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亂想
無意名利權色，隻想弄明白些道道
正文
話說當年“偉人”駕崩時，我上高一。
不久以後，就宣布恢複高考了。
在這之前的N多年，農村人唯一能夠跳出農門，換個城市戶口的途徑，就是當兵後提幹。對農村人來說，弄個城市戶口，好比登天。
這恢複高考的政策宣布後，我上高二了。就要畢業。但我和我家，對高考好像無動於衷。
我的父親，雖然隻上了三年學，卻因為會打算盤，又寫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從16歲起，就做大隊會計。20歲左右當大隊長。幾年後又兼任大隊書記。不過，這就是他最高的官位了。當了十多年的大隊長和大隊書記後，在我上初中時，被公社裏派去縣裏的化肥廠，負責我們公社在化肥廠做包裝合同工的30多位老鄉。這，說起來是縣裏對我們這個貧困公社的照顧。其實，那活太苦太累又臭氣衝天。也隻有像我們那樣的窮地方，才有人願意去幹這種活，而且大家都還爭著去。隻有當過小隊長的，或家裏特別貧困的，才能爭到這個工作。為了爭取這些農民工的最基本權利，父親曾領著這些人罷工。像他這樣不知道討好上麵的幹部，是沒有官途的。
我的母親，聰慧又爭強好勝。當年，她是我們生產隊裏連續幾年拿公分最高的社員。讓我從小就覺得，母親高大強壯無比。其實，母親身高不過1.6米吧。如今的她，那麽矮小，因年輕時的勞累而滿身是病。
那高考的消息，為什麽我會無動於衷呢？因為，我壓根就沒聽說過什麽“大學”，也從來沒想過這“大學”和我有什麽關係。像上大學這樣的好事，反正也輪不到咱。
那時我們的高中老師，很多是從城裏或大學裏下放來的。粉碎“四人幫”恢複高考後，他們個個精神振奮，人人努力，全心全意，為考生著想。
首先，他們在課堂上對學生的要求嚴了起來。以前大家都是混日子。現在，他們好像有目標有奔頭了。可大部分學生不明白。因為他們和我一樣，覺得大學遙不可及。
也是。我們整個公社，77年幾百人去趕考，也就一個人考上了中專。好多教我們的代課老師，也沒考上。可想而知，我們這些學生對高考的自信心了。
學生們混日子，可把老師們急壞了。在一堂語文課上，我們的劉老師要我們背誦辛棄疾的“京口北固亭懷古”。被叫起來背的，都是平時班上的好學生。可沒人能背。整個班50多人，差不多全站在那。老師氣得滿臉通紅。我一看，大事不妙。就舉手，自告奮勇站起來，背了。
從此，劉老師對我刮目相看。
離78年高考還有幾個月，老師們又開辦了晚自修補習班。老師們自己出錢，在教室裏點個大大的煤氣燈。學生們隻要願意去，老師們都歡迎。還不用交一分錢。
劉老師也要求我參加晚自修。我自己心裏沒底，征求母親的意見。母親說，家裏這麽多活，哪裏有時間去自修。也是，那時，母親一天到晚在地裏勞作掙工分。家裏做飯，洗衣，打豬草，喂豬，洗碗洗鍋什麽的，都得我和我弟弟妹妹們做。
於是，我沒去。
一個月明星稀，蛙聲四起的夜晚，劉老師要我帶他去我們家，做母親的工作。從學校到我家，也就300米路吧。路上，劉老師說，你不僅要爭取考上大學，還要考上清華北大。我蒙蒙的，心裏說，什麽青蛙田雞的，能給我換個城市戶口就好 （我們家鄉話裏，清華和青蛙發音完全一樣）。
劉老師在我母親麵前把我大大地誇獎了一番，說我是我們350多個畢業生裏唯一有希望考上大學的。母親也就同意我晚上去參加補習班。
