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與近代科學的發展

編者注：談及基督教與科學，很多人總會認為基督教阻礙了近代科學的發展。事實究竟如何呢？請君讀一讀此文。

莊祖鯤

雖然曆史學家一致公認，近代科學發展是在十七世紀的歐洲開始的，但是究竟為何近代科學的突破在此時此地發生，曆史家卻有莫衷一是的看法。特別是談到基督教與科學發展的功過時，學者的意見更是分歧。

英國著名的數學家和哲學家羅素（Russel）及美國康乃爾大學首任校長懷特（White）就極力主張基督教是科學發展的“阻力”。因為在過去基督教有許多迫害科學的實例，可以說是“鐵證如山”不容否認。然而當代許多專門研究科學發展史的學者卻有相反的看法。例如英國劍橋大學中國科學史的權威李約瑟（Joseph Needham）、荷蘭學者胡卡司（Hooykaas）及墨頓（Merton）都強調基督教才是近代科學在英國蓬勃發展的推動力。

因此，究竟基督教是近代科學發展的“阻力”或“助力”，有待我們重新仔細了解一些史實，才能對這個問題有一個公正、客觀的評價，以免失之偏頗。同時，鑒古知今也可以對未來科學的發展，提供一個反省及再思的機會。

談到宗教妨礙科學發展的實例，很多人都會立刻想到十六和十七世紀幾位著名的天文學家如哥白尼（1473-1543）及伽利略（1564-1642）的例子。尤其伽利略被天主教教皇定罪並且軟禁的事實，更是許多人耳熟能詳的實例。然而這事件的來龍去脈已經被扭曲了，以致於很少有人注意到事實的真相及問題的症結。

哥白尼是第一位提出地球環繞太陽運轉的天文學家，但他為了避免引起困擾，直到他臨終前幾小時，他的書才印妥出版。有人以為他是因為害怕教會的迫害才出此下策。但近代曆史家卻發現，哥白尼真正擔心的對象可能是那些堅信亞裏斯多德宇宙觀的天文學家，而不是那些神學家或教皇。事實上，極力鼓勵哥白尼出版著作的人士包括天主教的一位樞機主教及基督教（新教）的一位年輕天文學家。而身為虔誠波蘭裔天主教徒的哥白尼，更在書的開端將此書獻給當時的教皇。

伽利略才是真正受到迫害的天文學家，但他的情形則複雜得多。當伽利略在1610年首度以望遠鏡觀測的結果印證了哥白尼的主張後，便遭到其他大學教授的圍剿及教廷的警告。後來由於他的一位擔任樞機主教的朋友繼任為教皇烏班（Urban）八世，使他更放心大膽地在1632年出版了他的钜作。結果伽利略被定罪，並被軟禁在義大利弗羅倫斯的一座舒適的別墅裏，直到十年後逝世為止。

但是有幾件事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伽利略是在羅馬的學者，因此也格外地受到羅馬教廷的注意。而當時天主教的教廷，由於受到由馬丁路德領導的宗教改革的刺激，變得特別保守、敏感而且專製。然而與伽利略同一時代的另一位天文學家克卜勒（Kepler），在1609年也出版了他的名著《新天文學》，同樣支持哥白尼的觀點，並以物理學的理論來解釋行星的運行軌道。然而克卜勒卻未遭到任何的迫害。原因很簡單∶克卜勒是德國人，住在馬丁路德領導下的“新教”（即俗稱基督教）的勢力範圍內，天主教教廷對他無可奈何，而新教對於任何科學的發展多半采取寬容甚至鼓勵的開明態度。所以我們隻能說，十七世紀的天主教廷，曾在錯誤的神學觀點下，阻礙了某些科學的發展。

第二，伽利略之所以被定罪的主因，不是因為他讚成太陽才是太陽係中心的看法。因為這是他事先就私下取得教皇同意的“默契”。問題出於他在書中堅持，神用聖經及大自然向人類啟示　的奧秘。而解釋聖經固然是神學家的職責，但解釋自然界奧秘卻是科學家當仁不讓的權利。因此，所有聖經中有關自然界現象的經文都應該從科學觀點重新解釋。伽利略大膽的宣告，激怒了向來以擁有解釋聖經之最高權威的教廷，他被定罪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但是伽利略的案件日後被渲染，誇大得失真了。以致於宗教與科學「勢不兩立」的印象也就更加深植人心，難以澄清了。事實上，這些個案都有其他複雜的因素在內，絕非所謂的“宗教勢力在壓抑科學的發展”那麽單純。

十七世紀的英國是近代科學發展的溫床，這是公認的事實。但是，究竟是什麽力量促使英國在短短的一、兩百年之內，科學發展突飛猛進，遠超過歐洲其他各國，卻是曆史學家爭論不已的問題。馬克思認為社會及經濟因素是主要原因，科學家們則強調數學及實驗方法的重要性。近代有越來越多的曆史學家認為基督教的思想才是幕後最大的功臣。

