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校長梅貽琦

作者:（美）李可柔/畢樂思

梅貽琦是曆任清華大學校長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於赴美留學期間，受洗成為基督徒。歸國後出任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後又在清華大學長期擔任校長。不論是教育理念、行事作風，還是道德品格、人生旨趣，他都深受基督教的影響。實際上，梅貽琦多年執掌清華大學成績斐然、深得人心，與其基督徒身份和卓爾不群的教育思想有一定的關聯。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

 

梅貽琦，字月涵，1889年生於天津。十五歲進入天津南開中學，1908年成為該校首批畢業生，並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後，被保送至保定直隸高等學堂就讀。翌年，又考取清政府遊美學務處第一批“庚子賠款”留美生，居於清華校史上“史前生”或“直接留美生”之列。

 

1909年11月，梅貽琦抵達美國，並於次年進入馬薩諸塞州吳斯特工業學院（WorcestorPolytechnicInstitute）電機係學習，求學期間皈依基督教，成為基督徒。曾經與梅貽琦在吳斯特工業學院同住一室多年的同學楊錫仁回憶，梅貽琦學習成績優良，性極溫良，並且篤信基督教。他說：“梅很少錯過周日的禮拜。有時，我們同馬歇爾一家去協會的教堂；有時，我會在星期日和周去鄰近的波士頓參加1910級同學會，他則和張彭春一起去南吳斯特作禮拜。1913年春天，梅、張和我加入了馬薩諸塞州的基督教青年會北美聯合會組織。”可見，梅貽琦經常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組織的活動。基督教青年會是一個相當社會化的組織，其立會宗旨“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一語，乃取自《聖經》馬太福音二十章28節：「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簡而言之，就是強調為社會、人群服務。

 

1914年，梅貽琦獲工學士學位。因家庭經濟困難，他不得不放棄攻讀研究生的機會，回到中國。是年10月，梅貽琦被聘為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幹事，直到1915年9月回清華任教。

 

這一時期的清華有著頗為濃厚的基督教色彩。美籍教師自不待言，中國教師也多為基督徒，學生中虔誠信仰者亦不乏人。清華的校長、教務長，要能在清華待得長久，除了留美的條件（後期又加上是否為清華畢業的條件）之外，是否為基督徒也很重要。清華校內的基督教青年會成立於1912年，當時會員約占全校學生的半數，歸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學生部直接領導。為了宣揚基督教教義和幫助學生提高英文閱讀能力，基督教青年會組織了許多課外查經班，每班不超過十人，每周一兩次，讀英文版《聖經》，學生都是自願參加，由中外教師擔任指導。梅貽琦曾任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因此也應邀指導一班。社會學家吳澤霖教授和潘光旦教授回憶說，他們都曾參加過梅貽琦所指導的查經班。

 

1921年，梅貽琦再度赴美進修，入芝加哥大學研習物理，獲碩士學位。在遍遊歐洲大陸後，於次年秋回到清華。梅貽琦與劉湛思、沈雋淇、朱斌、林武煌、胡貽穀六人遊曆歐洲之後，寫下了《歐遊經驗談》一書。梅貽琦等人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之托，考察歐洲的中國青年留學生學習和生活狀況，並且極為關注歐洲各地基督教青年會的運作：“不但歐洲各國的政治、民情，就是在歐洲留學的數千中國青年處境怎樣，我們也覺得極其模糊，無從做有效而互相提攜的工夫。”

 

在這本遊記中，梅貽琦等人介紹了五個基督教青年會，即倫敦青年會所、全英青年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設於巴黎的留法學生青年會、世界青年會事務所、和美國青年會事務所。在介紹全英基督教青年會時，他們著重評價基督教青年會的創始人衛良佐治（GeorgeWilliams）以及時任全英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的耶波氏（SirArthurYapp），指出“他是一位勳爵，為人精明強幹，但很和氣知禮。學生運動總事務所是在一處很清靜的地方，……辦事人的精神都很好。”這幾處筆墨頗值得玩味，作者不是隨意介紹人物，而是著意表達基督教青年會幹事的“氣質”和“精神”。這無疑是在闡明基督教青年會健康、向上和服務於人的內在追求。

 

從遊記中還可以了解到，梅貽琦等人考察各國基督教青年會的情況時頗為細心：“（全英青年會）最近在市外工廠繁榮之區普蘭斯篤開辦的紅三角俱樂部，倒是青年會的一種破天荒事業。他所注意提倡的各種事工，莫不以迎合人生繁殊的需要為唯一目的，它的會員是不分男女一例看待，會所內舉行的運動、演講、影戲、跳舞、音樂等都是活潑而有深意，能使莊重有禮貫徹於濃厚的興味之中，所以我們參看了以後，得了良好的印象，以為他的計劃和程序是健全無害的。至於他為會員籌劃討論的問題，如工業問題、社會主義、美術問題，……不是對人生的需求便是專學學理的研究。……在試辦之中頗得一般的重視和讚許，預料他必能日益發達呢。”

