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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在妻子病痛中通過基督教禱告文得平靜和力量,為基督教婚誓盟約而打動

(2015-03-24 01:41:28) 下一個

整理自網絡

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將新加坡建成如自己那般堅定而又理性的國家。年近87歲的他思索著年老力衰及其伴隨而來的痛苦的問題。他問道,“最後一片葉子,將在什麽時候飄落?”

“我感到活力和精力在慢慢衰退。我是說總體上,每一年,你感到自己不如前一年。但這就是生活。”李光耀說道。他所發展起來的“新加坡模式”,即保持經濟增長和實行嚴格的社會控製,使他成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

在上周的專訪中,李光耀進行了不同往常的思考,談及年老體弱帶來的各種疼痛,談到冥想給他帶來的寬慰,提到了他如何掙紮奮鬥,把資源匱乏的小島建設成為繁榮的國家,還說到他擔憂下一代人可能會把他取得的成就視為理所當然,不加以珍惜。

在他那寬敞明亮的辦公室裏,李光耀穿著隨意,上身是風衣,腳上是跑鞋,雖然看上去老了些,背也有點駝,但是思維依舊敏捷。雖然不再管理國家的日常事務,但隻要還活著,在他一手成立的國家裏,李光耀仍然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但他說,在最後的這幾年裏,陪伴他61年的太太因中風而臥病在床,無法說話,這使他感到黯然。

“我盡量讓自己忙著,但閑下來時,總會時不時想起我們一起經曆的快樂時光。” 以務實態度對待生活的李光耀認為神是不可知的,但接下來的話,卻似乎透著幾分他對那些在宗教中找到力量和安慰的人的羨慕。“我怎麽安慰自己?”他自問道,“好吧,我隻能說,‘生活就是這樣’。”

“接下來會怎樣,我不知道。沒人起死回生過。”他說。

從1965年新加坡成立時開始擔任總理,直到1990年引退,李光耀建立起了他所說的“第三世界地區裏的第一世界綠洲”。他的治國效率和廉潔執政備受讚譽,可同時也遭到人權組織的指責,批評他限製政治自由,通過起訴反對者誹謗對他們施加恐嚇。

李光耀現在是內閣資政,在他的兒子李顯龍擔任現任總理的政府中,他有著很大的影響力。現在籠罩著新加坡的問題是,一旦李光耀離去,他的模式將會以怎樣的形式存在,又會持續多久。

李光耀總是體力充沛,他堅持遊泳、騎單車、按摩等養生法對抗衰老,但或許更能使他抗衰的,是滿滿當當的參加國內外會議和演講的日程安排。 “我知道,要是我停下來,我會老得很快。”在采訪進行了一個小時後,話題從追憶人生轉到了地緣政治,這些晚年歲月似乎悄悄溜走了,他又變得活力四射、充滿力量,他仍然有著廣闊的世界觀,明察秋毫、居高臨下。

但是,他說,他有時回頭看這些為抗老防衰所做的努力,覺得很“荒謬”。

“我快87了,盡量保持健康,表現出精力充沛的樣子,這得下功夫,但這功夫下得值不值呢?”他說。“我嘲笑自己總努力地保持勇敢的樣子。但這成了習慣。我就讓它習慣下去。”

每到入夜,坐在太太的病榻前,是他最難捱的時候,李光耀說。他的太太柯玉芝現年89歲,兩年多來無法動彈,也無法開口講話。從他們一起在倫敦學習法律時開始,柯玉芝一直是李光耀的紅粉知己,在他身邊,支持他,給他建議。

“每天晚上,我跟她說話時,她都知道。她為我保持清醒;我跟她聊我白天的工作,給她讀她最愛的詩歌。”李光耀打開一個大表格,上麵記著他的閱讀書目,有簡•奧斯汀(Jane Austen)、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劉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的小說,也有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

李光耀說他最近一直在讀基督教的婚誓,為這句話所打動:“無論生病或健康,無論境遇好壞,相親相愛,相互扶持、相互珍惜,至死不渝。”

“我告訴她,‘隻要我能,我會盡量陪伴著你。’生死由命。她明白的。”不過他也說:“我不知道誰會先走,是她?還是我?”

晚上聽到隔壁房裏傳來太太的呻吟聲時,他說,他會冥想20分鍾,念誦一位基督教朋友教給他的禱告語“Ma-Ra-Na-Tha”。

“Ma-Ra-Na-Tha”是阿拉姆語,出自《聖保羅致哥林多前書》(St. Paul’s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的結尾處,有幾種譯法。李先生說他所知道的意思是,“到我這裏來,主耶穌。”(幫助我,主耶穌) 雖然他不是基督教信徒,但他覺得這禱告語的發音讓人聽著覺得安慰。

“問題是要讓自己不要胡思亂想,心猿意馬。”他說,“(讀了禱告語後,)你會慢慢平靜下來。白天的壓力和焦慮得以釋放。這樣也就比較容易入睡。”


新加坡著名的作家兼社會批評家林寶音這樣描述李光耀,“專製獨裁、務實、少動情”,但他不加理會。

“她是個小說家!”李光耀說道,“所以,她把一個人的性格簡單化,”炮製出李光耀口中的“我的漫畫形象”。“可會有人是那麽簡單、那麽單純的嗎?”

太太的病給他帶來持續不斷的壓力,這比他這些年在政治舞台上所麵對的壓力更沉重。但在回顧他過去的人生時,李光耀不止一次提到了他最苦不堪言的時刻,在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宣布獨立時,他當著眾人的麵愴然淚下。

這巨大的痛苦給李光耀帶來了決定他一生的挑戰,即創造和發展一個繁榮穩定的國家,還有防止其多元種族——中國人、馬來西亞人、印度人之間的衝突。

“我們不具備一個國家該具備的基本要素,我們是多元民族,缺乏共同語言、共同文化、共同命運。”三年前在接受《國際先驅報》的采訪時李光耀說道。

安穩地享有現代新加坡提供的福利的年輕一代要求更加開放的政治,要求自由的思想交流,這使李光耀感到擔憂。“他們認為一切本來就是這樣子,可以肆意對待。”他說,“他們以為這一切會自動運轉。但我知道從來都不是如此。”

他們要求政治開放,這必然會走向以種族為基礎的政治,他說,那“我們的社會將會分裂”。

李光耀稱自己是政治街頭霸王,他常通過控訴對手誹謗來打壓他們。

他認為有必要通過訴訟來維護他的好名聲,他也無視西方記者的批評,認為他們不過是在新加坡“進進出出”的“十足的廢物”。

不管怎樣,這些記者或是他們可能會寫的訃告都無法對他的所作所為下定論,李光耀說,能夠下定論的,是以後的學者,那些將會依據事件的曆史背景來加以研究的學者。

“我並不是說我所做的一切是對的,”他說,“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為了一個光榮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得不未經審判把同僚關起來。”

雖然葉子開始從樹上飄落,但是李光耀的故事尚未結束,他說道。

李光耀引用了一句中國諺語,蓋棺定論。

“等到棺材蓋蓋下時,再判斷,再去做評估。在雙眼閉上之前,我說不定還會做些荒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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