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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堯：在SARS病毒肆虐時，絕望之際我召集所有基督徒醫生在辦公室祈禱:“上帝啊,求你不要因我們對疾病的無知,喪失同事和病人的寶貴性命。”轉機出現了。生死關頭,我一向認定最重要的“成功”還有價值嗎?SARS讓我學會看見有病的人,而不是一個人的病。
作者簡介：沈祖堯，目前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曾做醫生多年，
當年的瘟疫,令人提心吊膽的病毒,早已消聲匿跡了。 但新的流感,致命的依波拉仍在門外。
當年的掙紮,令人動容的醫護人員,恐怕遭遺忘了。他們仍垂著頭,默默地在醫院裏支撐著。當年的痛苦,在死亡邊緣的SARS（非典）病人,大多數康複了。但對生命的反思,對價值觀的醒覺,還有多少留到今天?
當醫生在絕望中祈禱
回想當日，在醫院管理層每天兩次的會議中和每天早上的部門會議裏,我向各人報告每位患病同事的最新病情:有多少人發燒、有多少名新增病人、又有哪個病情嚴重了……每天都是壞消息,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有一天,當我說到同事鄧醫生染病入院,更要插喉時,我哽咽起來,再說不下去……我獨自默默走出會議室,向著走廊外的天井,眼淚流了下來。
“一個都不可失”,成為我每天工作的目標和底線,但對著不知名的疾病,我們卻束手無策,仿如熱鍋上的螞蟻。
2003年3月17日，星期一，自SARS爆發後已一個星期,沒有一個病人情況出現好轉。在無助和絕望之際我遂跟梁誌邦醫生說:“今天,讓我們召集所有基督徒醫生,11時在我的辦公室內祈禱吧。”我想人的辦法已用盡了，唯有求救掌管生命的上帝。11時到了,來了十多位同事,平日我並沒有“暴露”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因為恐怕這樣做會為工作帶來不便。豈知,當天到我辦公室祈禱的,竟有不少是我也不察覺是基督徒的醫生。我們都在危急的時候,從“地下”活動中奮然露麵了。
那天的禱告,我們都不知從何說起。等了半天,我終於開口說:“上帝啊,求你不要因我們對此疾病的無知,而喪失了我們的同事和病人的寶貴性命。”說到這裏,整個房間的人都哭了。有些女同事更哭不成聲,連禱告的話也說不出來。但奇怪的是,這樣不成氣候的祈禱會,竟讓我的心情輕鬆起來,心裏的重擔也輕省了,對不知名的惡疾,似乎有了新的希望,新的力量。
3月18日,經過幾番的考慮和辯論,我們終於決定使用最後武器——類固醇注射。注射類固醇後,病情終於有顯著的改善。大部分病人的體溫開始下降,肺片日漸回複正常,氣喘亦逐漸緩和。
我們一班醫生和護士,便好像在狂風暴雨過後,開始看見曙光。每天巡房時大家的臉上都漸露笑容,沒有了過去兩星期的愁眉緊鎖,我們的禱告好像已蒙應允。
胡醫生：不再相信人定勝天
2003年3月20日,疫症爆發後的第十天。我那位港大醫學院的同學胡兆雲醫生來電,他帶著非常沉重的語氣說:“沈祖堯,我開始發燒,大概已經染上了SARS。”我們馬上安排胡醫生入院觀察。當他打電話回家通知家人把他停在醫院訪客停車場的車開走時,我從他的說話和神情,看出那時他是如何的彷徨和無助。
他記下了自己在病房的感受:“雖然這病房布滿病毒,但卻是一處充滿熱與光的地方,就像將一撮咖啡粉放進水中,水的溫度愈高,咖啡就愈香。在病房中,我嗅到一陣的香氣,是從醫護人員身上發出的香氣,他們很有愛心和舍己精神。 有一位護士更走過來問我‘你吃不下早餐嗎?讓我喂你吧’，我心想,脫下口罩後,我和你是那麽近,難道你不怕會被感染嗎?你不怕我倒怕,傳染你就壞事了。
那幾天我在醫院常掉下眼淚。當我靜心地坐著,用另一種態度去看這一個世界時,我發現這世界並不像是我平日認識的世界。活了四十多年,我做人做事一直都很謹慎,很少闖禍,自信是一個好人,有責任感,生活也愜意,一年兩次出遊，孩子聰明乖巧,但我仍有很多焦慮,我常說這世界最大的煩惱皆來自我們的大腦,煩惱是自尋的……”
患病時,他的太太和病人也給他極大的鼓勵。胡太太向他說:“你把自己交付給上帝吧,他會幫助你。”而在大埔和海外的病人在得知他患病後也為他禱告、祝福,令他感動不已。
就是這樣,經過在病房的觀察和反思,胡醫生的生命有了改變,他不再自信人定勝天,命運在自己掌握之中,反而相信冥冥中自有主宰。在出院前的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說:“沈祖堯,我信了耶穌啦!”他那輕鬆的語調和當天入院時的沉重聲真是有天淵之別。
