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用“白馬過隙”形容人的一生匆匆,當然誇張。杜甫的“兒女忽成行”遂成萬古名句。到了現代,小、中、大學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刻年的尺度,也可以被人用來感歎人生苦短。是啊,僅僅需要回溯五十年,若中國人還循著幾千年的習俗,那今天女兒的年齡都該有上清華附小的孩子了!
2014年,附小、附中成立100周年進入發小們的話題。開始不經意。後來熱度隻增不減。內心受到衝擊,慢慢也開始有回憶的騷動。曆數讀過的回憶文字,專門憶小學的好像很少。記憶裏現存的似乎隻有錢穆的《八十憶雙親》,內中有不少關於小學的篇幅,也感人。小學時候的年紀,情竇未開,不會有沁肺潤心的愛情故事。除了早熟的孩子,世界觀的形成多在這個時期之後,也鮮有脫胎換骨的曆練。就學習而言,似也難留下傳說。清華園裏的孩子都不笨,小學的功課難分高下。我也是懂了微積分以遠的學問以後才真正能欣賞我幾個附小出來的發小後來顯現出的令人吃驚的天份。加上時間久遠,對小學的記憶必然最模糊。寫得引人、有趣、可讀,不容易。大概隻能拉拉雜雜把還留在記憶裏片段拉出來,奢望自己和讀者在字裏行間拚出一個小學和童年的圖景,以此紀念和懷念當年的小學,老師,同學,父母和無憂的童年。
上小學
人靜下來時,讓腦子隨便想過去的事,身後浩瀚人生裏的同一些事總是倔強地出現。上小學的第一天就是一個。依稀的記憶中隻有父親帶著我站在操場上的那一刻了。那是一九六三年。操場當年真大啊!我背著新書包,現在都記著當時新鮮、高興的勁頭。等這一天已經等了兩年了。因為姐姐大兩歲,兩年前就是神氣的小學生了,舉手投足都讓人羨慕。曾經還和小夥伴偷偷跑到操場邊上,像解放軍偵察兵似地趴在地上,偷看他們上操。現在想想,當時怕什麽呢?
父親那天穿著一身藍製服,微笑地站在那裏和我一起等著什麽,應該是報到或開學典禮?他在想什麽?應該在迎接他人生中又一個裏程碑地如約到來吧。
等到我為人父了,就越來越體會他的心情。二十二年後,我在水利係做助教。女兒同她的父母一樣,在清華校醫院出生。孩子幾個月的時候,發燒感冒,第一次帶她去醫院看病。拿藥的時候,遞進去一張我從小司空見慣了但從未留意過的“醫療互助卡”。藥取出來了,我心卻油然感動。和以前的互助卡一樣,上麵有兩個名字,隻是父親的位置換上了我,孩子的位置是她。我是一個孩子的保護和依賴,像畫麵一樣定格在那一刻,就像父親當年和我一起站在小學的操場上。
結交發小
女兒大學畢業後,參加了不少同學的婚禮,也曾被閨蜜選過做伴娘。幾次下來,跟我講了一個觀察:新娘的伴娘們多是高中或大學時的好友。新郎的朋友則不然。被邀請做伴郎的,大都是從小在一塊兒撒尿和泥的發小死黨,當著新娘的麵都敢揭短,口無遮攔。這些發小,當然就有小學的朋友。聽了女兒的話,我想了想。我當年結婚的時候要是興這一套,伴郎還真大都會是清華附小的同學!寫初稿時甚至大發懷古幽情,列出我的假想伴郎名單: xxx, xxx, xxx …。後來發現是個得罪人的事。你們自己想吧。誰會來誰知道!一笑。
二十多年前,同學楊凱(三五班,一九六六)在密西根一所大學裏當教授。坐莊邀請周邊州的朋友們一起過聖誕節。教授太太幾次來電話催問我是哪天到。我有點好奇,答說就那一、兩天唄。這時她才透露機關。原來教授每年聖誕節假期間都邀請學生到家裏派對一次。今年的安排有點挑戰,不能和我撞車。不是怕人多照顧不周,是怕我口無遮攔,抖出教授當年的臭事,把教授經年建立的威嚴與清名毀於一旦!朋友聚會按計劃舉行,學生們當然都回避了,教授的麵子得以維護。現在還記得,那天其實就是附小的同學會。五個男人,都是附小的。其中四個娶的太太竟然都是附小前後年級的校友!附小不但教我們讀書,學知識,連十幾年後的紅線都不動聲色地牽好了!
