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讀農莊
用開花的創意，將司空見慣，變成耳目一新。
美籍華人金安平女士在她的《合肥四姐妹》一書中說，民國合肥名媛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四姐妹，她們的傳奇經曆和驚世才情，都是來源於一種所謂的“合肥精神”。
這個“合肥精神”共有八個字的內含，即“振奮之氣，憂危之懷”，據說是四姐妹的曾祖父，淮軍四大名將之首的張樹聲，在晚清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所創。“振奮之氣”為曾國藩首題，“憂危之懷”，乃金安平女士補充。
我於台北三民書店買得《合肥四姐妹》一書，讀到“合肥精神”一章時，正好趕上要回返大陸公幹，因為那時我在合肥有好幾個市府項目要做，於是，就把這個概念裝進腦子裏，一路“反芻”，回到合肥。
有次給市府幾個職能部門匯報設計方案，休息期間，我特意問了幾位在場的官員：共產黨最愛講精神，這個精神，那個精神一大串，更喜歡談開會振奮精神，酒後打起精神，睡後保養精神，合肥市政府有沒有提倡過什麽精神？合肥精神應該是一種什麽精神？結果沒人回答。
既然共產黨沒有提到過合肥精神，那我就把“振奮之氣，憂危之懷”抖出來跟他們掰了一掰，並且舉了幾個實例。結果也還是無人應和。
後來，我去過肥西劉老圩和聚星鄉參觀，並多次在飯桌上聆聽劉銘傳的嫡係後人介紹祖輩的發跡史和英雄事。巢湖中廟鎮的“淮軍曆史紀念館”和“昭忠祠”，我也去拜謁過。省社科院翁飛等人的專題講座，也聽過不止一次。說實在的，我對“合肥精神”的內含很是欣賞，但對它由張樹聲一人創立的觀點，深表懷疑，對用合肥的地名來命名一種神奇不死精神，頗不以為然。
個人是可以有精神的，個人精神，也確實可以上升為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共同精神，或代表精神，比如說“雷鋒精神”、“尼采精神”。然而，當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名人所創立的精神，尚處於家族或小範圍的時候，稱其為“家風”或“鄉風”，可能更合適一些。
合肥在中共建政以前隻是一個縣。盡管合肥縣經過晚清政壇的群星燦爛後，可以把中國曆史上任何金光閃閃的名縣，如長安、餘姚、臨川、吳縣、蘄春等全部蓋下去，但它畢竟還是一個縣。以一個縣域，而且是一個不起眼的縣域來命名一種精神，顯然會讓這種精神受到削弱，至少在傳播上會因為“名不響”而“走不遠”。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和對比，金安平女士所說的“合肥精神”，其實乃是三國時期的“曹魏精神”。我認為，用“曹魏精神”來代替“合肥精神”，不僅符合“曹兵”與“淮軍”酷似一家的諸多事實，而且可以讓魅力四射、獨步千古的“曹魏精神”得以賡續綿延，當然也更能頌揚晚清產自合肥一帶的張樹聲、劉銘傳、周盛波、潘鼎新等淮軍傑出人物。
由於曾國藩和李鴻章兩人的特殊關係，不少現代史評書作都相信，淮軍繼承了湘軍的傳統，是湘軍的延續、湘軍的再現和湘軍的翻版。但我始終認為，這種說法是“東門樓對不上馬屁股頭”，月朦朧，鳥亦朦朧。且不說曾、李兩位統帥的個性和治軍思想多有差異，就說湘淮兩軍主要將領的能耐、素養以及行事作風和功名成就，那也絕對不可同日而語。
曾大帥雖有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其克己修身和堅韌不拔更是達到了聖人的境界；同治一班中興之臣，或出其門下，或蒙其薦舉，多受其翼托之力；但他亂世講道德，戰場講誠信的君子作風，難免不合時宜，遺怨下屬，更齟齬同僚。王錱的家人暗諷他是小人，左宗棠責他是偽君子，彭玉麟時常不給他麵子，要打要殺，弄得他下不了台，上不了床，這不就是例證嗎？
相比之下，李鴻章雖然在個人修為方麵遠不及老師曾國藩，但他務實、隨性、善於變通，慣於推功讓能，協調關係。他對淮軍子弟也不都是以利犒賞，更多的是以理勸人，以寬容和提攜惠人。他和曾國藩都強調下屬對上司的絕對忠誠，淮軍裏很少出現湘軍的“犯上”、“違令”等將帥不和，他與張樹聲、劉銘傳等淮軍幹將的關係，始終如兄弟和摯友的關係，而湘軍卻做不到。
