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生涯
每一個人的出生就是一個奇跡。小人物是小奇跡，大人物是大奇跡。不要讓任何一個出現的奇跡遺忘。
美國夢 （2）
第2章 艱難啟程
講心裏話，盡管自己並沒有指望能得到周家的親戚實質性的幫助，但內心仍然寄希望於得到他們引導而走上美國生存的道路。畢竟他們都是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幾年的日子，無論從哪個方麵講都比我熟悉美國。
從大堂兄的餐館出來，外麵是一個光輝熾熱的世界。站在這輝煌陽光照耀下的土地上，心裏很清楚，我百分之百的隻能靠自己了。
站在餐館門前火熱的停車坪，注視著眼前穿梭如流，南來北往的車流，腦子裏空空的，一時竟拿不定主意往哪個方向走。
該往哪裏去呢？
不自主地把手往自己腦袋上摸去，啊，真燙！
一刻間的時間，太陽就把頭發尖都曬得讓人感覺得發燙。
頭發發燙，腦子仍冷靜著。
躊躇間一個主意閃進來腦子，還是先去‘香港超市’拿份華人報紙吧！
主意打定，鑽進了熱烘烘的車廂，駕著車子就朝著目標駛去。
達拉斯華人報紙有兩家：一是“達拉斯時報”，二是“達拉斯新聞”。
這種不要錢的報紙放在達拉斯華人超市進門處隨你拿。
美國的紙張便宜，一份報紙，七、八頁。一、兩版新、舊聞，幾版雜談，剩下的都是廣告。這就是少數裔報界在美國生存之道。
手上的報紙的前麵幾頁翻了過去，徑直翻到後麵廣告的幾頁，目光就直接搜到工作這一版。
九十年代初的美國華人的工作機會哪裏像現在這樣多咯。
特別像達拉斯這樣的美國內陸城市，那時整個達福地區據說不到一萬華人。
達福地區很少有什麽華人的公司和企業。報紙上工作廣告除了餐館，還是餐館。
整版整版的不是‘招大廚’就是‘招炒鍋’或是‘招服務員’餐館的廣告，除了餐館別無其他。
所有餐館幾乎都是需要有經驗的廚房工人。
九十年代在美國的華人以廣東，香港、台灣人為主，大陸人為數不多。
那時大陸剛剛改革開放不久，國家很窮，人民就更是口袋布粘布。
那時來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幾乎人人都去中餐館勤工儉學，看老板臉色吃飯。
與現在的中國留學生進中餐館是兩個層麵的事：老板看中國留學生臉色做生意。
與那些出國留學生比，我們這些移民就更艱難了。
留學生都是讀書人，在國內有了語言準備而來。加上年紀又輕，知識豐富，接受能力強。連餐館老板找工都隻留意這些留學生。
記得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辦理移民手續時，我曾填寫過一份登記表。那份表裏有一項問你到美國準備幹什麽工作？
我填上的想繼續幹電工。
那天在餐館向大堂兄打聽考電工執照的事，隻是因為到目前為止仍找不到工作，心裏著急，想多了解一些訊息，多條門路，就多條活路。
於是‘病急亂投醫’一時著急就開口問了他。
我一直想利用自己在大陸的電工工作經驗，在達拉斯找一個像公寓、工廠等電工維修方麵的工作。雖說找了幾個地方都失敗了，我認為主要原因是語言問題。
語言需要時間，但我仍不想放棄這方麵的努力。
大堂兄一直在我耳邊嘮叨，說打餐館賺錢比別的來得快，我沒有應聲。
在幫助送外賣幾天日子裏，看在眼裏的餐館工作，廚房熱天熱地，忙忙碌碌的樣子，辛苦觸手可見。餐館，我看不到將來。
做服務生，我天生是個不會扮笑臉的人，自己笨手笨腳天生一副木納相，會有前途嗎？我懷疑。
所以對於幹餐館這一行我一直興趣不大。
餐館，似乎移民來了，個個都往這行當鑽。人人都容易上手幹的事，競爭一定激烈，是不會有什麽前途的。
我覺得自己在醫院幹了十幾年的維修電工放棄了也太可惜了。
即使我不熟悉美國電工這一行，我想電學原理應當是一樣，隻要能有機會切入進去，應當說幹電工我是有優勢的。我了解我自己在電工方麵的實力。
現在餐館也去不成了了，隻能待在家裏。我天天找報紙看。
同時也在試找看有什麽淑文能做的工作沒有?
