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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愛、性、快樂——弗洛伊德與路易斯的終極之問
文/ 臨風
“弗洛伊德和路易斯：兩種相對的世界觀”這是30多年來哈佛最叫座的課程之一。不僅大師名聲顯赫，更因觸動人類最深處神經。哈佛學生亦追問：人生意義何在？內心空洞，何以滿足？會受傷是否還要愛？愛與性的掙紮何解？如何麵對品格缺陷？苦難至極，何以安慰？
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臨床教授阿曼德•尼科利（Armand Nicholi）所開的“弗洛伊德和路易斯：兩種相對的世界觀”這門課，三十多年來一直是哈佛最叫座的課程之一。
2002年，尼科利教授根據他的講義寫成了《終極之問：C.S.路易斯對辯弗洛伊德》（或《兩種上帝》）這本書，副題是“永恒、愛、性、快樂——C.S.路易斯‘對辯’弗洛伊德”。出版後洛陽紙貴。
為什麽這從未謀麵的兩人之間的對話如此吸引人？不單因為兩位大師名聲顯赫，更因為所討論的問題觸動了人類最深處的神經。優秀如哈佛的學生，還是要追問：人生的意義何在？如何才能快樂？ 愛與性的掙紮何解？
內心的空洞，何以滿足
75年前，1939年9月23日，弗洛依德去世。他是20世紀最著名心理學家和“科學的世界觀”的旗手。
終其一生，他對“宗教的世界觀”攻擊不遺餘力，認為對上帝的信仰是種逃避，一種幻想，源於兒童期對一個完美化的父親的渴望，是我們強烈的想像力和我們強烈的需求的“投射”，隻有心智低下的人才會有宗教信仰，人類應該長大了！20世紀的世俗化受他的影響至巨。
路易斯是牛津大學的教授和文學批評家。他是20世紀著名作家，也是最受歡迎用理性護教的基督徒學者。二戰時僅次於邱吉爾首相，他是大英廣播公司上最熟悉的聲音，是黑暗中安定人心的力量。
但路易斯從小卻是堅定無神論者。他比弗洛伊德小40歲，青年時期他對弗洛依德所提出來的質疑也曾作過深度的思考。
在牛津教學時，他想起童年以來屢次莫名的體會，那種彷佛進入另一層境界的渴望，他隱約體會這種喜樂不同於幸福感或愉快的情緒，它帶給人心的撫慰不是因為擁有什麽，而是因為渴盼什麽。
此時，他讀到切斯特頓的《永遠的人》，終於做出“有神”的結論。他說：“我獨自一人坐在抹大拉學院的房間，夜複一夜，每當心思從工作移開，我總是非常不情願地感受到造物主的逼近，那麽堅定。最叫我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在1929年一個晚上，我降服下來，承認上帝的存在，並跪下來禱告。那時的我，可能是全英國最沮喪、最不情願的信徒了。”
就這樣，他成為了一個有神論者，但還不是基督徒。經過好幾月摸索，總不能跨出信心的一步。1931年秋天，他有一次與兩位同事共進晚餐（其中一位是《魔戒三部曲》的作者托爾金），討論到神話、幻想以及福音的可信性。飯後，他們散步，繼續討論到清晨三時。這次的談話對他影響至深，9天後他接受了基督。
這個抉擇完全改變了他的世界觀、人生和寫作。
路易斯認為，人若不認識自己的狼狽不堪，就不能了解聖經。安慰是沒有辦法追求的。人們若是追尋真理，他們或許能得到安慰。但如果人們尋找安慰，既找不到安慰，也找不到真理。
在路易斯的體驗中，要活出基督教世界觀是痛苦的。要我們把經年累月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意誌交付出去，就像一種死亡，這絕不會是人們的願望。
“如果在我內心有一種欲望，是這世界任何東西都無法滿足，我可能是為著另一個世界而造，並不證明整個宇宙是一個騙局。”路易斯說。
弗洛依德把這種更深的欲望與他幼年時與父親在林中散步，想要擁抱大自然的心境相比。他描寫自己一生都在追尋這種感受，但總不得其門而入。