之後的兩個月裏，我的各科成績突飛猛進。在縣裏的幾次模擬考試中，我每門課的成績都比各科的第二名高20分左右（英語除外，當年高考不算分的，所以不浪費時間）。
這下熱鬧了。學校裏大會小會，我被樹成了典型。什麽樣的刻苦學習的故事都編出來了。校長也信誓旦旦地在大會小會上說，我是我們畢業生裏最有希望考上大學的，我們公社今年一定會有零的突破。
當這“零的突破”的希望全都放在我身上時，他們突然發現，我，這個“唯一的希望”，居然還不是團員！
學校有些不好意思。
學校團委書記巢老師來找我，要我寫一份入團申請書。
巢老師新近師範畢業（應該是工農兵學員），人高馬大，梳著分頭，不拘言笑，一臉的嚴肅正經。他弟弟和我是同班同學。
我說，我寫過了。不重寫。
他說，可是找不到你的申請書啊。
我說，那一定是你們搬家的時候搬丟了。我們學校剛剛從2裏之外的村莊搬到我們的鄰村。
他要我補寫一個。我就是不寫。
因為，我曾暗暗下過決心，“有你們這樣的人在團裏，我就不入團”。
那，還是初中的事。
以前說過，小學5年級時的林彪事件，讓我對偉大領袖，政府官員，和老師，以及共產主義什麽的，產生了懷疑，甚至不屑。其實，更早些，昨天批判“劉少奇的讀書無用論”，今天又批判“劉少奇的讀書做官論”，已經讓我覺得政府和老師咋就像小孩一樣，反手覆手，毫無定性。我看不起這樣的人。
到初中時，老師要我們放學後去上團課（那時我是班長），爭取入團。一來我放學後有很多家務要做，哪裏有時間？二來實在不想入團。於是，我每次都逃團課。
久而久之，團委對我也不感興趣了。
後來，幾個學習成績平平常常的同學入團了。同學們中的傳言是，他們放學後去給老師倒尿壺洗馬桶。
我就暗下決心，有你們這樣的人在團裏，我就不入團。
所以，到高中快畢業了，也沒寫過申請書，當然也沒入團。
可現在，書記讓我再寫申請書，我的倔脾氣又來了。就不寫。反正是你們讓我入的，又不是我想入。
書記也沒轍。就說好吧，就當你是寫過的。填表吧。
於是就填表。然後就等公社團委批了。
一天下午，巢書記把我和其他7,8個同學叫去開會，說公社團委的批複下來了，要我們輪流表態。
於是，我們就開始表態。“如果我這次被批準入團了，我一定戒驕戒躁；如果這次沒被批準，我也不氣餒，要加倍努力”等等。每個人都說的一模一樣的。
輪到我表態時，正好這巢書記去辦公室拿什麽東西。我就說，“大家說的一模一樣，拿個錄音機錄下來，放放就好”。還沒說完，巢書記回來了。
然後宣布公社團委的批複。前麵的都被批準同意了。每個人都很激動的樣子。我是最後一個。沒批準。
這下，我可下不來台了。這一批的，就我是高二的。其他的，有很多是初中的小弟弟小妹妹。大家也都認識。這不是拿我出醜嗎？
巢書記非常嚴肅地說，你到我辦公室來一趟。
在辦公室，巢書記端坐在辦公桌後，冷冷地說，公社團委沒批準，因為你不誠實。
為什麽？我有些氣憤。我曆來最討厭的就是不誠實。
“你家在小河一帶有沒有親戚？”
我想了想，從來沒聽說過那裏有我們什麽親戚（小河離我們家約5公裏）。就說沒有。
“那你回去，好好問問你的父母”。
這鬧得。於是趕快回去問母親。母親說，小河那邊從來沒有過親戚啊。
於是，第二天我去和巢書記說，問過我母親，小河那邊我們沒親戚。
但巢書記不信。
這，事態嚴重了。不入團不要緊，對組織撒謊，可不得了。肯定有人在背後搞鬼了（文化大革命把村裏人全都搞成了派別重重，互相明爭暗鬥）。