有了種族的區分就難以避免種族岐視。想要消除這種岐視，隻能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種族文化相互的滲透和同化才能實現。
中國人老是說西方人怎麽樣種族岐視，實際上中國人的種族岐視決不會亞於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我說這句話是親身經曆的體會。
那天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招聘家庭護理保姆的廣告。一想這工作淑文應該合適，當即就撥通了電話。對方簡單問了幾句後，就約好我們第二天見麵。
雇主是個台灣人，是個三十來歲的婦女。從那住房情況一看，就知道其經濟條件很不錯。麵試很順利，得知淑文原在醫院幹過護士，雇主就很明顯表現出感興趣的神色，於是開門見山就談及到一些具體工作內容和待遇的問題。
正談間，從裏麵房裏走出一個年紀六十來歲的婦女，她坐下來聽著那婦女跟我們的談話。突然間她問了句，你們從哪裏來？
“大陸來的。”
我毫不遲疑地回答。
似乎一切都很順利，她倆叫我們回家等消息。
、、、、、、
等了幾天沒聽到她們的回音，再去電話對方回答說，他她們已經找到了人了。
也許這隻是我的猜測，她們不想用大陸人。
猜測肯定是有些源由的。
那天從父親嘴裏吐出一句：
“啊，你們這些大陸人啊。”
我才知道連自己的父親都有如此的區分。
他是哪裏人？
不就是逃到台灣呆了些歲月嗎？
自己的父親競然如此，那更何況人家呢？
事情僅僅是我們將幾件嬰兒的衣服晾在自己的陽台內，父親說我們不曉得美國不能在外麵嗮衣不懂規矩。
是的，我們的確不知美國規矩。你就事說事，你講我們就講我們，幹嘛扯上一整個的“大陸人”呢？
人窮，人缺乏知識就會受人岐視。這幾乎是天經地義的事。
天天翻看中文報紙，老天不負有心人。
幾天後終於在達拉斯新聞的幾十條廣告欄裏發現一行珍貴的中文字跡：
新發展的電子公司招聘有電子技術基礎的工人。
眼睛頓時一亮，精神就上來了。
我立即把欣喜告訴了淑文，她一點也沒被我的興奮感染，很平淡地說了一聲：
“那是好事啦”
接著我又說：
“明天我倆一起去”
“你找到工作要我去做什麽？”
她不冷不熱地說。
“說不定他們那裏也會要女工咧”
從歡喜中，我萌生了一個期望。
夏天的七月天亮得很早，但我卻醒得更早，實在是睡不著。
等待中的時光過得很慢。眼睛盯著窗外好不容易才看到黎明的曙光，迫不及待地爬了起來看鍾，還不到六點。
時間過得太慢了！
時間就是金錢！
可我那心裏真是想自己此刻能“揮金如土”就好了。
熬到吃過早飯時，好不容易到了七點半，我和淑文鑽進了汽車。
汽車拐過兩個街口，隻有幾分鍾的路程就到了那家公司。
“你去吧。我坐在車裏等你”
看見我回頭，淑文把頭伸出窗口對我說。
蹬上臨街的一個有著幾級台階門庭，推開一扇玻璃門，我走進了公司的辦公室。
接待我的是一位身材修長的中國女性，看不準她的年令，大概三十來歲吧。聽到我說明了來意，她操著一口齒音很重的國語對我說：
“經理在後麵有事，你先坐會兒，他一會兒就到。”
坐下來，我打量著這辦公室：
一個辦公桌，一條長木沙發，還有那辦公桌後一張帶靠背的木沙發椅，大概這就是經理坐椅。真的很簡潔！
坐在一個生疏的地方等人是一件很令人不自在的事，特別是沒人交談。
正處在無聊等待時分，也許那位正在收拾，清理辦公室的女性也有這種感應，於是她打破了房間的沉默，突然發聲：
“你從哪裏來的？”
“大陸。”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大陸哪裏？”
“湖南”
“湖南哪裏？”
“長沙”
“哦，我也是大陸來的。我從上海來的，你叫我艾米好了”
一連串的追問，到此時我才終於鬆了口氣。
經理一直還沒出現，看著我坐在沙發一副焦急的神情，愛米繼續跟我聊了起來。
從閑聊中，我知道她來美國兩年多了，她丈夫是個老美。
