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留學

符鬆

2003年新年前，也就是西方人的聖誕節期間，幾位仍“流落”海外的同學回北京探親，自然少不了和我們在北京的同學小聚一番。袁俊兄想的周到，先是在清 華主樓11層上的教師活動室（俗稱“教授俱樂部”）喝茶，暢敘二十幾年前開始的同學之誼，而後安排在裝修略有講究的菏苑餐廳用餐。其中，在紐約華爾街 J.P.Morgan工作的沈寧、餘梅伉儷回北京較為頻繁，在斯坦福大學工作的蘇棟兄則是我15年前離開英國後的第一次見麵。

自 1979年7月7日我們38名學子赴英留學來，24年過去了，想當年我等躊躇滿誌、意氣風發，而今拖兒帶女，各奔東西。撫今追昔，感慨萬千。不過，大家現 在還都正忙，聚少離多，分散了後也不會有太多的時間獨發幽思，倒是蘇棟兄回美國後從斯坦福發來的一張老照片勾起了我的回憶，特別是24年前我們這一幫子走 到一起的日子。 

1978年12月的某一天，剛剛開始在清華大學念書沒幾個月的我突然接到學校通知，說是某天下午2點到工字廳集合去 旁邊的北京語言學院開會。會上，教育部宣布我們在座的來自北京各高校大約50名78級的學生被選上去英國留學，並於春季學期開始進行出國集訓。盡管當時不 停地聽說學校有人要出國留學，但怎麽也沒和自己聯係起來，一時沒反應過來出國是怎麽回事，好幾天後才給家裏寫了封信告訴此事。後來，係裏主管學生工作的一 位老師找我談話，當時也沒記清他的姓名，隻是現在仍印象深刻。他談得認真，我聽得更認真----十幾年後我作為清華的一名教師才和這位叫承憲康的老師有了 深入接觸。 

不過不久後，出國集訓的意識慢慢變得清晰起來。在大學的第一個寒假、春節很快到了。我決定不回家，一個人貓在宿舍，準備好好補補英語，父母也很支持。但當時流行的《英語900句》還覺得比較貴，買不起，現在也記不起來英語學習的效果如何。 

我們的出國集訓被安排在北京師範大學進行。北師大為我們專門設了一個留英預備班，聘了兩位外教，都是美國人，女的叫Tina，男的叫白柯文，一位五代美 籍華裔，基本不會漢語。不知為什麽，我總覺得這兩人是CIA（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年輕，但教學水平一般。報到的時候不知為什麽有一兩位學生沒來，因 此，48位同學組成了留英預備班。班上的同學大部分來自北大、清華，個別來自北航、北鋼、北郵等院校。除了自己我感覺個個都特棒，壓力特別大，十分擔心集 訓過不了被退回去，其實大家可能都有這樣的感覺。當時我們一個宿舍共6位同學，都來自清華。其中，黃振宇兄是我們的班長，個兒大，有時被大家戲稱為“大 木”。袁俊兄是我目前在清華的同事，現在是材料係的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學問做的是沒的說了。後來在英國留學時，他和另一舍友曹山明兄和我同在倫 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讀書，分別學物理、電子和機械工程，也一起先後在Lexington Gardens和Princes Gardens同宿一公寓。袁兄畢業後去了劍橋讀博，並接著在那兒晃悠了十幾年。曹兄回國最早，1983年本科畢業後就回國，被分配在國家氣象科學研究院 工作，後跳槽至Motorola工作至今，“混得”如魚得水。 

同宿舍最“神”的要數陳征遠兄。他是1978年北京市高考最高分得 主，家境優裕，卻無聰明絕頂之輩的派頭，毫無傲氣，反而有些“蔫兒”。陳兄不善交際、言談，和我卻十分要好，常拉著我（有時也包括曹山明）晚上出去散步， 從北師大一直溜達到北太平莊，並常坐在新影廠門前草地上神侃至深夜。所談之事很少涉及當時的學習，而是各自的經曆、周圍的人和事。我所謂之陳兄之“神”， 在於他不是我當時想象中的那種刻苦用功的書呆子，而是個性情中人，書讀得很多，《紅樓夢》好象讀得也很熟，情感豐富而又脆弱，周圍似有不少女友。那時，集 訓班有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女生。由於“文革”的原因，在我的中學時代，男女同學之間的關係十分扭曲，羞於往來，來集訓班後則是玩命用功，希望順利出國，不敢 有旁的奢望，和女同學基本無任何接觸。陳兄晚上則常和我對她們品頭論足，逐個打分，發表高論，乃至幾次邀我與他去樓上拜訪女生宿舍。如果有什麽秘密的話， 這是當時我倆之間最大的秘密，一些具體細節至今我仍不能予以解密。不過，我對他十分佩服，出國對他象是平常之事，他對緊張繁忙的集訓遊刃有餘，使我對“好 學生”的認識一下子開闊了許多。留學英國後，我和他共12名同學被大使館和英國文化委員會安排在英格蘭南部一個美麗的小鎮，在當地的技術學院讀大學預科 （A Level）。陳兄大概由於過於自信，在英國的高考中沒有再次成為我們之中的狀元，有些消沉，我反而成為那一圈同學中唯一考了三個A的人，我倆的關係因而 有些微妙，但仍十分密切。陳兄的大學是在利物浦大學念的，利物浦足球隊當時稱雄英倫乃至歐洲大陸，倫敦的阿森納隊和現在差不多，總在前幾名，但好象永遠與 冠軍無緣。但陳兄未能適應英國的大學生活，念了一年多後主動要求回國休息，爾後又回到英國繼續念了一陣還是不行，學業未完就徹底回國了。我感動的是，他回 國前我是他唯一要求見的人。見麵也沒什麽好說，隻是十分感歎。我當時隻覺得還真是“僥僥者易折”。其實，陳兄回到清華後又生龍活現，學習又名列前茅，在某 年的留美的CUSPEA考試中又是第一。目前，陳兄去美國已十四五年，但不知在何處得意。 