早年，當弗洛依德在維也納大學求學時，受教著名哲學家弗朗茲·布倫塔諾（Franz Brentano）。他原是天主教神父，為反對教皇無誤論而還俗。弗洛依德非常佩服這位為人正派、富於想像力的老師，而且他有神論的論點，叫他無法反駁，使他幾乎承認有神。
但他一生總被這個“幼稚”的渴望纏擾。他的女兒說，父親給好友的信件中充滿了這些字眼：“靠上帝的幫助”，“若上帝許可”，“良善的主”，“我秘密的禱告”。
世界觀對人影響深遠。路易斯信主後徹底改變，從一個憂鬱、內向、悲觀的人，轉變成一個開朗、外向的人。好友們描述他：“非常有樂趣，有機智，容易相處，體諒人，對別人的福祉比對自己還關心。”
相反弗洛依德是倔強的悲觀派，作為一個強調人類尊嚴的人，他對人性的評價卻非常的低。他有一次寫信給一位朋友說：“依我看，不論人們對倫理的看法如何，他們大多是垃圾。”
愛與性的掙紮何解？
弗洛依德被奉為鼓勵性開放的鼻祖和性心理的權威。從無神論的世界觀出發，他眼中的人是純生物性的。他把人類一切形式的“愛”，都看作“性愛”的表現，“情愛”與“毀滅本能”，是人類僅有的兩種本能。性愛的衝動，是人類交往的基本動力。
不僅如此，他還認為“性欲的衝動”包括友情與親情。他甚至認為人類的“性生活”始於新生兒並逐期發展。這連醫學界都沒法接受。
但他無論對自己或教導孩子，卻遵照傳統道德標準。他認為女人不必在外拋頭露臉，夫婦性關係為要繁殖後代，否則就不正常。他在三十多歲有第六個孩子後，就與妻子停止了性關係。
路易斯不同意弗洛依德的愛觀，認為它過分簡化，他把“愛”分為四類：親情、友情、情愛和聖愛。
有人說：“世上最接近上帝的愛就是母愛。”路易斯並不同意，他把愛的性質分成兩類：“施予愛”和“需求愛”。我們常把父母的愛，歸類“施予愛”，而孩子對父母親的愛，則是“需求愛”。但“需求”與“被需求”兩者，其實相互依存。世上的施予者，不但常“被需要”，也常有操縱、控製被愛者的欲望，甚至連“自我犧牲”都可能是一種控製手段。
路易斯指出，友情不建立在“需求”的基礎上，更富有“靈性”。但朋友圈也容易形成私黨，促成圈內人的驕傲和優越感，對圈外人的排斥。這個圈子容易彼此影響，加強共同點，使好的更好，也使壞的更壞。
情愛包含性愛，但性愛不是情愛，甚至可以有性而無情。他用英國人的幽默說，一個好色的男人，所要的並不是一個女人，她不過正是滿足他欲望的工具。
尼科利教授在研究哈佛大學學生時發現，人們對性的追求，常因缺乏歸屬感，並要填補內心的空虛。因他們渴求親密關係，性的追求就是他們的掙紮。
路易斯用羅馬的美神維納斯來代表性愛。他呼籲我們不要對維納斯太過認真，否則會受到傷害，“維納斯是一個嘲弄人的精靈，不能算作神祗，她喜歡戲弄我們於股掌之上。”
他認為，真正的情愛，其對象不是性，而是被愛者的全人；所讚歎的，是愛的對象，而不是自己的需求。這是親密性最真摯的表現。上帝的愛是一種完全的投入，他給人類立下了愛的典範，也賦予我們愛的天性。
愛侶的危機並非是過分崇拜對方，而是把情愛當作偶像。除非情愛受到上帝的約束，否則，當人們把它當作偶像來敬奉時，它就變成了妖精。
路易斯曾在《驚喜》書上寫他與喬伊的戀愛史和短暫的婚姻：“那幾年，我和妻子盡情相愛——我們經驗每一樣式的愛，沒有一處心靈或身體，沒得到滿足。”她的去世給他極大悲痛。或因如此，他對情愛和聖愛才有如此深刻洞見？
他洞察到愛不隻依靠感覺，更依靠意誌。是一種深沉的合一，因習慣而更為加強。它是從眾愛之源的上帝而來。這起初的愛，是種“施予愛”，就是在被愛的對象不值得愛或不可愛時，還能去愛。人間的愛並非不好，也非次等。但需要引導，使花園特別的，是園丁的修剪，除草和施肥。這就是聖愛的功用。
神學家奧古斯丁，曾因一個好友的去逝而悲傷地說，不要把愛放在上帝以外的地方，那都是暫時的。把愛放在他們身上，至終會讓我們不快樂。路氏認為這是希臘哲學的立場，不是聖經的教導。
“任何的愛都會使我們容易受傷，甚至破碎。隻有最硬的心，最冷的心，在棺墓裏，才不會受傷。”
“那種想要保護自己，不致於被愛傷害的作法，並不是從上帝來的。想要逃避因愛而來的傷害，並不能讓我們更靠近上帝。我們應除去一切盔甲，去承受傷害，並把傷害交托給上帝。如果我們的心因此而破碎，如果這是上帝所定的路，那就讓它破碎吧！”