與艾米的閑聊漸漸使我少了些拘束，我突然冒出一個問題：
“請問，你們公司要不要女的？”
“要啊，正要啊！”艾米即口回答我。
一聽到愛密的回答，我立即站起身來：
“我太太，她在外麵。我去叫她。”
“你叫她來看看。”艾米對我說。
喜出望外，我即聲回答：
“好。”
隨即推開了那扇玻璃門，我疾步走出了那間辦公室。
等到我領著淑文走進辦公室，房間裏又多了一個人。
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人已經坐在了那張辦公桌後麵。
看見我們進來，艾米趕緊指著辦公桌後的人對我們介紹說：
“這是我們的經理，叫戴維。”
轉而，她又對著辦公桌後那人說：
“這位是周先生，這位是他的太太。”
介紹完畢，艾米停頓下來，把臉轉向淑文：
“你叫什麽來著？”
淑文趕忙回答：
“叫我su吧。”
聽完淑文回答，戴維很禮貌地從辦公桌後站起來，伸出了一隻手臂。我和太太走上前握了握他的手。
令人興奮的是我的意外期望終於成為了現實：淑文被這經理當口就答應雇傭了。
我卻仍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還得經過考試。
兩張寫著電子知識測試試卷：
什麽是PNP、NPN的三極管？什麽叫克希荷夫定律？甚至還連什麽是正、負“反饋”、、、、、
問題寫滿了一張卷子，真的象考電子工程師一樣。
我是一個自學的電工，書本是我唯一的老師。在國內剛開始自學電工，我將當時兩套最好的電工學教材通讀了一遍。
一套是“華中工學院”以機電為主的的，一套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大學”的以電子為主的，這兩套電工學在起步我電工生涯時給我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不過對現在來說，讀這些書已經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
那試卷上的問題基本上都是屬“哈爾濱軍工”電工學書內的內容，所幸的是我這人記性還不錯，那些個問題我十、九不離七、八地都答了出來。
令人遺憾的是，好像這些個專業知識並值不了幾個錢。
公司開出來的工價：
淑文五塊錢一個小時，在倉庫做包裝工作。
我呢，五塊五一個小時，在修理生產線上搞檢驗。
公司並告訴淑文，如果她願意的話，明天就可以來上班。我卻還要等幾天。
這家公司是一個台灣人辦的公司，主要是修理電腦顯示器。
那時的電腦顯示器都是豬腦殼形，內部全是散裝電子元件構造而成，不象現在全是集成塊電路。
熟悉電子方麵知識的人都知道，那散裝元件毛病多。一個電阻或電容出問題，或一個焊點質量不良，整個機器就失去正常工作能力。
那時台灣出口到美國許多電子設備和產品，依照美國要求，所有在美國銷售的產品都必須要有售後服務。大概這家公司是接了台灣電腦公司的顯示器保修的業務。於是也算是讓我們找到了一個飯碗。
說不出有多高興！
到後來我才知道，這公司是違反了當時美國最低工資法的。
幾年後，在市政府的牆上，看到貼的一張聯邦勞工法布告，上麵清清楚楚地寫著：聯邦勞工法律規定，最低工資是五塊七角五。
曉得你是新來的，不懂這些他能摳就摳。
反過來一想，你還真應當謝謝這些同胞。雖說少了點錢，但畢競還是給你提供了一個飯碗。如果沒有他們你又能去哪裏找工作？
中餐館怎麽樣？
做廚房錢是多一些。
但一個星期做六天，每天十幾個小時。打堂食服務員才兩塊五，你以為政府不知道啊？我想美國政府不會那麽糊塗。
睜隻眼閉隻眼，不然的話，這些新移民都會成為政府的包袱。
並不隻是中國人，幾乎每個移民族裔的都差不多。
後來在一印度人經營的汽車旅館做事，我向一位印度工人好多錢一小時？他告訴我隻有兩塊錢一小時，隻是老板提供一套汽車旅店住房。
這類情況發生在新移民身上是很普遍，也很正常。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開車把淑文送到公司。