於是，趕快托人給在縣化肥廠工作的父親捎信。
父親回來問明情況後，就去公社團委打聽。
因為公社的辦公地點就在我們大隊。父親又是大隊長又是書記的幹了十幾年，公社的大小官員他都熟悉。
下午，父親回來了。一副又好氣又好笑的樣子。
他說，公社團委的一幫人在審批我的申請時，突然一個團委委員說，這個XXX不誠實啊。他把他家表現好的親戚，什麽小學校長的舅舅，上海當工人的姨夫，都寫上了。為什麽他另一個吃官司的舅舅，就是那個蔡XX，就沒寫上？
這個委員這麽一說，其他人也附和，說是啊是啊，為什麽沒寫上呢？不誠實。
以前，我唯一的舅舅在我們中心校當過校長。我上中學起，他就病休在家了。他姓蔡。正好學校裏有一個也姓蔡的老師，家住小河，因為調戲女老師而吃官司了。
父親告訴他們，那個姓蔡的，和我們根本不搭界。我的親舅舅就隻有一個，是我們同村的。
我聽後，也隻能哭笑不得。姓蔡的都是我舅舅啊？那那個蔡暢（好像是當時的人大副委員長什麽的）是不是我姨媽啊？
就是這樣一幫弱智，就是這麽個荒唐的程序，卻要決定誰是先進分子，誰是落後分子，誰有前途，誰隻能啃泥土。
後來，在高考前幾個星期，我入團了。
隻是可惜，78年，我們那個公社仍然沒能實現“零的突破”。350多個應屆生裏，我是唯一一個過了體檢線的 （326分）但沒被錄取。倒是有兩個教我的代課老師，考上了大專。
一年以後，我以我們公社的最高分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名校。
按我老爸的說法，入團的出師不利，是我對政治生命和組織不感興趣的原因。其實，這個經曆，隻是加深了我對那個組織由來已久的厭惡而已。
不久以後，就宣布恢複高考了。
在這之前的N多年，農村人唯一能夠跳出農門，換個城市戶口的途徑，就是當兵後提幹。對農村人來說，弄個城市戶口，好比登天。
這恢複高考的政策宣布後，我上高二了。就要畢業。但我和我家，對高考好像無動於衷。
我的父親，雖然隻上了三年學，卻因為會打算盤，又寫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從16歲起，就做大隊會計。20歲左右當大隊長。幾年後又兼任大隊書記。不過，這就是他最高的官位了。當了十多年的大隊長和大隊書記後，在我上初中時，被公社裏派去縣裏的化肥廠，負責我們公社在化肥廠做包裝合同工的30多位老鄉。這，說起來是縣裏對我們這個貧困公社的照顧。其實，那活太苦太累又臭氣衝天。也隻有像我們那樣的窮地方，才有人願意去幹這種活，而且大家都還爭著去。隻有當過小隊長的，或家裏特別貧困的，才能爭到這個工作。為了爭取這些農民工的最基本權利，父親曾領著這些人罷工。像他這樣不知道討好上麵的幹部，是沒有官途的。
我的母親，聰慧又爭強好勝。當年，她是我們生產隊裏連續幾年拿公分最高的社員。讓我從小就覺得，母親高大強壯無比。其實，母親身高不過1.6米吧。如今的她，那麽矮小，因年輕時的勞累而滿身是病。
那高考的消息，為什麽我會無動於衷呢？因為，我壓根就沒聽說過什麽“大學”，也從來沒想過這“大學”和我有什麽關係。像上大學這樣的好事，反正也輪不到咱。
那時我們的高中老師，很多是從城裏或大學裏下放來的。粉碎“四人幫”恢複高考後，他們個個精神振奮，人人努力，全心全意，為考生著想。