弗洛依德觀察到，在所有人的組織，家庭、公司、機構、教會中，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達到該團體的目的，而是如何處理個人間的敵意和矛盾。尼科利教授指出，終其一生，弗氏對人性的觀感非常負麵，也常與好友翻臉，總認為別人虧負他，友情亦不能長久。路氏在改變前，也是一個很難親近的人。但有信仰後，他變得非常隨和，容易親近，而且真心關切別人的需要，這又是一個有趣的對比。
如何麵對自我品格中的缺陷
二戰前，當愛因斯坦憂心忡忡地寫信問弗洛伊德，人類當怎樣才能避免戰爭，弗氏回答說，“最理想的情況是將整個社會歸服於‘理性的專製’之下。”
話雖如此，但當他發現，心理分析並不能使那些“非常有理性的”分析師更為有道德時，他也感到非常失望。
弗洛伊德對良心的形成，提出一個新鮮理論。他宣稱，孩子大約5歲時，把父母的教導，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內化，逐漸和“自我”結合。他把這種內化的父母叫作“超我”，也就是良心，這使人類之所以成為有道德的社會動物。
路易斯則觀察到：全人類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奇怪想法，就是他該當怎樣為人（至少，別人該當怎樣為人）。但他自己又常達不到這種要求。這種內在訴求不是科學或進化論可解釋，但符合聖經立場。保羅把良心稱作“心中的律”，是我們內在道德律的頒布者，是催促我們行動的內心警察，也是與“肉體中的律”（罪性）交戰的。
其實良心並不是一個永久可靠的調溫器，它會受到環境的影響而遲鈍、麻木，甚至變質，但不會消失。在《人的拆除》一書中，路氏指出，當代的教育所培養的，多是些頭腦聰明，但卻沒有胸膛（品格）的學生。品格雖然受到道德觀的指導，但它的薰陶與塑造卻需要一種理性以外的動力，而不僅僅是知識。不要以為，隻要上些“怎樣控製憤怒的情緒”的課，就可以叫人性情溫和了。
路易斯認為，曆史中無論哪種文化，一向都對道德律非常敏感。但這種敏感度從20世紀起顯著下降，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心理分析學對社會的影響。
他認為，弗洛依德對“壓抑”與“禁製”的理論，暗示羞恥感是危險、有害的。這種學說鼓勵人采取開放的道德觀，告訴人們，那些不合約束的行為與思想（如性開放）都是自然的本性，犯不著有什麽羞恥感。以致今天的文化對懦弱、欺騙、妒嫉和不貞節的寬容度，遠超過以往所有文化。曆史證明，這樣的社會將逐漸失去其共同的價值基礎，造成價值觀的混亂。路氏認為，在這種心態之下，聖經中贖罪和拯救的觀念就沒什麽意義了。
今天流行的“這是我應得的”的心理，很可能與弗氏學說有關。當罪惡感是有害的，當我的欲望都是合理時，所謂忍耐、犧牲、節製和利他就不再是美德，甚至犯罪也不過是一種疾病。難怪20世紀以來的人類，如此耽沉於立即滿足的習慣中，這是自我中心的社會自然的表現。
弗洛依德是一個相當複雜的人。有許多證據顯示，終其一生，他經常在“臨床性沮喪”的症狀中掙紮，甚至有好幾年需用古柯鹼來幫助他放鬆，表明他極可能懷疑自我價值。
但另一方麵，他好像又自我感覺良好，給朋友的信上，曾稱自己的正義感，對人的關懷，不占人便宜和不願讓他人受苦的操守，可以與他所知道世上最好的人相比。他的道德觀建立在“人比人”的基礎上，當自己比別人做得好時，帶來的多半是驕傲、自得。
路易斯卻關注客觀道德律的要求，結果他為自己品格中的缺陷所震驚，使得他開始尋求外來的幫助，最後終於離開無神論，接納了一個靈性的世界觀。
苦難至極，何以安慰
弗洛伊德雖名滿天下，但一生坎坷。三歲時，他最親的保姆被解雇，幼小的心靈受大創傷。從上小學到大學到教職，終其一生，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深受歐洲排猶氣焰的傷害，處處受同儕排斥。甚至老年逃到英國，還受到岐視。這帶來極大的痛苦，但也堅定了他獨立判斷的傾向。