同室最年輕的是楊誌宏兄，但運氣最差。他 在集訓尾聲出國前夕時未能通過體檢，“奧抗”呈陽性。好象有位王姓同學也是因此原因未能出國。不過，也有為學業的追求主動放棄出國的。1979年我們出國 前，英國保守黨女強人撒切爾夫人在英倫三島上台執政，英國高等教育受影響頗大，外國學生開始要交學費，教育部因而也將留英名額壓縮，約有8名同學要轉去比 利時學習，而我們也是唯一一批公派留英的本科生，赴德、法的則連續派了三批。當我們每個同學的專業也被指定下來時，彭桓武先生的公子因指定專業不合本人所 追求的生物學，不服從分配而返回北大學習，令我等為其求學決心及彭先生教子之嚴十分敬佩。幾年後，我們的彭同學終於如願以償，去美國學習生物了。彭同學和 我們在一起的時間雖僅短短數月，他和我也無甚交往，但他對待科學的精神使我印象深刻，至今記憶猶新。有一次，他和一清華工物係教授之子姓張的同學在討論某 一學術問題時發生爭論，相互不能說服對方，隻得引經據典：“我爸是這麽說的”，“我爸是這麽說的”。各執己見，一時在同學中傳為美談。 

1979年7月7日當我們終於踏上出國旅程的時候，心情無疑是十分激動的。然而很快，我們就投入了新的學習環境。在我駐英大使館和英國文化委員會的安排 下，我們38人被分成三個組，我所在的組共12人，去了英格蘭南方美麗的小鎮奇切斯特（Chichester）。該鎮人口萬餘，花園景象，退休人居多，是 個養老勝地。令我十分驚訝的是，該鎮的一些和藹可親的老人曾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大英帝國軍艦上服役時來過中國。小鎮中心是一天主教堂，頗有氣勢。據說， 在英國有天主教堂（Cathedral）的地方方可稱之為City，否則隻能為Town。我們小組的頭兒是李飛兄，人特聰明，個性豪放熱情，但卻獨往獨 來，後在MIT獲博士學位。1992年我有幸在美國做客座科學家（Visiting Scientist），曾駕車長驅美國首都與“老領導”李兄見麵。李兄盡其地主之誼，使我對華盛頓特區略知一二。其時，李兄就職於弗吉尼亞的一高科技公 司，仍做流體力學研究工作，和我同行，其學術權威勿庸質疑。本人曾數次邀請他來清華做教授，但始終未能動搖他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們 是在Chichester College of Technology學習A-Level課程暨準備英國的高考。英國的教育體製與我大不相同。從我們的觀點看，其教育體製、教育思想堪稱保守、落後，應當 大批痛斥之。英國的中學分Ordinary Level（O-Level）和Advance Level，類似我們的初高中。O-Level亦為公民義務教育，但A-Level的課程相當的“窄”，純粹為高考指揮棒所左右。英國高考分得很細，不但 文科、理工各考各的，就是理工類也可細到報考物理、化學、數學的試卷不一樣，且隻要求考三門。準備上數學係的可以不考化學，考兩門數學（純數學和應用數 學）和物理即可。我們當時選的是考數、理、化，印象最深的是化學試卷為三份，分別是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和實驗化學，分三次考，內容遠深過我們大學的普通化 學，按我們的現行體製來看是毫無“素質”、“通才”可言，簡直就是大逆不道。英國媒體也常有討論，是否應在16歲的時候就決定終身職業。然而，討論歸討 論，英國的高考製度卻一直延續下來，英國人的素質似乎也一直為世人所稱道----紳士淑女的故鄉是也。更為要命的是，英國的本科隻念三年，優秀畢業生可直 博，最短三年，也就是說，正常情況下24、25歲左右就可獲得博士學位。這麽快的人才培養值得深思。英國不講什麽通才教育，卻一直因本科教育水平高於美國 而自豪。 

英國高考填報誌願類似我們現在的研究生報考，需要去各個考生所申請的大學麵試，國家小自然好操作。1980年我們絕大部分 同學順利考進英國大學，我和另外10名同學進了帝國理工學院。帝國理工的本科教育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其導師製，雖不及牛津、劍橋那樣曆史悠久，但對學生影響 深刻，學生在小範圍內與先生交往，一些專業問題便能迎刃而解。在清華大學本人亦曾利用職務之便試行導師製，頗有收獲，為此曾在《新清華》撰文贅述。 