後來,我和梁誌邦醫生駕車到他轉住的療養院——沙田慈氏護養院探望他。 梁醫生見了他後,還給他一個擁抱,大家那份喜悅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
今天的胡醫生,不但是大埔區的名醫,更是區內的“父母醫生”。看病時,他會跟病人聊天,也會談到病人的家庭和情緒上的困擾,甚至在診所內為病人禱告。 他自言:“我的天空不再一樣。”
人還能拿什麽換生命呢？
雖然我沒有染上SARS,但看見身邊的病人和同事,看見他們在生命邊緣的掙紮,看見他們的流淚和歡笑,我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
作為大學的教授、醫學院的老師、部門的主管,我以前看重的是每年我們在研究領域內發表文章的數量和質素。我們以一個國際公認的“衝激指數”(InnpactFacto)作為評估發表文章的重要性,要是發表的文章內容包含重要的醫學發現,並且讓世界各地學者和專家都引用我們的文章,那麽它的“衝激指數”便會大大提高,作者更能成為世界知名的專家,這也是我們衡量“成功”的一個重要指針。
我們要繼續進行研究,就需要籌集資金。因此,寫研究建議書、申訴研究資金並與世界頂級大學和醫學中心合作,便成為我們另一項重要任務。每年籌集到的資金數量和“衝激指數”一樣,成為我們量度自己“成功”的另一項指針。
除了研究以外,醫學院也是培訓醫護人員的地方。大學的政策一向是收取學業成績最高的年青人入讀醫學院,以最高的標準評審他們的進度。 畢業後這些醫生和護士的專業進度亦成為我們的“成功”指針。 每年專科醫生考試的合格率,畢業醫生和護士的就業率,以及他們所獲取的榮譽和獎勵,都是醫學院帽子上的花。
這些成功的目標並沒有不妥,亦是世界各著名大學共享的指針,但它們也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無數大學教授和年輕科學家醉生夢死的目標。帶來的結果是有部分“奮鬥向上”的醫生和科學家,為了滿足自己的人生目標和追求夢想,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健康、家人與朋友和人生的價值觀。
當五月，醫院開始推行視象探病,讓家人透過計算機屏幕和自己家人見麵， 我看見他們用手摸著屏幕,像是親手與家人病者接觸的一樣。 我又看見在醫院的馬路旁有不少家人望著病房的窗戶向病人揮手,用手語囑咐大家保重。我也看見成了病人的護士,坐在病床上一邊讀信,一邊痛哭,其中一個護士看著的原來是她丈夫在她生日的那天托人送入病房的慰問。我又看見一個男護士氣喘得異常痛苦,看見我走過來,就一手拿著妻子的相片,一手緊握我的手,求我一定要治好他。
一幕又一幕的情景,令人黯然神傷。我便暗暗自問,在生死關頭,在生離死別的日子裏,我一向認定最重要的事情,還存著價值嗎?當我成為舉世知名的專家,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人物,成為一擲千金的富人時,如果我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家庭,失去了朋友和失去了自己,又是值得嗎?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麽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麽換生命呢?”《聖經》中的這句話，到現在我才開始領會它的涵意。在我們年輕力壯時,不會想到疾病,不會想到死亡,不會想到痛苦,但災難卻可以毫不留情地在我們毫無準備的日子來到。
經過一百天的SARS煎熬,我的天空不再一樣,我和許多病人同事的生命也不再一樣。
卷入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SARS結束一年後形勢發生改變，2004年3月9日，我被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第二次傳召出庭作證。當日探訪後向報界解釋和支持我們做法的議員,今日竟成為席上來勢最凶惡的“判官”。
2004年5月4日,報章刊登了我的一幅大照片，並用大字標題寫著“SARS報告將點名責問沈祖堯”,“中文大學內科係主任沈祖堯,將成為四位備受點名批評的人物之一。……消息透露,沈祖堯需要為威爾斯親王醫院8A病房重開,以致可能引發SARS在小區爆發負上責往。”
接下來的兩個星期,我的日子就像在一道旋轉的樓梯上一直往下走,愈走愈低,也不知道何時可以看見盡頭。 最難受的是,在種種壓力下,我實在隱藏不了自己的愁容,更不自覺地把憂愁帶回家中。