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很早就曾指出科學發展與英國清教徒有密切關係。近代學者墨頓更以統計數字證實韋伯的看法。他指出，雖然清教徒在英國隻是少數派，但在英國著名的皇家科學會（Royal Society）中，1663年的會員裏至少有63%是清教徒。不僅如此，有人統計自1666年至1883年兩百多年間，巴黎科學院（Academy of Paris）所挑選的外籍院士中，80%是新教徒，而法國人95%卻是天主教徒。所以，在整個歐洲，出身於思想自由的新教背景的科學家數目遠超過天主教背景的科學家。

牛頓（1642-1727）就是一個典型的清教徒科學家。他以虔敬的心從事科學研究，作為獻給神的祭物。事實上，當時幾乎所有的清教徒科學家，都以研究自然界的奧秘作為向神的獻禮，並向世人證明神的創造是何等奇妙、偉大。因此，在當時研究科學仍是毫無名利可言的情況下，極多的青年人以宗教的熱誠，投身於基礎科學的研究，使英國在短短的一百年之內，成為世界科學的領導者。而牛頓本人除了從事科學研究之外，他還花了極多的心血研究聖經。據統計，牛頓的著作有84%是生前未曾出版的神學作品，隻有16%才是數學及物理有關作品！這是令人驚訝的發現。

有人更進一步地指出，宗教改革後的基督教（新教）強調“人人都是祭司”的觀念，因此人人都可以盡其所能榮耀神、造福社會。這促成新教教徒占多數的國家，科學研究者的角色普遍地受到尊重和鼓勵。這對科學的發展構成重大的推動力，這種現象在英國最為明顯。

在十五世紀以前，中國的科技水平是遠超過歐洲的。不僅是所謂的五大發明，幾乎所有的近代醫學、天文學或工藝，都是先在中國被發展的。李約瑟博士曾指出，中國比哈未（Harvey）早一千八百年發現血液循環的理論;甚至在牛頓之前兩千年，一位中國科學家已提出力學第一運動定律的觀念！可悲的是，連我們中國人自己都不知道這些曆史的事實。然而到十八世紀之後，我們中國的科技水準便落後歐美一大截，直到今天還在窮追猛趕呢！為什麽會如此呢？專研科學發展史的學者提供了一些看法。

第一，李約瑟博士指出，中國的宇宙觀中缺少基督教那種造物主的觀念，以至於對“自然律”的研究很少。基督教深信有一位深具智慧的神，　定下了極為規律的自然律。因此，早期的基督徒科學家們苦心孤詣地嚐試去解開自然界的奧秘。這些基礎科學的研究，奠立了近代科技發展深厚的基礎。反之，中國早期的科技研究比較偏重實用性的「技術」，如印刷術、火藥，理論性的“科學”則很少。

第二，在古代從事科學研究一向被認為“旁門左道”，不受重視，這種看法中外皆然。直到十六、十七世紀的基督教宗教改革之後，才賦予科學研究一個新的意義及目標。於是無數的青年才子投身於科學研究，科學的發展突飛猛進，一日千裏。對這些科學家而言，數學(尤其微積分)成為他們用來描述神創造之奇妙的表達工具，正如韓德爾的聖樂和米開蘭基羅的雕刻一樣。可是，中國的科學發展史隻是少數“天才”的點滴，歐洲近代的科學發展卻是無數人累積的智慧;中國的科學是點的突破，歐洲卻是全麵的提升。而關鍵性的差別，卻是在對宇宙、對造物主的認識。

第三，固然有人認為社會及經濟因素也是中國與歐洲主要的差異所在。例如十六世紀開始逐漸萌芽的商業活動及資本主義，對科學發展的後期也的確提供了不少的誘因。但是正如韋伯的名著《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的，即使這些自由經濟觀念，也是受到基督教觀念所激發的。因此，我們更可以確定，近代科學的發展，乃是直接和間接地受到基督教的觀念所誘導和激發的。

今天在中國，海峽兩岸都在高唱“科技建國”的口號，而從事科技研究的人也有名利雙收的誘因，似乎已不需要基督教來帶動科學的發展了，這的確是事實。然而基督教的倫理觀和宇宙觀今天仍然在扮演著另一個極重要的角色，那就是科技研究的“良心警察”。

由於科技研究“名”與“利”的兩大誘因，所以許多科學家和工程師有“走火入魔”的趨勢。我們在從事科學發展的同時，也應注意到環境保護、倫理道德、意外災害等相關的事宜。很明顯的，在基督教思想最普及的歐美國家，這種“科技倫理”的觀念也是最普遍受到重視的地區。

因此，基督教思想不僅在過去曾鼓舞了科學蓬勃的發展，在未來也可規範科學研究的領域及手段。這是在中國推動科技現代化的今天，我們應該銘記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