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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3月 21日
你覺得你的國家怎麽樣?當他人批評你的祖國時,你會不會感到憤怒?假如你的國家掌握了更多的話語權,你覺得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好嗎?你是否希望其他國家能夠更快的認可你所在國家的權威?
任何對這些問題回答"是"的人都在國籍方麵存在"集體自戀"——至少這是社會心理學家的看法。這些問題來自一些研究所使用的九項集體自戀衡量尺度。
我們中的很多人熟知適用於個人的自戀這一心理建構。它是指外表自視甚高,但內心脆弱且需求強烈。但是集體自戀是另一回事。它是指人表現出的對自己的"內團體"(不論是犯罪團夥、宗教還是國家)的優越性的誇大看法,但是心底裏懷疑自己團體的聲望,因此渴望得到他人的認同。這種脆弱性和為自己的祖國感到驕傲不同——類似與自戀者和具有健康自尊的人之間的區別那樣。
心理學家通過一種"隱性關聯測試(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的方法來研究集體自戀。測試形式有不同種類,但是通常都包含通過按鍵盤來判斷某個詞語是否符合一個類別。基本思路是當一個按鍵與我們大腦中的類別有關時,我們的反應會比較快。比如,如果你的自尊心很強,你就會用向左的方向鍵選擇積極詞語和與你相關的詞語,並且按鍵速度會較快。
心理學家把這種測試方法用於研究集體自戀,一個例子是表現出集體自戀傾向的波蘭人和平均水平相比把波蘭的符號與積極詞匯關聯起來的速度較慢。雖然對如何解釋"隱性關聯測試"仍存在爭議,但是這些研究結果表明,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波蘭的集體自戀者並不是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內團體"。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麽他們急切的從其他人那裏尋求對自己國家的肯定。
其他證據表明集體自戀的某些方麵會通過某種方式補償人的缺失感。這就相當於自戀者抬高自己的重要性,以隱藏自己內心的焦慮。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亞曆山德拉·齊喬卡(Aleksandra Cichocka)和她的同事最近發現對自己生活缺乏掌控的人更容易表現出集體自戀。
研究者按照這一思路發現隻要他們提示被試者回想他們對生活缺乏掌控的時刻,被試者的集體自戀得分就會提高。相反,當研究者鼓勵被試者回想對生活保持掌控的時刻時,被試者的集體自戀程度就會降低。
集體自戀不是一個新的概念——20世紀30年代,心理分析家埃裏希·弗羅姆(Erich Fromm)和社會學家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首次提出了這個概念——但是鑒於目前全球政治的日趨動蕩,社會心理學家對這個概念的興趣來的正是時候。齊喬卡的合作者、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阿格涅絲卡·戈萊奇(Agnieszka Golec)發現了一些初步的證據表明:集體自戀者更容易投票給特朗普和支持英國退歐。(需要澄清的一點是,這並不意味著投票支持特朗普和英國退歐的人都是集體自戀者。)
事實上,辯論雙方的政客可能或多或少都會利用集體自戀,比如那些支持恢複英國應有主權和獨立性的講話可能在英國退歐運動中引起了帶有這些特點的人的共鳴。但是反對英國退歐的陣營也可能認識到利用這一思維的必要性。不妨思考一下當時的總理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如何從愛國的角度說明英國為什麽應該留在歐盟:
"我認為英國歸根到底不是逃避者。我覺得我們會留下來戰鬥。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這是我們國家偉大的基礎,這也是我們創造美好未來的基礎。"
另外一個有趣的事——有可能具有相關性——是集體自戀者更容易相信陰謀論,尤其是與局外人有關的那些。比如,戈萊奇·德·薩瓦拉(Golec de Zavala)和齊喬卡去年發表的另一項研究發現集體自戀得分較高的波蘭人更容易相信2010年斯摩棱斯克(Smolensk)飛機失事事件(波蘭總統和數十名政要在這場空難中喪生)是俄羅斯對波蘭采取的一次恐怖行動。
讓戈萊奇·德·薩瓦拉和齊喬卡感到擔憂的是,集體自戀有可能造成國家之間的敵意——因為當集體自戀者感到自己的團體被侵犯時更容易支持複仇。
以去年發表的一個研究為例,在被試者中,集體自戀得分較高的土耳其人更有可能說土耳其不被允許加入歐盟是國家的恥辱,同時他們說當歐盟經濟衰退時,他們感到愉快。類似的,研究中具有集體自戀傾向的葡萄牙人視德國為威脅(因為他們把歐盟對葡萄牙采取的緊縮措施歸罪於德國),並稱如果有機會報複德國,他們會感到快樂。另一個研究發現,集體自戀得分較高的美國學生更有可能支持軍事侵略。
除了這些研究以外,值得強調的是集體自戀和其他種類的民族自豪感不同。對自己國家的積極看法可能帶來很多好處。事實上,齊喬卡最近的一次實地研究解釋了對團體的強烈認同感如何發揮建設性作用。為集體事業做事能夠給人強大的目標感和意義。健康的愛國主義與對他國的寬容和理解密切相關。集體自戀的特點是防守性、偏執和一種無法滿足的求得他人認可的渴望。
另一件值得記住的事是大量關於集體自戀的研究故意排除了其他相關的心理和社會構建的影響,包括一些通常認為會帶來負麵影響的建構,比如內團體美化(認為自己的團體優於其他團體),還包括一些有積極作用的建構,比如建設性愛國主義(愛國的同時承認缺點,並尋找方式改善國家)。在紛繁複雜的現實生活中,我們中的很多人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同時帶有這些情感。我們的態度和信念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改變——它們不是一成不變的。
除了這些以外,政界的各方人士應該認真對待這些結果:如果要從2016年的事件中得到什麽經驗教訓的話,那麽就是我們應該更多的了解這種鮮為人知的個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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