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讀農莊
用開花的創意，將司空見慣，變成耳目一新。
從小學到大學，我當過多年的文體委員，演出過無數場戲，話劇、啞劇、活報劇都曾演過。粉碎四人幫那年，我還因為犯錯，屢教不改，被班主任老師罰去男扮女妝演江青，結果轟動全校，我的處罰也免了。
參加工作後，我覺得編排導演的角色太拘束，化妝配樂的舞台太狹小，遠沒有社會生活的大舞台豐富多彩，所以，再也沒有粉墨登場過。然而，讓我做夢也想不到的是，人到中年，卻要重操舊業，在萬般無奈、極不情願的情況下，去演一出騙人的把戲，為我早逝的弟弟和可憐的弟媳。
2010年8月下旬，三弟因為車禍突然離世，而我於10月1日才回國，既沒能趕上他的葬禮，也沒能幫他料理後事，心裏非常愧疚，所以，一直想找機會彌補。
10月初，三弟媳婦準備帶著女兒回湖南老家，去跟父母一起熬過艱難時日。臨行前，她愁容滿麵地告訴我說，三弟的銀行卡上有16萬多元存款，因為他生前從未告訴過任何人密碼，所以無法取出。我先是安慰她，讓她慢慢想有可能是什麽密碼，人都說夫妻之間心有靈犀，最有可能想出配偶的密碼，可她說已經試過無數次，提款機吃卡的情況都發生了好幾次，就是對不上。我見試密碼這條路走不通，就陪她一起去省城的開戶銀行谘詢處理辦法。
銀行大堂經理對我們說，客戶去世，銀行存款就屬於遺產，不能隻憑死亡證明書就可以任意支取，必須經過司法部門公證，由合法遺產繼承人持公證書前來，才能一次性提取。得知這一規定，我們立即返回故鄉，到地區公證處辦理公證。
公證處接待我們的律師很熱情。他在仔細清點所需文件材料後告訴我們，還缺一個重要材料，即開戶銀行的存款數額證明，因為公證費不再是固定標準，而是與市場掛鉤，具體地說，就是按受理案件金額的2%收取。
為了省卻一趟省城往返的路費和車馬勞頓，弟媳婦索性把16萬存款數額如實說出，並願意馬上繳交3200元的公證費。然而，律師卻笑著回答說：“誰相信不是100萬呢？這是法律手續，我們隻相信開戶銀行的證明。”弟媳婦很生氣，說拿著行卡到本市銀行一查便知，何必非要為難我們小老百姓呢？我勸慰她說，既然隻差一道手續，那我們就再跑一趟也無妨。
再次找到大堂經理，把公證處的要求告訴她。我們原以為，既然司法部門有規定，想必銀行也知道並願意配合，因為銀行和公證處畢竟都是“公家”，都要執行人大頒布的國家政策。沒想到，銀行經理還沒等我們把話說完，就立刻搖頭回絕說，銀行要維護客戶的私隱權，決不可能對外提供客戶的存款信息！
從銀行出來，我們隨即打電話給公證處的辦案律師，把銀行的意見反饋給他。他聽後簡短而又堅決地說：“沒有銀行證明，無法辦理此案。”我生氣地詰問他一句：“既然是國家統一政策，為什麽銀行與法院不配套呢？”對方回答說：“這個，你去問省人大吧！”
弟弟和弟媳就是普通的打工仔、打工妹，16萬元是他們全部家產，而且都是多年流血流汗換來的。如今這筆錢存在銀行取不出，與被盜或丟失沒有兩樣，這對喪夫、喪父之痛中的弟媳和侄女兒來說，簡直就是禍不單行、雪上加霜。沒有經濟來源，她們孤兒寡母今後的日子怎麽過呢？在車站送她們母女去常德回來的路上，我第一次體驗到什麽叫“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悲傷、憤怒之餘，心裏暗暗發誓，一定要想方設法為她們討回這筆存款！