因為我還得另行聽公司通知，開著車就回家的路上走。到了家門口，突然又想起去香港超市。香港超市離家不遠，開著車繼續往前走。
沒別的，無非又是去拿報紙。
“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裏”，盡管這家公司已經表示同意雇我，隻是要我等幾天，但在家我實在一分鍾都待不住。也許還有別的公司也要人，再看看報紙也無妨。“騎馬找馬”對我來說是最好的方式。
報紙一拿到手，一條令人欣喜的廣告出現在眼前：
海外貿易公司招聘倉庫管理人員。
其它還列出了受聘人員的要求：
什麽身體健康，要能搬運得起五十磅以上的負重能力。
我一眼掃過去，很快就記住了電話好碼。
電話那頭答話的是一位講中文的女士。極為簡單詢問了幾句，便談到工資是六塊錢一個小時，每星期工作五天。三個月試用期。三個月後享有公司福利。然後就滴滴噠噠地講了一些所謂福利等等。
後來她講的那些什麽福利我幾乎沒聽進去幾句。
我隻要有一個工作就足夠了，別的我都不在乎。
最後她說了一句：
“沒有其他異議的話，那明天八點就來公司上班吧！”
說完，就掛上了電話。
真爽快！
我來美國這麽多時日，第一次心裏感覺異常的輕鬆。
在廣告的一行文字裏，我挑出了公司的地址。
接下來我就開始琢磨公司的地址。
那年頭沒有手機就也沒有GPS。不過美國那時卻有一種城市地圖書冊。
那種城市街道地圖書曾在大堂兄餐館送外賣見過一兩回。
一本16開大的書冊型，隻要有地址就在那書上可以找到。
那時見大哥拿在手裏翻來翻去的，找外送地址，好像很實用。
早幾天在一家美國超市買東西時，看見那種地圖書擺在收銀台傍的櫃台上，我拿在隨手裏翻了翻，然後翻過來看看後麵的價錢，二十幾美金。好貴！
遲疑了好久，我最後咬緊牙巴，還是買下來一本。
心想，你到了這裏人生地不熟的，又沒有人幫你，不靠它，靠誰？
這一決定的正確在後來的日子得到了充分的驗證。
這本達福地區地圖書冊為我解決了許多難題，也創造了不少機遇。
有了地圖書，你還得學會如何使用。一點也沒誇張，我這人自學能力還是蠻強的。特別是方位感，我幾乎是很有自信。
講起這方位感，至今還記得瀏正街小學四年級的那位地理老師。那時全長沙市小學都無地理課，但瀏正街小學作為全市的試點小學，開了地理課。
地理課老師有一個少見的姓，姓隆。他課講得很好，很興趣的。
最記憶深刻的是，他在黑板上用粉筆寫寫畫畫，轉過身對著我們講課時，常常愛將雙手放在前褲腰皮帶處，因為手上滿是白色粉筆灰，所以他隻得就雙手背翻過來。他常常不自主地將雙手靠大拇指手背往下一壓，下身往上一聳，做出一個把褲提起來的樣子。同學背後毫無尊敬地給他取了個小名：隆兜褲。
隆老師教我們看地圖，上北、下南、左西、右東。他說，你隻要記住這規則，看好了地圖上的方向，就到外麵找太陽，那你不會迷途了。
盡管如此說，這美國地圖書的確還是件新鮮事。不過翻過幾遍後，很快我就掌握了看地圖書的規律了。
這地圖書是按英語字母，A、B、C、D、E、、、、、、、二十六個字母的順序排列，你要找到地址是什麽單詞，哪個字母開頭，那你就按字母去找，其實與翻新華字典差不多。在書上找到那街道，剩下的功夫就叫具體去實踐。
從地圖上知曉了地址，並不意味著你就能找到那個地方。而且對方是叫你八點去上班，第一天上班總沒遲到的膽量吧？
為了警慎起見，我決定去找人落實下這公司的地址，我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今晚才可能睡得安妥。
我決定去找鄰居邱先生。
盡管初來美國有不少的憂煩，但我曉得人的身體比什麽都重要。所以我再忙，再煩，每天早上一個小時的鍛煉我仍堅持不誤。
年少時愛好武術，後來流放農村八年。等回到城裏找到工作，沒好久日子染上了一身的病，一兩年看醫生也沒有什麽進步。於是我重新回到了少年時拜的武術師傅處學習太極拳。練拳兩年以後，什麽毛病都好了。從此早上一個小時的太極拳練習成了我雷打不動的生活習慣。