最後16年，他受盡上顎癌折磨。他最疼愛的女兒和孫子的早逝，更使他痛不欲生。在《戰爭與死亡的思索》中他寫道：“如果你想忍受生活，那就請你為死亡作預備。”
弗洛依德就是一個深深為死亡問題困擾的人，活在憂鬱症陰影下。他對死亡有超乎尋常的莫名恐懼，常夢見死亡，而且對之充滿迷信。他認為上帝如果存在，並不像慈愛的父親，照顧善良無辜的人。有些痛苦則是他人加給的，例如好人往往吃虧，壞人往往得勢，這才是最大的痛苦。他的結論是：人生難熬，我們經常活在焦慮的期待中。
在1928年《一個宗教經驗》一文中，他控訴上帝容許恐怖事件發生，他要上帝對此負責。在另一封信中，他表現出自己的憤怒和反叛：“我對上帝毫無懼怕，如果我與他麵對麵，我對他的控訴將遠比他對我的控訴要多。”
他坎坷的遭遇確實值得同情，但恰是他的無神論的立場，使他無處投訴。他在《幻想的將來》（1927）中說：“他們必須向自己承認，自己是完全無助的......他們沒有求告的對象......在命運的麵前，隻有無言的無奈。”他不知道怎樣安慰受苦中的人們，隻能鼓勵他們無奈認命。
弗洛依德是執著的叛逆者，在選擇安樂死那天，讀巴爾劄克的《驢皮記》。這兩個故事的主角都是科學家，因未受重視，缺乏成功，而考慮自殺。兩人分別走上與撒但立約，出賣靈魂換取成功的路。
與弗相似，路易斯也是一個飽經憂患的人。他九歲喪母，打擊至大。近50年後寫自傳，他傷痛猶新：母親去世後，“一切快樂都從我生命中消失了。”
路易斯與父親的關係逐漸疏遠，兄弟兩人相依為命。後來在學校他碰到一位苛刻無情的老師，他感到無助和拒絕。一戰中，他眼睜睜看見被炸爛的軀體，好像被踩扁的甲蟲，在地上蠕動。他目睹親密戰友的死亡，自己也負了傷。在醫院養傷時，他非常孤單、沮喪，常常作噩夢，無法安眠。
他一生最大的痛苦，是在62歲時失去愛妻喬伊，這打擊叫他無法接受。他心中絞痛，失魂落魄，無法與人交談。
他被巨大的空虛感所震懾、癱瘓。他形容說：“好像那條腿一再地被砍斷，那第一刀不斷地刺進胸膛......那隻啄食普羅米修士肝髒的老鷹，每次都下嘴在一塊顫抖的新肉上。”
他不斷地呼喊：“上帝，你在哪裏？”他覺得當他最需要上帝時，當他絕望時，那扇門卻當著他的麵關閉了，而且從裏麵上了鎖。所留下的隻是可怕的寂靜。
為什麽在順境時上帝這樣可及，但在逆境中他反而不見蹤影？有一位好心的朋友提醒他，當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難時，也是這樣呼喊：“我的神，我的神，為何離棄我？”路氏卻直爽地問：“難道這樣就會使人更容易明白麽？”
他體會，此時最大的危險，是對上帝的屬性產生懷疑。苦難使他失去寫《痛苦的問題》時那種論理的能力。他如今無法想像，一位全能又全愛的上帝，竟能容許無意義的苦難臨到他。他後來承認，這瘋子般的情緒，妨礙了他接納任何安慰。
逐漸地，陽光回到他的心靈。雖然上帝並未解答他一切問題，但他感受到，一種親切在安靜地注視他，好像在說：“平安吧，孩子，你還不能了解。”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困難是沒把焦點放在上帝身上，而是放在自己的苦難上。
“為死亡悲痛的過程，是經曆愛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後他領悟到。
對於死亡，他說，耶穌基督為人類的苦難和死亡哀歎、流淚，表明了他對這種災難的厭惡不亞於我們。他的受死，表明人類曆史以外的力量，進入了曆史，幹預了死亡和邪惡的勢力。耶穌經過死亡，也戰勝死亡的轄製，為人類提供再生的盼望。
因此，路氏能平靜麵對自己的死亡，不但毫無遺憾，而且充滿歡愉和期待。他曾在一封信裏寫：“如果我們真正相信家鄉在人生的彼岸，而生命又是一個尋根的過程，我們怎能不盼望它來到？”
受苦的人往往找不到意義，特別在孤獨中承受時。一個人如果自傲到以為無人能安慰時，那種死寂或許才最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