首先，他們在課堂上對學生的要求嚴了起來。以前大家都是混日子。現在，他們好像有目標有奔頭了。可大部分學生不明白。因為他們和我一樣，覺得大學遙不可及。
也是。我們整個公社，77年幾百人去趕考，也就一個人考上了中專。好多教我們的代課老師，也沒考上。可想而知，我們這些學生對高考的自信心了。
學生們混日子，可把老師們急壞了。在一堂語文課上，我們的劉老師要我們背誦辛棄疾的“京口北固亭懷古”。被叫起來背的，都是平時班上的好學生。可沒人能背。整個班50多人，差不多全站在那。老師氣得滿臉通紅。我一看，大事不妙。就舉手，自告奮勇站起來，背了。
從此，劉老師對我刮目相看。
離78年高考還有幾個月，老師們又開辦了晚自修補習班。老師們自己出錢，在教室裏點個大大的煤氣燈。學生們隻要願意去，老師們都歡迎。還不用交一分錢。
劉老師也要求我參加晚自修。我自己心裏沒底，征求母親的意見。母親說，家裏這麽多活，哪裏有時間去自修。也是，那時，母親一天到晚在地裏勞作掙工分。家裏做飯，洗衣，打豬草，喂豬，洗碗洗鍋什麽的，都得我和我弟弟妹妹們做。
於是，我沒去。
一個月明星稀，蛙聲四起的夜晚，劉老師要我帶他去我們家，做母親的工作。從學校到我家，也就300米路吧。路上，劉老師說，你不僅要爭取考上大學，還要考上清華北大。我蒙蒙的，心裏說，什麽青蛙田雞的，能給我換個城市戶口就好 （我們家鄉話裏，清華和青蛙發音完全一樣）。
劉老師在我母親麵前把我大大地誇獎了一番，說我是我們350多個畢業生裏唯一有希望考上大學的。母親也就同意我晚上去參加補習班。
之後的兩個月裏，我的各科成績突飛猛進。在縣裏的幾次模擬考試中，我每門課的成績都比各科的第二名高20分左右（英語除外，當年高考不算分的，所以不浪費時間）。
這下熱鬧了。學校裏大會小會，我被樹成了典型。什麽樣的刻苦學習的故事都編出來了。校長也信誓旦旦地在大會小會上說，我是我們畢業生裏最有希望考上大學的，我們公社今年一定會有零的突破。
當這“零的突破”的希望全都放在我身上時，他們突然發現，我，這個“唯一的希望”，居然還不是團員！
學校有些不好意思。
學校團委書記巢老師來找我，要我寫一份入團申請書。
巢老師新近師範畢業（應該是工農兵學員），人高馬大，梳著分頭，不拘言笑，一臉的嚴肅正經。他弟弟和我是同班同學。
我說，我寫過了。不重寫。
他說，可是找不到你的申請書啊。
我說，那一定是你們搬家的時候搬丟了。我們學校剛剛從2裏之外的村莊搬到我們的鄰村。
他要我補寫一個。我就是不寫。
因為，我曾暗暗下過決心，“有你們這樣的人在團裏，我就不入團”。
那，還是初中的事。
以前說過，小學5年級時的林彪事件，讓我對偉大領袖，政府官員，和老師，以及共產主義什麽的，產生了懷疑，甚至不屑。其實，更早些，昨天批判“劉少奇的讀書無用論”，今天又批判“劉少奇的讀書做官論”，已經讓我覺得政府和老師咋就像小孩一樣，反手覆手，毫無定性。我看不起這樣的人。
到初中時，老師要我們放學後去上團課（那時我是班長），爭取入團。一來我放學後有很多家務要做，哪裏有時間？二來實在不想入團。於是，我每次都逃團課。
久而久之，團委對我也不感興趣了。
後來，幾個學習成績平平常常的同學入團了。同學們中的傳言是，他們放學後去給老師倒尿壺洗馬桶。
我就暗下決心，有你們這樣的人在團裏，我就不入團。
所以，到高中快畢業了，也沒寫過申請書，當然也沒入團。