那天早上我在公寓院子打太極拳，一個中國人麵孔主動走過來和我打招呼，就此他成為我在美國艱難生活開創期的一個永遠難忘的朋友。
邱先生就住在我們這社區內，隔壁一棟房子的二樓。
台灣人，原畢業於台大。後來來美國幹電腦工作，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
相識後的日子裏，他十分熱情地幫助我熟悉美國社會，四處為我打聽工作的消息。
此刻心急火燎的我甚至連電話都沒先打就敲響他家的門。這在美國屬於不禮貌的行為，我哪顧得想那麽多啊！
那天傍晚我敲響了他家門，他一見是我，絲毫沒有不快的神情，很熱情地請我進去。一聽我的來意，他立刻拿出一張紙，用筆在上麵一邊描繪，一邊講解。
那家公司並沒有在達拉斯，而是一個叫IRVING達拉斯的衛星城。
從我住的地方去要經過兩條高速公路，下了高速還要轉幾條街。經過他一遍又一遍地講解，我心裏終於有了大概的輪廓。末了，謝了他，我站起身來準備離開。
他跟著我也站起了身 ，對我說：
“是這樣吧，趁天還早。我帶你開車跑一趟”
“那怎麽好意思呢。”
我趕忙說。
“你要知道你好不容易找了這工作，第一天可不能遲到啊！”
他接著說。
我倆上路了。有了他的實地指導，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家緊閉著大門的公司。
回到家裏已經是十點來鍾，站在我家門口分別時，他一再叮囑我：
“早上上班高峰期路上車子多，你不熟悉路得早作準備。”
第二天六點我就起床了，我得首先將淑文送到公司才能去那家公司。盡管淑文上班的公司沒多遠，但那隻能是對開車來說，走路是不可能的。
那公司是八點上班，可我將她送到那裏才六點多。淑文需要在公司外麵等一個多小時。這也是沒辦法的，我的路程太遠了點。
按昨天行駛的路程計算，從家裏到那公司大概四十幾分鍾就足夠了。為了警慎起見我準備了多一倍的時間。
德克薩斯，美國本土最大的內陸州。原本是一個農業州，七十年代的世界的石油危機造就了美國的一個新型暴發戶的“土豪”州。
地大物博的德州城市人口居住密度不高，由此城市公共交通不甚發達。像達拉斯這城，如果沒有自己的汽車也真是可說如同“蜀道”行路難。
大概德州警方也了解這一狀況，才使人感覺考試的警察並不刁鑽。
德州開車拿執照很寬容。背熟了交通規則，記住交通訊號標誌，筆試通過就沒有問題。兩個星期後再考路試。而路試呢？警察坐在你傍邊看你開車。同樣的，隻要不違反規則基本都會讓你過。
不過，我路試的那天也有一個沒有通過的，那是個中國人。
他站在考試大廳，用撇腳的洋腔在大聲嚷嚷。
說他在大陸開了十幾年的車，車技根本就沒有問題。他說警察因為他是個中國人，故意不讓他過，他口口聲聲要去投訴那警察種族岐視。
我並不知道事件的真相。
但我想美國考試是考安全規矩，不是看你會甩盤子。
我猜想也許他自認為開車多年，技術純熟，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在安全規範上並沒有作出良好反應，比如說，上車就調試後視鏡，在交叉路口減速停車等，沒有顯出認真反應，在警察眼裏你卻成了忽視安全規則，才釀成不予通過對結果。
當然這一切都是我的猜想，事情的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美國汽車駕照考試都是在城市街道，小路上進行的，不上高速公路。
在大堂兄餐館跑過幾趟外賣，近來日子又一直在家前屋後的幾條街道開了這麽些趟路，盡管四十五歲才學開車，心裏似乎蠻自得自己的開車技術。
這天一臨635高速公路幾乎就傻了眼。
趕到635時天才蒙蒙亮。
遠遠望去，整個公路上像一條閃爍著綾光的巨蟲在眼前蠕動著。公路上跑滿了穿梭如飛的亮著大燈的車輛。我把車子開到公路的進口處，看到一輛接著一輛飛馳而過的車輛，我停住了車，想等待時機駛進高速公路。