當家人從報章上知道泄露的消息時,太太、女兒和父母都很擔心。但他們不想增加我的煩惱,所以在家裏都隻字不提報章和新聞的報道。吃晚飯的時候,大家都默默無聲的,隻是很偶然地、艱難地說出一些無關痛癢的話題。那種沉默是從未在家中出現過的,但他們內心都知道這隻是掩蓋著的平靜,是暴風雨的前夕。
已有近兩星期不能安睡,有時直到半夜兩三點也不能入眠,獨自坐在漆黑的客廳裏,發呆地望著電視機。太太看見,也隻有擔心的份兒,伴坐我身旁。有時睡到早上三、四點便無故醒來,躺在床上,輾轉反側。腦子裏轉來轉去的都是那些不開心的事情。雖然再睡不著,但我也不願意起床去麵對這個令人煩惱的世界。
在這半睡半醒的掙紮過程中,我想到那些患憂鬱症的人,他們都有失眠、動作遲鈍、厭食和思想紊亂的病征。他們有的,我那時都體會到。其中最難受的是早醒、不能入睡和不願麵對世界的感覺。我相信、甚至肯定自己也進入了憂鬱的境地中。
正當我卷入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時,首先是部門裏的同事聯名發公開信給立法會SARS專責委員會和報界。“……沈教授身先士卒、舍己為人的精神深深地感動著我們,令我們在人手物資皆缺的情況下,不計個人安全跑去打這場毫無把握的仗,去戰一個我們毫無所知、看不到、觸不著的敵人。這一切,可以說是全賴沈教授以人為本的過人領導才能,他可以說是居功至偉。但很諷刺的是,調查委員會竟把他定為事件的主要負責人,淪為千夫所指的罪人,這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我更有一個很重要的支持,就是家人,尤其是我那隻有十歲的女兒送給我的鼓勵。
一天，我回到家裏,太太給我看女兒自製的慰問卡。上麵寫著:“爸爸,知道你不開心,但並非所有人在任何時間都會開心的。”裏麵還引用了一段聖經:“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惟有行惡的人,主向他們變臉。 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呢？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彼得前書》）
太太說，女兒隻是從她那本兒童用的聖經中,找到這麽合適的一句,我想以她的年齡,她是不可能找到或明白當中意思的,所以我想這是上帝對我親自說的話。 我接著看到這段話:“隻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著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裏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彼得前書》）
讀完了這段話,我便把太太和女兒抱在懷抱裏,心裏說:“上帝,感謝你。”
醫護人員隻是上天的一雙手
回想這一年可以說是我行醫二十載中最精彩的一年。我和很多學醫的人一樣,都希望能夠懸壺濟世、回報社會。但畢業後總是忙於接受訓練,訓練後又要到醫院或門診工作,真的叫人疲於奔命。 漸漸,工作變得公式化了,起初的理想和抱負都淡忘了。但SARS一役,卻使不少前線的醫護人員,重新喚醒已被遺忘的專業精神,拾回一些我們應做的事,就是全身投入服務病人,不要隻顧薪金、假期多寡、升職或合約問題。
SARS期間,香港就好像一艘正在下沉的郵船,我們就是船上的水手們,各盡所能,力保郵船不會下沉,甚至個人安危也不顧。我們隻求病人能早日康複,疫症受控,香港市麵回複生氣,學生複課,市民的臉上再現笑容。在我來說,看到這種情況真的比升職加薪、發表醫學文章重要。
我當然不希望SARS重臨,更不希望有其他疫症爆發,但在這段日子的經曆裏,對我們這些學醫習護的人來說,可算是學有所用,並且是一次發揮專業精神的難得機會。
可惜的是,直到現在我們仍未能研究出治療SARS的有效藥物。病人的生死,卻冥冥中似有安排。我不禁想為什麽共同生活在一個家庭內,一個能康複,一個會不治?為什麽在同一年齡,同一身體狀況下的,接受了同一樣的護理,卻有不同效果和反應?我相信醫學知識仍未能解釋這一切。
再遠一點,大家同住一所酒店,為什麽有些人會受感染,其他人倒沒有?大家同坐一架飛機,為什麽有些人感染了,但其他人卻安然無事?為什麽大家同住一屋苑,有些人會受感染,但其他的卻出入平安?我相信這是因為每一件事的發生,每一個受感染的個案,每一個康複或不治的例子,都並非偶然,而是有造物主的計劃和安排。