 

在這番記述中，梅貽琦等人對基督教青年會的羨慕和讚許之情溢於言表。作為一位深受基督教青年會影響的近代教育家，“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貫穿於梅貽琦一生服務清華的努力之中。而這樣的努力和奮鬥，恰恰較集中地體現在“中西合璧”四個字上。

 

中西合璧的真君子

 

曾掌管清華體育部的馬約翰教授在祝賀梅貽琦任教清華學校二十五周年的賀詞中稱道：“梅先生不但是一個真君子，而且是一個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舉措態度，具備了中西人的優美部分。”正如他的逝世祭文中所寫：“先生之行誼，本乎中國文化之淵源，而學術則造乎西洋文化之峰顛。觀乎先生之儀型多士，我先民中體西用之理想在焉。”這種由“中國文化之淵源”而至“西洋文化之峰顛”的“中西合璧”，在梅貽琦一生最大的“傑作”——清華大學，得到了最為明確的體現。

 

梅貽琦見證了清華從一個單純的留美預備學校，發展成中國頂尖的大學之全部過程。期間，既經曆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黃金時期”，群賢畢集，冠蓋滿清華，又有抗戰八年時期烽火連天仍弦歌不輟的西南聯大時代，艱苦卓越，燈火傳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清華校長”是梅貽琦一生中最為重要的社會身份。以至於他後來談及此事時，自豪之情溢於言表：“琦自1909年，應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試，被派赴美，自此，即與清華發生關係，受清華多方培植。三十二年來，從未間斷。以為‘生斯長斯，吾愛吾廬'之喻，琦於清華，正複如此。”

 

文章〈大學一解〉與“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出自梅貽琦就職演說的名言，最能集中體現他的教育思想了。在〈大學一解〉開章中，梅貽琦采取中西比較的方式，論述大學產生的世界性意義：“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製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就製度言，中國教育史中固不見有形式相似之組織，就精神言，則文明人類之經驗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類之生活要不外兩大方麵，曰己，曰群，或曰個人，曰社會。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則此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者也。”而對大學的曆史源流，梅貽琦則清醒地認識到：“西洋之大學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曆史，其目的雖鮮有明白揭櫫之者，然試一探究，則知其本源所在，實為希臘之人生哲學。而希臘人生哲學之精髓無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thyself）。此與我國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嚐有異致？”

 

可見，梅貽琦認為中西大學的本質、目的都在於“一己之修明”。而“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話，實際上也是根據孟子所雲“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變化而來。綜而言之，梅貽琦的教育思想與對儒家以及西方的文化經典汲取是分不開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梅貽琦常常自稱“吾從眾”。他在治理清華學校時，采取的正是“吾從眾”的治校方針。“月涵先生的民主作風也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他主持清華校政時，始終保持教授治校的原則，遇事公開討論，集思廣益，擇善而從，決不堅持己見，獨斷專行。”

 

而這種教育管理思想也“不是憑空產生，亦非是在清華作教授時產生的，而是有其特殊的曆史背景。這一思想得益於他早年留學美國”。他的“吾從眾”真正本質是追求西方式的民主和法治，深受清華師生的讚譽。無怪乎朱自清曾言：“清華的民主製度，可以說誕生於（民國）十八年。……梅月涵先生便是難得的這樣一位同情的校長。……他使清華在這七八年裏發展成為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

 

梅貽琦自執掌清華之始，就以“吾愛吾廬”的態度愛護學校。在清華每一筆物資的使用上，梅貽琦幾乎達到“嚴苛”的程度，決不隨便亂耗費一分錢，決不為己謀一絲私利。任清華留美監督期間，梅貽琦盡可能為清華節省每一分錢，簡化監督處的辦事機構，不僅辭去司機，自己學開車，而且還讓夫人韓詠華兼作廚師，不再另付報酬。1931年梅貽琦出任校長，按規定住進了清華園裏條件最好的甲所住宅。可是，他放棄校長的特權，家裏工人的工資由自己付，電話費亦自己來付，甚至連學校供應的兩噸煤也不要。可遇有他認為應當為清華學校花錢的地方，梅貽琦往往又異常“奢侈”。他曾說：“清華有點兒錢，要用在圖書、儀器、請教授上。”

 

梅貽琦晚年病痛臥床，麵對死亡時，曾說：“耶穌愛我，耶穌關切我，耶穌保佑我，所以耶穌救我。”又說：“神什麽事都知道。”除了虔誠信仰之外，梅貽琦更用一生的行止實踐基督徒的精神。他的寡言慎行、自律甚嚴、忍耐寬容以及誠實的品格，其實也正是一個基督徒的品格。

 

從梅貽琦身上不難看出，基督徒與儒者雙重文化身份，最終在個人道德和修養層麵獲得了會通和結合。他很自然地接受了二者對個人道德修養的規範以及行為處世的要求，所謂“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即是最好的說明，而梅貽琦的清華校長形象，正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儒者和基督徒相融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