那路牌上明明不是寫著最高時速每小時60英裏嗎？眼前這些飛速的車輛哪裏是60英裏的速度，分明是70英裏以上。一輛接一輛的車從我眼前急駛而過，一時根本就不可能有機會插進去。
我躊躇在高速入口當兒，眼光瞥視著後視鏡，不知什麽時刻我車後竟排上幾輛要進入高速的車。
心裏頓時慌了，得豁出去了。
車流滾滾中，我瞅著一個空子，緊貼著剛駛過去的車子屁股後麵，將腳下的油門猛地一踩，車子起動，飛快地衝進高速公路，幾乎要撞到了前麵的車屁股上。終於我加入到高速公路的車流中。
車子向前行駛好一會兒，憋了好久的氣才呼了出來。
“你上了635高速就要靠最左邊道行駛，這樣你才可以轉到35E”。
我記住了邱先生叮囑我的話。
在飛快行駛的車流中，我開始打左轉訊號燈。好像沒有誰在意你的左轉訊號，左道上的車一輛接一輛飛速地向前駛去，沒有哪輛車有心思慢下車速讓你進入左車道。
“你注意換道時，要瞅準空子，待前麵車一過，緊貼著它的屁股，你就加速。一定加到和傍邊車輛一樣的速度，你才開能搶過道去。”
我又記起昨晚邱先生的那些話。
如法泡製，我終於搶到了最左邊的道。
達到了目的，心裏舒坦起來。
不一會兒從635左道順轉進入了35E高速，沒有太多的懸念，有了635高速公路上的經驗，我順利地穿過了35E高速，到達了公司。
幾年後，我的那位從紐約搬來德州的表哥感慨地說，沒想到德州人開車快得跟瘋子樣的，難怪東部洋基佬稱德州人是美國的野蠻人。他從台灣留學美國多年，後來搬到德州來都發出這樣的感概。可想我這剛來美國就上高速那隻能是“拚命”。
到達那家貿易公司的時候離上班早了半個小時，坐在門廊我喘了口氣，正正經經地休息了一會兒。
從辦公室接待我的那位女經理和一位男士的“阿那，阿那”的對話中，我斷定這是家上海人開的貿易公司。
為什麽我沒有叫那女士為秘書呢？
從她講話的口音我辨別出它就是昨天電話裏的那位女性，因為她好像直接有決定權。結束與那位男性的對話後，她很快就將我帶到了倉庫，把我交給了一位年輕的小夥子。
接下來的遭遇是令人難忘的。
一個偌大的倉庫，幾十個高過一人的大木箱，那年輕人指揮我用一個手動的搬運車從這裏搬到那裏，又從那裏搬到這裏。不停地倒騰，整整一天一刻也沒有停歇。
我是一個習慣體力勞動的人，不過那天的經曆我稱之為遭遇是有道理的。
我甚至在中國都沒是如此感到勞累。我不知那位年輕的同胞究竟是公司安排他是如此操作，還是他自己內心有什麽想法。反正我一輩子都記得這位同胞的“友好”。
好不容易挨到下班，我跑步出門開著車往回走。
要知道淑文也是五點下班，她需要等我去接她回家。
接到她的時候，她正坐在公司門前的鐵台階上，那已是公司下班一個小時後了。
回到家裏，淑文告訴我公司要我明天就去上班。
一邊公司六塊錢，一邊公司五塊五，相差五毛錢，一天總共四塊錢。
貿易公司這邊路途遙遠不說，問題是我每天必須把淑文提早一個小時送到公司等在外麵。對比之下毫無疑問，我選擇了明天就和淑文一起上班。
我也不知道怎麽給那家上海公司打電話，於是就去問我那來美國三十多年的堂姐。
六十年代與丈夫一起移民美國的堂姐，究竟在美國幹過些什麽我不清楚。隻曉得曾在日本車公司做過事。後來開過一家餐館。餐館生意不好關了，最近幾年在跑大陸，想在大陸找點生意路子。
我告訴堂姐我的工作情況後，她說，你不去那家公司就不去是的，沒有誰會找你麻煩。我說，那我給公司幹了一天活，那工錢怎麽辦？
她很大方地對我說，這一天的工錢誰還去要咯。
累死累活地幹了整整一天就這樣算了，有四十八美金呢！我真有點不甘心。
總以為先來美國就了解美國，其實很不然。
正如有人說在美國生活了一輩子沒說過英語也一樣的過日子，這一點也不假。
像美國紐約，舊金山，洛杉磯那些城市裏生活在“唐人街”華人，一輩子就是這麽一個狀況：不說英語，活得也很自在。
這些人隻不過仍是一個中國人的過法，生活在美國社會邊緣的移民。不怕你來美國好長的時間，如果你不主動去融入美國社會，程度不同的，你的腦子仍裝滿的是異國文化，它鄉思維。於法，於俗都是過去式。