一年級到六年級
我入小學,進一六班。後來一路二六、三六、五六,到六六班畢業。一六班的老師已經不記得是哪位了。二六時來了一位女王老師。應該在三、四十歲之間。王老師個子不高,圓臉,好像是短發。最清楚的記憶她比前任嚴厲。好像是嚴厲很多。除此之外,慚愧地不記得如何受她的教誨了。對她的嚴厲既然記得這麽清楚,可見當她的學生並不輕鬆愉快。隻是現在長大了,對嚴師們隻剩下由衷地感激,其中不僅是王老師一人。(同學王如駿和楊嘉實告訴我說一年級的老師是王孟冬,二年級是王雅琴。王回憶“嚴厲”的王老師是王雅琴,是我們一年級時的班主任。)
三六時來了孟憲英老師做班主任。孟老師是王老師的“反麵”:男的,一米八的個子(我小時候的印象),當時應當是二十歲出頭,新從師範專業畢業,科班。可惜對孟老師的施教風采也無從記憶了,甚至都不記得他教語文,算術還是兼職兩科。但他留下的印象特征不是嚴厲,倒反而記得他常常哈哈大笑。原因大概是他一個大個子男人,是我們長成的未來,不必板住麵孔,天生就能鎮住十歲上下的男孩兒。女生們為什麽也聽話,就不知道了。
六六年夏天,文革開始,學校一夜之間地消失了。在父輩們百受煎熬的同時,孩子們卻不諳世事,瘋玩了一年多。突然,中央文革一聲令下,要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我又和同伴們才一起又回到了學校。算算從六七年十月小學複課到六八年九月升入附中初中,一年的時間,度過兩個年級。腦海的倔強記憶庫裏卻不曾有任何五年級和六年級上課學習的片段。在記憶全失與的確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上學上課兩者之間,我更傾向於後者。零星地記憶中有同學總是從窗戶裏進進出出,不走正門,顯得特有“份兒”,也就是今天的“範兒”。最近給孩子們講家史,我甚至有點自豪地告訴還在上大學的兒子說我小學五年級和六年級基本沒上學,玩了兩年!聽得他瞪直了眼,羨慕地說不出話來!離開小學幾十年後,到美國謀生。我跟公司的老板閑聊時,告訴他我沒有高中的學曆。他不可思議地看著我,說我是否違背了公司的紀律,用人不慎啊!?我要是再告訴他小學的後一半也徹頭徹尾是混的,當天說不好就讓我走路了也未可知!
