的影響。或者說，從本質上，我們都是一個姿勢不同的愛國賊：從“宏大敘事”到“思想隨筆”，從激進民族主義左派到否定的愛國主義右派，從本體論到方法論，“國”象艾滋病一樣潛移默化地毒害了我們的靈魂。這是中國精神的巴士底獄，我們靈魂的巴士底獄。
當我意識到自己也可能是一個愛國賊的時候，我唯一的祈禱是，這種民族絕症不要通過我來汙染人類精神的天空。但我知道，如果這一代學人不終結這種靈魂自戕，就將被這種靈魂自戕所終結。尼采說：“我要把自己吹熄，以免燃盡”。對於我來講，也許對於更多的朋友來講，這個命題是：“我要把自己燃盡，以免被吹熄”。
我也從來不認為“國”本身有什麽價值，“愛國”有什麽必要或崇高。國家不過是人們讓渡了部分自己天賦的權利，以換取社會的秩序和大眾的安全。就像大家花錢雇個保安公司一樣。保安公司有它存在的價值，但我絕不會無條件地去愛一個保安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