大學生活本應豐富，而我則埋頭苦讀，雖也乘暑假之機暢遊歐洲，盧浮宮、凡爾賽、威尼斯、佛羅倫薩、冷戰時的東西柏林、維也納、地中海濱等等都去過，對中 西歐各國的文明有所領略，但畢竟數年寒窗，當考完最後一門功課時，不由得躺在灑滿陽光的草地上長舒一口：今生再也不用考試了。畢業前我已經計劃好了去曼切 斯特大學理工學院直博，而英國的直博生是沒有課程要求的。如今，我常對我的一些隻會讀書的博士生說，念書是念不出博士學位來的，可學校的獎學金考核就看成 績。如何培養人，各國曆來不一樣。我的博士生涯由兩位國際著名湍流學者指導，一為Launder教授，現已是英國的“兩院院士”（皇家學會和皇家工程學會 會員），另一為Leschziner教授，現是皇家工程學會會員，他們在帝國理工時原是師徒，我則是Launder教授的徒孫輩了，由 Leschziner指導。不過，前者是一典型英國倫敦人，後者則是受德國文化影響很深的瑞士猶太人，說著帶有德語的英語。一次，在我們三人討論會上，忘 了什麽原因他們二位討論起德國和英國的大學教育來。Leschziner認為德國培養出來的人基礎好；Launder認為英國的製度使青年人25歲獲得博 士學位，使他們在25-35歲的最佳創造期內沒有學位的束縛。Launder還認為，每個國家教育體製上的缺點都在其傳統中得以修正。這大概就是為什麽牛 津劍橋曆八百年而不衰的原因吧。對於中國社會來說，“保守”是有貶義的意思，上上下下不都在喊“創新”嗎？我倒以為自己比較幸運能窺視“保守”。其實，牛 津劍橋八百年曆史對於我們這樣一個文明古國來說十分平常，嶽麓書院不是有千年學府之稱嗎，可是曆史安在？我們就是缺少一些“保守”思想，沒有繼承、修正、 完善我們的傳統。牛津劍橋剛開始的時候其實也就討論討論神學、宗教、哲學等等，並無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工程進入大學也就一百多年。比較而言，嶽麓書院當年 傳授的知識則先進多了。 

總之，留學改變了我們的一生。然而，在我們國家自1978年以來發生的變化中，個人經曆不過是大浪潮中的些 許浪花、泡沫，真正使我難以忘懷的還是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是鄧小平的高瞻遠矚。國外留學10年（加上後來一年在美國工作），客觀上使我處於旁觀 者的位置來觀察中國自1978年後一步步的持續發展，思考中國一百多年來的近代史。

人們常說，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但 中國近代史為什麽是一部屈辱的曆史？一個多世紀來中國的仁人誌士為探索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作出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努力。有從國家的政治體製上來思考的：君主立 憲者有之，保皇者有之，廢除帝製者更有之。事實上，中國人民在1911年推翻了帝製，建立了共和製的國家體製。知識分子則大多在進行文化的反思，認為以孔 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主因，“五四”運動中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知識界至今仍有人在問，為什麽中國文化沒有產生西方式的 民主與科學（遺憾的是許多人忽略了西方文化在發展民主與科學的同時，亦建立了法律與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不是中國曆史上 的一個簡單的政治危機，它有著中國近代史上中國人民痛心疾首反思的思想基礎。“文革”在某種意義上是中國近代史中對傳統文化否定的一個繼續，也是這段曆史 的終結。因此，1978年標誌著中國現代化曆史的真正開端，這是它的曆史意義所在。然而，中國何時回歸、繼承、張揚曆史，形成自己的保守主義，路途則還遙 遠，也許我們隻會不斷創新，或者說繼續革命，就如同一個朝代總是被另一個推翻一樣。 

回到現實，上世紀70年代末在一些人中曾有這樣 一句話，“早回國不如晚回國，晚回國不如不回國”。當時，滯留海外的華人學者來訪有如國之上賓，智者來臨，而他們的同學，50年代回國者，則被許多人遺 忘，有的忙著“落實政策”。這句話可說是十分準確。1998年在改革開放20年之際，本人曾覺得可以將這句話反過來說，“不回國不如回國，晚回國不如早回 國”，並寫到： 

改革開放二十年，故國神州有新顏； 

燕山驟雨昨日夢，花開花落清華園。 

以前出國叫淘金，現在不少人回國來淘金，出去淘金的已多是一些民工了。五年又過去了，國內國外的、或者回不回來的現在看來都一樣。想幹事業，中國外國都 可。全球化的進展，國界開始模糊起來，許多人已經在空中跑來跑去，拿了不少航空公司的優惠。但想在國內發展，晚回國就是不如早回國，否則，年齡一大，牽扯 也多，位子也未必理想，高不成、低不就，還真是不如不回國，在國外安度餘生呢。(作者係清華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副院長、博導、長江計劃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