實驗班
我們有位大名鼎鼎的學長,陳小悅。雖是小、中學的學長,卻陰差陽錯地曾經一起讀研。他英年早逝後,也還寫過一篇文章紀念他。據說他是為數不多的所謂“清華一條龍”: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又在清華做教師。以前沒多想,這兩天琢磨這篇文字的時候,發現我也勉強夠格,忝列在這種稀少物種中。說“勉強”是說我上附中沒上高中,上清華(大學)沒上本科,研究生畢業後留校做老師沒當到教授。除了幼兒園,隻有小學,完滿畢業,卻也隻上了五年!但這是唯一的“缺失”我卻特別引以為豪的。這就是“實驗班”。
附小辦了大概有5(?)屆實驗班。所謂實驗班就每個年級有兩個班的學生用五年時間念完普通班六年念完的小學。我從一六班到六六班畢業,三年級就在實驗班了,我記得很清楚,但不記得實驗班是從二年級開始的,還是一六班就已經是了。問同是一路都是六班的同學,也都沒把握。故此請大家一起考證。據說實驗班的學生是從同年級的學生中挑的。同學的姐姐回憶說是老師到家裏征求家長的意見,父母當然一口應承。鄰居小伴特自豪,記得是自己考進去的。說老師那天問了兩個問題:你爸爸叫什麽名字?在哪工作?我偷著樂,這不是混進去的嗎?我怎麽中選的,不知道。歸於運氣吧。如果不上實驗班,我後來的人生軌跡是否依然如是,賭大概不會。實驗班給了我紮紮實實的四年小學,否則是三年。聯想起後來無緣高中,這多一年的知識和基礎在考大學時起了多大的作用,雖然無法量化,我一直寧可信其有,不願信其無,並由之始終對實驗班心存感激。
實驗班什麽時候開始的不確定,但對它的結束卻記得非常清楚,是那倔強出現的記憶之一。一九六七年十月,全國中、小學接中央文革的通知,開始“複課鬧革命”。我們跳了一班,直接升入五六。新教室在緊靠南牆的二層樓上。新老師是李曼女老師。李老師端莊和藹,但不失嚴厲。同學們則自從六六年夏天文革初起,一年多沒到學校了。老友們重逢,那份高興、開心可想而知。開學的那天(也可能是之後的幾天),我們班的同學坐在教室裏,聽到一個晴天霹靂,學校決定把實驗班打散,學生插入到其它班級。大家立刻騷動起來,教室裏旋大亂。李老師時而厲聲訓斥,時而好言相勸,好像後來還把安校長請來助陣。但都沒有奏效。眼看分班無法進行,門口突然出現孟老師的身影。畢竟是孩子,見到原來的班主任,躲在心底的敬畏自然流露。教室裏頓時鴉雀無聲。孟老師看了大家一眼,說你們再嚷嚷看看!大家麵麵相窺,不知所措。幾秒鍾後,不知是一年多來受“造反有理”的影響,還是實在不能容忍分班的痛苦,全班同學突然一起齊聲大喊大叫,聲音之大,時間之長,事後我們自己都吃驚不已。孟老師見狀,憤而離開。年幼如我們當時,無分長幼,不敬師長,毫無師道尊嚴,一定讓孟老師傷心了。分班後來還是進行了,變動卻不大,五六班奇跡般地生存下來。但實驗班卻留在曆史裏了。
(後來據同學楊嘉實回憶,當時兩個實驗班的同學被分打散成若幹個組,插入其他班級。聽話的同學就遵命到別的班上課去了。有部分同學因為種種原因,堅持不去。出乎大家的預料,學校居然也沒有深究,順水推舟地把留下的同學合並組成六班,一直到畢業。走了的同學知道後大呼上當,但畢竟晚了。)
文革以後,在清華還多次見到孟老師。打過招呼,他也認得出我。有一次提起三六班,他比我們做學生的還自豪,說,都是好學生,錯不了!他後來好像離開了附小,不再做孩子王了。希望他的決定,我們大鬧教室不是動因之一。
學習雜記
算術 - 還記得剛上小學時聽高年級的同學說,小學功課中三年級和四年級的功課最重要,也最難。在哪聽到的和為什麽,都無從考查了。但實驗班好像是把三年級和四年級的課在一年內完成。想象裏應該是件難事。但對三年級的回憶卻沒有任何“獨上高樓”和“衣帶漸寬”的苦學印象。對此不甘心,就使勁地回想。終於依稀記得學懂分數的概念和運算時,自己頗為得意。“二分之一大於四分之一”大概是我學習生涯裏學到第一個抽象概念。至於四則運算,小數點,應用題,簡化算式等等,都應該是那時打下的基礎。