三伯家的三個美國佬，兩個崽，一個女，最早六十年代就來了美國，另兩個七十年代來了美國。要講美國生活方式，幾乎和他們是絕緣的。
盡管堂姐說，一天的工資誰在乎。對我來講，48塊美金幾乎夠我全家半個月的生活費了。（那時美國物價很便宜。汽油才五毛多一加侖）
怎麽說，盡管心裏不舒服，當時那也隻有聽信這資深的老美的了。
徹底喪失對我家的美國先驅們的信任，那是幾個月後發生在女兒佳佳的一件交通事故上。
那天佳佳去上學。當她騎著自行車沿著人行道朝學校方向前行時，傍邊的公寓裏突然衝出一輛汽車，將佳佳掛倒在地。從街傍邊跑過來一個美國白人扶起佳佳。問佳佳怎麽樣？要不要去醫院？
佳佳早已嚇得不知所措。她隻想到急於上學，於是說沒事。到學校老師一看，襪子一片血紅。當即將她送到校醫處。校醫檢查，女兒的腳背劃上了長長的一道傷口。校醫處理好傷口。女兒回到家告訴我此事，並說，那車就是隔壁公寓的，並遞給我一張紙條，上麵那個美國人的電話。那老美正好路過，目睹事件的發生。他告訴佳佳，他願意幫她出庭作證。
第一次遇到這牽涉法律的事，我再一次請教我家的美國先驅。我原想報警，請警察出麵找那部車子。再去找保險公司。
結果又被她一句話擋住了：
“這點點傷有什麽找啥。警察才不得管呢！”
的確我女兒腳背的傷口並不是很嚴重，但交通事件常常有隱藏著潛在點危險存在。找到肇事者承擔他的責任是很正常心理。
後來的結果顯現，我女兒的斑痕體質，在腳背上傷口愈合後，流下了一條長長的肉瘤痕。
不知是什麽心態，她一點也沒有幫忙的意願。
經過這兩次事件，我完全了解了他們的能力。從此有什麽事，我情願去請教別人。我再也不找周家的這些美國先驅們。
他們也隻是在美國討了一碗飯吃，對美國生活方式幾乎可以說是一無所知。
後來我進入達拉斯市政府工作。我的上司有一次談起他女兒讀大學，我問他學費怎麽解決的，他告訴我是保險公司賠的。他告訴我，許多年前，還是他女兒很小的時候，一個人撞了他的車。當時他女兒正坐在車裏麵。法庭判決了一筆賠賞女兒費用，一直等到十八歲她可使用。
後來我知道保險公司最怕的是跟有小孩牽連的到保險事件。真正的老美告訴我，象這類官司，保險公司十有十輸，隻是看賠多少而已。
扯遠了，回到我的工作上來。
上班的路程很短，第二天我倆從從容容趕到這家電子公司。
公司剛開辦沒多久。不算大，但也有二十幾名雇員。甚至還裝有一條自動的電腦顯示器修理生產線。
那些修理線上的電子技術員排在修理線上，每人一張修理桌。修理桌上擺著一些修理必用的工具：萬用電表，焊槍，尖嘴鉗，幾把螺絲刀等。
技術員修好一台顯示器就把它搬到修理線上的傳送皮帶。修理線傳送皮帶慢慢移動到把那台修好的顯示器送到我麵前，下一步就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很簡單，一點也不關那些NPN, PNP，什麽克西荷夫定律的事。
我的工具是一把橡皮錘子。
我把那些技術員修好的顯示器拿過來，用那橡皮錘在外殼上敲敲打打，再將它插上電源如果顯示器圖像仍正常的工作就過了關，就送到後麵倉庫去打包。
我是通過非常正式電子技術考試被這家公司雇傭的。
當那天老板跟我介紹公司業務，說到主要是修理電腦顯示器時，我心裏還真不踏實。講實話，我雖說電子理論不輸別人，但具體到去修理電子儀器設備之類，我還真沒把握。
在國內時除了我自家那部東芝牌電視出過幾次毛病，我邊看書邊修理，那算是我真正的經驗外，我很少去碰那些電子的東西。我這人粗糙，細細摸摸的事興趣不大。
我感到又一次的幸運！沒有把我安排在修理線上。
幸虧我隻在那家公司做了三個月。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那時的我工作得很殘酷。
我那把錘子不知把多少修理好了的顯示器又返回到那些技術員的手裏。我拚命地敲打，一點也不顧及那些技術員們的感受。我是小時工，而他們卻是計件工，修一件提成多少。我真的是太不懂人情事故了。