我也知道，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法治國家，法律正途走不通，隻能借助“人情”，尋求法外開恩。於是，我就開始在省城到處托人幫忙，打通關係，希望能說服銀行給開具一紙證明。不濟的是，我雖然出國前在省城工作多年，有很多朋友、同事關係，但離開太久，長期沒有走動，關係也就淡了。忙活了一個月，事情也毫無進展。
當所有的路子都斷了，我正苦尋良策而不得的時候，突然想起一則笑話，是回國時送我到機場的東北司機大哥講的：
有位北京小夥，在美國留學時，談了一個洋妞女友，倆人開車出遊，夜經小鎮遇紅燈，小夥見四下無人，就徑直闖了過去。洋妞見狀，立刻要求停車，還憤怒地扇了小夥一個耳光，說他紅燈都敢闖，今後不定會闖什麽大禍，說完拂袖而去。北京小夥很鬱悶。
數年後，小夥學成回國，載著中國女友出遊，遇到同樣情況，小夥因吃虧在前，不敢再犯，所以，傻呆呆地停車等候。沒想到，中國女友也扇了他一個耳光後棄他而去，這回的理由是：小事呆板，大事定然糊塗，嫁給你前途何在？小夥先是鬱悶，後來終於明白，國情不同，遇事不能墨守成規，應當隨機應變。
我們長期生活在西方，習慣於法製社會的井然有序和按部就班，對故國、故鄉和故人的情感，又總是讓我們相信中國會變好，會更好，故而不願意、不忍心攪亂渾水。可是，當你如在西方一樣，遵紀守法做良民時，卻發現在中國時時荊棘，處處熊貔，路路行不通。
求人不如求己。於是，我在11月中旬的某天中午，將三弟的身份證拿出來仔細打量一番，對照著他身份證上的形象，略作喬妝打扮，然後，帶上墨鏡和行卡直奔開戶銀行。我和三弟本來就長得很像，雖然他比我高出很多，但照片看不出高矮，加上中午午休時段，銀行顧客少，員工犯困精神不足，警惕性差，所以，當我來到服務窗口出示身份證，訴說忘記密碼，要求重置時，女服務員竟然絲毫沒有懷疑，隻是按規定習慣性地問了我一句：“是您本人嗎？”我回答說：“是。”
她看看身份證，又隔著窗戶玻璃掃了一眼我。為了讓她看清麵目，不致懷疑，我還把墨鏡摘下，順便向她訴說原委：因為貪杯記性不好，故而將密碼記在一個小本子上，不小心被洗衣機洗爛……
她一邊聽我說話，一邊按照程序幫我辦理密碼重置手續。我按照她的要求，逐一填寫表格，簽寫大名，輸入密碼。前後不到五分鍾，女服務員就熱情地對我說：“好了，您的密碼重置成功，24小時後即可提款。“我離開窗口，在大廳的長椅上整理好文件，將新的密碼記在手機上，獨坐了半個小時後才從容離開。
第二天下午，我在住家附近的銀行取出5萬元現金（因為銀行規定，金卡持有人每天最多隻能提取5萬元現金），第三天和第四天，也取出同樣的數額，連續三次將15萬大數取出，僅留1萬餘元保卡。我把取出的現金交給在省城工作的妹妹，讓她以自己的名字另存，等三弟媳婦探親歸來後，再轉交給她。
當我把存款全部取出的消息告訴弟媳和妹妹的時候，她們非常驚訝，都好奇地問我是怎樣打通關節的？找到了哪路神仙幫的大忙？但我一直避而不答，緘口不言。
我之所以這樣做，原因是心情太沉重。我的“表演”雖然成功，為親人辦了件好事，為弟媳省去了大麻煩，可我總覺得這種行為本身不光彩，令人很不舒服。倘若中國司法製度配套，壟斷行業懂得體諒顧客的特殊需求，凡事都有正當的途徑可循，我何至於“大路不走走小路”呢？
這件事情說出來，對我、對那個女服務員、乃至對整個國家，都沒有好處。我甚至事後很久，都還念念不忘去銀行看那位女服務員，擔心她因為“工作失誤”而被炒魷魚，若真這樣，我救了一個，卻又害了另一個。唉！
現在正愁著自己的住房公積金怎麽取出來呢， 公安局說有綠卡就行， 公積金中心說一定要入籍。。。極其混亂。
幸虧你們兄弟長的很像，如果沒有這樣的條件不是更完了？到哪兒說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