這些基本的算術功夫,當時覺得很平常。到後來有比較才體會更深。常聽到人說美國的中小學教育不如中國。我不讚同這種幾近粗魯的結論。從我自己孩子的在彼方所受學校教育和本人教學生的經曆看,美國學校的教育似乎更重視培養問題的提出和解決的思路。老師的時間和精力似乎更多地放在啟發學生思考和創意,而對解決問題的技巧和效率則不著意推敲,也從不推崇“勤學苦練”。端著“國學”的底子,看著孩子們在美國做作業,方法不夠“漂亮”,不夠“簡潔”,每每因此而爆發“戰爭”。孩子們也苦惱,問為什麽一定要按你的辦法做?!事後想想,當熊掌與魚不可兼得時,哪個模式更為優越,見仁見智。提出問題和有解決的思路, 應該是生存之道中更關鍵的手段。美國教育培養創造性人才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華人孩子們受到父母的影響,潛移默化,在鼓勵創新的環境裏,那些重視細節,推崇方法,又肯“勤學苦練”者,就容易脫穎而出。回到我自己,自忖沒有特別的“創新”天份。但秉著附小培養的方法與苦練的習慣和對數學的崇尚,好事幾經多磨,最終如願以償讀了應用數學類的學位。後來初上職場時,亦曾用數學謀生逾十年。一直到去年,還好為人師,在社區的華人學校輔導高考數學。沒有附小和實驗班打下的基礎和培養的愛好,可能不會去做這勞什子。
語文 - 最近幾年喜歡把心裏所想付諸筆端。完成後與朋友們分享時,竟然時時受到謬讚。其實寫作變成了自己工作之餘的一個愛好和樂趣,是我私底下最高興的事情。然後就追根究原,想找到最初作文的原動。附中的王文元老師是我初三時的班主任。我的一篇描寫農村夏收的作文,意外地被他激賞,當做範文在班裏朗誦。從那以後我似乎就不再怕寫作文了,即大人常說的“開竅兒”了。但寫作文,乃至後來寫文章,真正的啟發可以追溯到附小。
小學,語文不是我的強項。甚至談不到喜歡語文課。父母教物理和化學,理科似乎是愛好不二的選擇。小學語文課的課文還記得不少,像“小貓釣魚”, “鐵杵磨成針”,和“列寧的故事”等等。背詞組,造句,默寫是每天的功課。但回想起來,是一篇三年級(或二年級?)的課文,對我以後一輩子的作文寫字都有影響,至今不能忘懷。課文的準確名字忘記了。權且記為“心中的春天”吧。文章的大意是,一個晚冬的周日,小學生主人公為一篇描寫春天的作文發愁。苦思凝想無果,不得已走出家門。大地還覆蓋著白雪,樹、草還未披上綠色。突然,一個畫家背著畫板,行進在還是冬天的曠野了,顯然在用畫家的敏銳捕捉即將到來的春天的征兆。小學生頓時受到啟發,春天不僅僅存在大自然中,春天原可在人的心裏,原可在人的盼望之中!作文遂一揮而就。我學這篇課文時,像被重重地擊了一下:原來文章可以這樣寫,情和意居然可在文章之外。隻要有心,眼睛看不到的,心靈可以感到!
說來我沒有那麽大的悟性,一定是孟老師(或是王老師,或是趙老師,李老師,。。。)在課堂上的循循誘導,才激活了一個學生一生受用的靈性。都說寫作是不能教的。我這是個反例。若有心,世間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教,也可以學。附小的老師和我就做到了至少一次。
圖畫 - 圖畫課從一年級就有。老師應該是謝老師還是方老師?後來三六時來了塗老師,家裏好像和軍隊沾邊,經常穿黃軍裝似的衣服,短發,人特別顯得很精幹。兒子記得好像上三五班,叫張憲(音),大高個,大頭,隱約記著他有軍人子弟之風。
小學生鮮有不喜歡圖畫課的。我也不例外。但回憶起來,全部對小學畫畫“生涯”的記憶竟全是和一個同班的小夥伴有關。