領到第一個星期的工資，捏在手裏內心感慨萬千。這是我在美國拿到的第一張正式的工資單。我開始成為美國的納稅人了。
仔細一看工資單，好像不對頭樣的。支票上寫的工資為200dollar, 我算了應當是220dollar才對。把淑文的支票存進了銀行，我留著自己的支票沒存。
明天我得告訴公司，他們搞錯了。
第二天早上我在公司辦公室找到戴維，他是考核雇傭我的負責人。
“哎，這個事嘛，”
那位年輕人把那個“嘛”字脫得長長的。
末了，他字清句明地說：
“你的工資，我跟加州那邊總部聯係過了。他們隻同意五塊錢一小時”
有這樣的事，你考核我，講明了工資待遇。這表示我們雙方達成了一個契約。然而發工資時卻說，加州不同意給我那麽多錢。這不是一個明擺著欺人家是一新來人地生疏的人嗎！
這不是個好待的地方，走出辦公室我默默對自己說。
時間一天天過去，時間的積累也給我們帶來的生活帶來了生機。
每個星期有張支票，銀行帳上開始有了少許積蓄。心裏漸漸踏實起來。
但我們仍不敢亂花一分錢。
有了點存款，心裏的“妄念”開始蠢蠢欲動。
我一直仍在尋找機會另攀高就，所謂高就無非是多兩個銀子。我想中國人圈子內，恐怕都是這德行。有兩次買了英文的達拉斯新聞，應試過一家電工公司，高空作業的工作。工資也僅僅是七塊，大概仍主要是因為我語言與他們溝通有障礙，沒有得到回音。
那位我們的鄰居邱先生和我們一直走得很勤。
我這人好朋友，又最愛“窮請客”。
淑文老是說家裏又沒什麽菜，也好意思請人家來吃飯。
我說，哎呀，這年代，吃飯並不重要。主要還是朋友聊聊天，聚聚而已。
淑文作得一手好家常菜，不管是在國內，還是美國，凡是上我家吃過飯的，沒有誰不說好的。
可笑的是，我那做了幾十年餐館的二堂兄，竟然有幾次作古正經地說想邀淑文開一家中餐館。他說，淑文的廚藝開餐館肯定會生意好。
可淑文哪有那個心思咯！
邱先生也很喜歡吃淑文做的菜，有時他也帶點菜和他兒子下樓來與我們“聚餐”。
知道我在這家公司做得不滿意，到處在找新的工作。
邱先生說，慢慢來吧。有機會我也給你打聽，打聽。
邱先生說，他有個弟弟是在開餐館的，他認識一些搞維護和裝修公司的人。拜托他看那些公司有沒有機會要人。
又過了一段時間，他告訴我，他弟弟正盤算將他的餐館從德州西部一個小鎮遷移到德州東北的一個叫巴黎的小鎮上去。他已拜托他弟弟問問那位準備幫他搬餐館的老板，要不要電工？
兩個星期後，他告訴我，那位幫他弟弟裝修餐館的老美說，如果那人真的會搞電工，就叫他來看看。
那天的麵試是在35E高速公路傍的一家汽車旅館的屋頂上完成的。
汽車旅館建築外牆邊靠著一張十幾英尺的兩截式的單人梯。一晃一搖地，我攀上了那高高而平坦的屋頂。
舉眼四顧，周邊都是低矮的建築。不遠的高速公路上，可以看見川流不息車輛在繁忙奔跑。
屋頂那頭一台空調機正站著兩個老美。
一個體型有點肥胖的，個頭高高的美國白人看著我走過來，他轉過身來，他一直打量著我。
待我走近，我聽見他說;
“你幹過電工的事嗎？”
我用英語流利地回答：
“我在中國做過二十年電工”
這英語句子我在家裏練過了好多遍。
聽後，他沒繼續，也沒有再看我，而是轉過身去，彎下身子對一個正蹲在空調邊工人說話。
我站在他身後看著他垮下去的褲子露出了一大白屁股，兩片大肉中的丫丫都肆無忌憚顯露在光天化日下。
眼睛直直地盯著這位未來老板屁股自己都感覺得不好意思，於是就轉過頭去望著遠方的天邊。
就在我轉過臉的一刻間，他抬起身子，直直地對著我說：
“好咯，九塊錢一小時。明天八點去城裏辦公室”
說完，一隻肥胖的手伸進牛仔褲屁股口袋掏出一張明片遞給我，轉身就走開了。
這老板真幹脆！
九塊錢一小時，幾乎多了我現在工資的一倍。我簡直高興得要跳起來了。
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淑文已經有了身孕幾個月了，很快我就要獨自承擔起四口之家的撫養職責了，我不得不尋找新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