再來看湘軍和淮軍的主要將領。羅澤南、李續賓、王錱、左宗棠、胡林翼、江忠源、彭玉麟，這些人多數都是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儒將，大知識分子。盡管李鴻章嘲笑左宗棠是“破天荒相公”，可除了他自己是翰林出身，淮軍中還有誰能與湘軍將領匹敵？地位和影響僅次於李鴻章的淮軍二號人物張樹聲，不過就是一個鄉村秀才。劉銘傳幾乎就是一個沒讀過書的浪人、土包子。
不幸的是，湘軍中這些學問大家，敢戰之才，明達足智之士，均於剿滅太平軍的內戰中耗盡銳氣，凋喪英華。他們大多數未能趕上淮軍的好時機，剿撚軍、興海防、辦洋務、出兵朝鮮、收複台灣，為國家做出更大的貢獻。胡林翼甚至一談起洋人洋務便搖手閉目，神情黯然道：“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隻要我們順著曆史的脈絡往上追溯，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振奮之氣，憂危之懷”，乃三國曹公所創。魏主曹操和他的曹家子弟兵，在統一中國北方的數十年奮鬥中，所用正是這種精神。“振奮之氣”，指自己實力遠不如人，但通過自我激勵，自我謀劃，奮勇拚搏，最終卻戰勝了敵人。“憂危之懷”，指社會地位低下，身份微賤，卻有位卑憂國、心懷天下的情操。
合肥與曹魏故裏亳州不遠，淮軍中的大部分子弟，也來自當年曹家軍的所在地區。三國時，魏將張遼和滿寵等，曾在合肥多次擊敗吳軍水師，重創孫權勢力。“曹魏精神”與“合肥精神”的承傳，應該就是這樣完成的。
對比一下曹丞相和李中堂，你會發現他們兩人有很多驚人的相似之處。曹公自信、率真、溫情而有義，幽默曠達而又心憂天下，對下屬從不苛責，從不懷疑，也從不濫殺。人都說曹公奸詐，可他手下卻從未背叛過他。李公才大誌高，閑散灑脫，雖然對外狡黠賴痞，但對內卻恪奉恭友，十分有情有義。你從彈劾李元度一事，便可窺見一斑。
李元度原是曾國藩的部下。當年曾國藩被太平軍打得走投無路，數度想投水自殺，卻都被李元度勸下，所以，他對曾國藩有救命之恩。可是，後來李元度的一些作為讓曾國藩難以容忍，曾就決定懲罰，還命李鴻章寫奏折上表朝廷，要參他一本。而李鴻章卻堅決反對，甚至還威脅說：老師要是彈劾李遠度，那我也不幹了。為此，師生倆鬧翻，李鴻章負氣出走。
張樹聲雖然僅是秀才出身，但他憑借戰功，竟也官至直隸按察使、漕運總督、江蘇巡撫、貴州巡撫、兩廣總督等軍政要職。他在江蘇任內，大力疏通太湖流域水利；在兩廣總督任上，他在廣州辦實學館，首次提出廢除科舉製度的主張；後來他又把“廣東實學館”改為“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的前身。讀一讀張樹聲的臨終遺折，你就能感受到淮軍將領是如何的“振奮”和“憂危”了。
劉銘傳受李鴻章委托，在遠離政治中心，遠離朝廷保守勢力的台灣島，一戰趕走荷蘭殖民者，接著大興土木，開礦山、修鐵路、發電報、創建新式學堂，開啟了台灣官辦近代化建設的先聲。他與鄭成功兩人，是目前台灣藍綠陣營都能接受並紀念的大陸功臣。據說，劉銘傳在聞聽台灣島被割讓給日本後，便氣憤填膺，吐血而亡，足見這位淮軍名將是怎樣的“憂危”之人。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合肥四姐妹中，大姐嫁給戲子，無視當時的社會潮流；二姐巾幗不讓須眉，頗有英雄情懷；三姐與沈從文夫唱婦不隨，時常玩獨立，耍理性，秀幹練；小妹為了守護書法和昆曲藝術，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異地開花，幹脆與洋夫婿私奔了。這與三國時文姬歸漢嫁董祀，曹丕搶了袁熙的老婆甄氏為妾，曹植卻寫《洛神賦》抒發鬱悶，其亂象肆情，何其相似乃爾！
古往今來，真正稱得上了解合肥女人的人，沈從文肯定不是，作家六六老公可能也不是，隻有薑白石算是一個，金安平女士算一個，我算半個。
薑夔曾於公元1190年前後，在合肥的赤闌橋寓居過。期間，他與合肥兩位姐妹花歌女過從甚密，情深意篤，為此他寫過《滿江紅》、《淒涼犯》、《醉吟商小品》、《秋宵吟》等多首詞作，以示紀念。你聽：“衛娘何在，宋玉歸來，兩地暗縈繞。搖落江楓早，嫩約無憑，幽夢又杳。”
不過，發現合肥女人有三國遺風、曹魏精神的，不用問，當然是阿彌陀我。
2016.3.29
可否再寫一篇：合肥精神 vs. 減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