一六班時就認識了王如駿。先講個題外的小故事。全班同學當時沒推敲這個“駿”的發音,集體失“語”,五年下來都陰差陽錯地發“尊”(四聲)。乃至後來他長大了,在央視做舞美設計,凡朋友來找他不在時,他回來先問來人是找王如jun(四聲)還是王如zun(四聲)。若是後者,一準是發小!直到五十年後的昨天有個朋友聊起他,還是王如zun如何如何!不知是遺傳,還是天份,王如駿畫畫得好。小時候尤其馬畫的逼真,令人羨慕。近朱者赤,就也想有同樣的本領。二年級時家裏買了一本兒童讀物,“礦工的兒子”。封麵是一個可愛的男孩,戴個大皮帽子。我下了好大的功夫,臨摹了一張。拿給他顯擺一下,但不記得收到了“應有”的欣賞。後來讀到“空軍英雄杜風瑞”,感動之餘,又畫了一張戰鬥機,騰空遠去,拖著一條弧形的噴氣。興衝衝地把傑作拿給他看。沒想到他一眼就看出畫的破綻:遠處的噴氣比近處的噴氣竟然還要清晰,“不合常識”。從那以後,我們還是最好的朋友,可畫畫再也不是我們的話題。認賭服輸了。
十五年以後,我從農村插隊返城,和一千個知青一起分到京城的一家建築公司。入職培訓時領導需要一幅宣傳畫。我找到那時已經在附中做美術老師的王如駿。轉天一個意氣風發的建築工人的形象躍然成為一幅逼真的水粉畫。下麵居然屬著我的名字!他隨隨便便地說,交上去,就說是你畫的。還要畫,找我。畫派上了用場,當然一片叫好聲。領導“順便”就把我留在了公司總部的機修廠上班,說是以後搞宣傳方便,逃過了建築工地的風吹日曬。現在想起來,這狸貓換太子的把戲算不算“不正之風”沒把握,的確是應了那句“關鍵不是你是誰,而是你認識誰”!要是你在附小就認識他,那就更沒的說了!
音樂 - 音樂課其實就是唱歌課。低年級時在本班教室上。三年級後到專門的音樂教室上課。音樂課開始時是畢老師,後來是剛剛參加工作的李文英老師。畢老師資曆深,教音樂像教算術一樣,嚴謹,不苟言笑,上課一板一眼。小李老師剛參加工作,小巧玲瓏,人長得漂亮,小男孩兒們如我都喜歡上她的課。這是真的。五十年後,男生們談起她,老師的漂亮永遠是開篇的話題。可能這就是原因,學的歌卻都忘光了。對音樂課的回憶都濃縮在三年級一天的下午。那天陽光明媚,小李老師彈著鋼琴 (還是風琴?),一句一句地教,我們一句一句地學,水到渠成的時候,全班同學在琴聲的伴奏下齊聲高唱,和諧的童聲天真、洪亮。年輕、熱情的小李老師則時而俯身彈琴,時而轉過身來用表情和歌聲領唱,情景曆曆在目。小李老師在我寫作此文的時候駕鶴西行了。我就以此文表達一個她不會記得的小男生的懷念。
再見附小
一九六八年,在清華大學發生的事情,說對中國之後十年的進程有影響,絕不為過。真刀真槍的“百日武鬥”在我們的眼皮下發生。七月二十七日,天由陰轉大雨,號稱十萬之眾的北京工人一天內湧入清華,開始了中國長達八年的“工宣隊”和“軍宣隊”的曆史。當時還是孩子的眼睛,親眼目睹了大人之間事後證明是毫無意義的爭執,打鬥和以至殘殺。那一天晚上,甚至與死曾經隻有一步之遙。次日淩晨回到家裏,仍驚悸不止。
動蕩的曆史停滯不了一個孩子的長大。血雨腥風之後一個月稍多一點,我與附小六年級的全體同學們一起,聚集在附小的操場上。不記得是不是畢業典禮了。好像安校長先講話。然後是附中的老師對新同學表示歡迎。隨後,我們按班級,一隊一隊秩序地離開了附小,向附中走去。李曼女老師站在路旁,微笑著揮手和我們再見。我走過李老師,突然心頭一熱,回頭衝她大喊了一句:李老師,再見!行進中的隊伍雖然不那麽肅靜,但我這一聲還是讓周圍同學小小地吃了一驚。連我自己都不曾料到,附小於我,有著這麽一份深深的感情。
隊伍走過新林院,路過主席像,大禮堂,離附中越來越近,附小漸行漸遠,、、、
2015年2月, 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