在我來說,醫護人員隻是上天的一雙手。我們的工作,隻是完成上帝的計劃和安排。既然命運並不完全在我們手中,我們的工作和貢獻,隻是參與造物主的計劃,因此我們不應太看重個人的榮辱。我既不應陶醉於個人的知名度和見報率,也不應因他人的批評和指責而感到氣餒。重要的是在整件事件上,我和我的同事已盡上最大努力,即使今天回望,事件的處理雖然未能盡如人意,但亦確實無愧於心。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市民,在經過SARS一役以後更能珍惜我們今天所擁有的:我們的健康、我們的家人和我們的摯友。這些在我們身邊的人事物,遠比我們有的金錢、事業和名譽更寶貴。我亦希望每一位醫護人員,都能放下個人的得失和感情、抱負,專心服務病人。要記得我們所能奉獻的,不但是我們的知識、藥物和治療方法,更重要的是我們的關心、聆聽和尊重。
我亦希望自己能從中汲取教訓,就是“不看自己過於當看的”。 個人的力量、個人的成就和個人的榮辱都隻是滄海一粟,亦似流星閃過。重要的是盡上本分,盡上心思去完成造物主給我們在地上的責任。
已故美國總統肯尼迪在總統就職演說中曾說,當每一個美國公民都期待著他一連串的承諾和抱負時,他說:“我的美國公民,不要隻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麽,應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麽。”今天身處困難重重之中的香港人,我們也應說“不要隻問香港能為我做些什麽,應問我能為香港做些什麽”。假若我們有如此心態的話,香港定能再展翅高飛,我們的家就必更融洽、更溫暖。
我學會放下高高在上的身段
今天的香港,活潑的心靈已經不多了。我們每天打開報刊、扭開電視機,在街上、辦公室裏、咖啡店內,看見的都是目光呆滯,聽見的都是怨天尤人。香港人的開心指數大不如前,年輕人對前景的觀望,竟不如SARS肆虐後的光景。香港啊!你是否生病了?還病得如此之重?有什麽比SARS更致命呢?
至於我，SARS之後的我對人生看法改變了。以前的我認為學術研究最有價值,科學能解釋和解決所有問題。如今的我卻認為假若我隻有知識,隻有技術,卻沒有對病人感同身受、悲天憫人的情懷,那我還算不得什麽。
我開始明白為什麽以前我們明明把病治好,但有時候病人卻不以為然,甚至不大欣賞,原來是因為他們內心的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SARS中的生離死別,讓我學會看見一個有病的人,而不是某人的病。
醫學不單是科學,也是倫理。醫術不隻是技術,更是體恤、尊重和憐憫的結合。這都是醫學課程往往缺少的,因此我便開始專注我的教學工作。我以前隻著重醫學知識和技術的傳授,用什麽體檢、哪種化學檢證、什麽藥物、哪項手術便可以把疾病處理得好?如今我會教導學生,一個眼神、一聲慰問、一個握手,甚至一句逗人開心的笑話,都有它的“醫療”作用。 有些病人,患的是末期癌症,今天的醫學實在沒辦法把病治好。但醫護人員關切的照料,讓他感受到尊重。作為一個病人,他仍然是一個有尊嚴的人,這才是真正的醫治精神。
回想我以前的教授生涯,教與授實在占的位置太少。教書是一種職責而已,真正對我的事業有幫助的,是我的研究和登上國際地位。SARS的災難,使我對人生以至對教學有了重大的改變。因此,我放下一些研究工作,以更多的時間和學生溝通。不單在上課或臨床教學時的溝通,下班以後,我還嚐試放下身段與同學們吃飯、交流、參加他們的活動,甚或組織和帶領他們的活動。
為什麽“放下身段”?原來在醫學院裏,傳統階層觀念十分重。 教授,尤其是講座教授的地位都十分超然。我們當學生或年輕醫生時,內科和外科教授差不多等同“上帝”,他們的尊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授對病人的診斷、治療和預測,都是不能被挑戰的。因此以前的我,走在病房與醫院走廊上時,隻接受學生和病人,甚至醫生們的問題，很少放下自己高高在上的身段來與學生們溝通交流。
如今我感覺這不是教育應有的做法,起碼不是完整的生命教育。我更願意放下教授的身份,把我的掙紮和奮鬥、成功與失敗、強項和弱點,與同學們坦誠分享。當我開始以謙虛的心與學生們交流,奇怪的事便發生了。我覺得謙虛的態度,反而為我換來更多的尊敬和欣賞;我發覺我的失敗和軟弱,竟然成為學生最有興趣和最愛學習的地方。我在SARS中對生命的體驗,對人生的觀察,亦成為他們最愛聽和最具啟發性的故事。
我決意全情投入教育裏了。以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國會發表的話總結:“我沒有別的可奉獻,除了獻出我的辛勤、血汗和淚水。”
(摘編自《不一樣的天空(增訂版)》沈祖堯，(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2015年4月，大小標題均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