可現在，書記讓我再寫申請書，我的倔脾氣又來了。就不寫。反正是你們讓我入的，又不是我想入。
書記也沒轍。就說好吧，就當你是寫過的。填表吧。
於是就填表。然後就等公社團委批了。
一天下午，巢書記把我和其他7,8個同學叫去開會，說公社團委的批複下來了，要我們輪流表態。
於是，我們就開始表態。“如果我這次被批準入團了，我一定戒驕戒躁；如果這次沒被批準，我也不氣餒，要加倍努力”等等。每個人都說的一模一樣的。
輪到我表態時，正好這巢書記去辦公室拿什麽東西。我就說，“大家說的一模一樣，拿個錄音機錄下來，放放就好”。還沒說完，巢書記回來了。
然後宣布公社團委的批複。前麵的都被批準同意了。每個人都很激動的樣子。我是最後一個。沒批準。
這下，我可下不來台了。這一批的，就我是高二的。其他的，有很多是初中的小弟弟小妹妹。大家也都認識。這不是拿我出醜嗎？
巢書記非常嚴肅地說，你到我辦公室來一趟。
在辦公室，巢書記端坐在辦公桌後，冷冷地說，公社團委沒批準，因為你不誠實。
為什麽？我有些氣憤。我曆來最討厭的就是不誠實。
“你家在小河一帶有沒有親戚？”
我想了想，從來沒聽說過那裏有我們什麽親戚（小河離我們家約5公裏）。就說沒有。
“那你回去，好好問問你的父母”。
這鬧得。於是趕快回去問母親。母親說，小河那邊從來沒有過親戚啊。
於是，第二天我去和巢書記說，問過我母親，小河那邊我們沒親戚。
但巢書記不信。
這，事態嚴重了。不入團不要緊，對組織撒謊，可不得了。肯定有人在背後搞鬼了（文化大革命把村裏人全都搞成了派別重重，互相明爭暗鬥）。
於是，趕快托人給在縣化肥廠工作的父親捎信。
父親回來問明情況後，就去公社團委打聽。
因為公社的辦公地點就在我們大隊。父親又是大隊長又是書記的幹了十幾年，公社的大小官員他都熟悉。
下午，父親回來了。一副又好氣又好笑的樣子。
他說，公社團委的一幫人在審批我的申請時，突然一個團委委員說，這個XXX不誠實啊。他把他家表現好的親戚，什麽小學校長的舅舅，上海當工人的姨夫，都寫上了。為什麽他另一個吃官司的舅舅，就是那個蔡XX，就沒寫上？
這個委員這麽一說，其他人也附和，說是啊是啊，為什麽沒寫上呢？不誠實。
以前，我唯一的舅舅在我們中心校當過校長。我上中學起，他就病休在家了。他姓蔡。正好學校裏有一個也姓蔡的老師，家住小河，因為調戲女老師而吃官司了。
父親告訴他們，那個姓蔡的，和我們根本不搭界。我的親舅舅就隻有一個，是我們同村的。
我聽後，也隻能哭笑不得。姓蔡的都是我舅舅啊？那那個蔡暢（好像是當時的人大副委員長什麽的）是不是我姨媽啊？
就是這樣一幫弱智，就是這麽個荒唐的程序，卻要決定誰是先進分子，誰是落後分子，誰有前途，誰隻能啃泥土。
後來，在高考前幾個星期，我入團了。
隻是可惜，78年，我們那個公社仍然沒能實現“零的突破”。350多個應屆生裏，我是唯一一個過了體檢線的 （326分）但沒被錄取。倒是有兩個教我的代課老師，考上了大專。
一年以後，我以我們公社的最高分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名校。
按我老爸的說法，入團的出師不利，是我對政治生命和組織不感興趣的原因。其實，這個經曆，隻是加深了我對那個組織由來已久的厭惡而已。
很欣賞老鄉的性格和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