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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8月 9日
安娜·卡塔琳娜·沙夫納(Anna Katharina Schaffner)幾年前患上了疲勞“傳染病”。按她的說法,一開始是某種精神和身體上的惰性,不論做什麽事情都會有一種“沉重感”。即便是最平常的小事都會耗盡她的全部能量,即使是集中注意力工作也變得越來越困難。
然而,當她嚐試放鬆時,她發現自己無時不刻不沉迷於查看郵件,就好像緩解疲勞的竅門會突然在她郵箱出現一樣。伴隨著這種倦怠而來的是一種情緒上的絕望:“我感到百事無心,幻滅而且絕望。”
這種感覺無數人都有過,從教皇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到瑪麗亞·凱莉(Mariah Carey),他們都被診斷出患有倦怠的病症。如果相信媒體的看法,那麽這完全是一種現代人的疾病;幾乎每次沙夫納打開電視,她都會看到媒體正在辯論這種全天候的文化中我們所麵對的考驗。“所有的評論員都認為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所受影響最深——這是我們能量儲備的末日,”她說。
但真的是這樣嗎?還是說,一段時間的疲勞和疏離就像傷風和肢體骨折一樣是人生的一部分?
作為英國肯特大學的文學批評家和醫學曆史學家,沙夫納決定進一步調查。結果就有了她的新書《Exhaustion: A History, a fascinating study of the ways in which doctors and philosophers have understood the limits of the human mind, body – and energy》(關於疲勞的趣味研究和曆史:醫生和哲學家對人類大腦、身體和能量極限的理解方式)
毫無疑問,倦怠是當今社會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一些容易造成情緒倦怠的行業已經出現非常驚人的統計數字。以醫療業為例,對德國醫生的一項調查發現,近50%的內科醫生感到“倦怠”。他們表示自己每個小時都感到疲勞,早上隻要一想到工作就感到筋疲力盡。有趣的是,男人和女人對倦怠的應對方式似乎有所不同:芬蘭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稱自己有倦怠問題的男性雇員申請長期病假的可能性比女性雇員更高。
鑒於抑鬱症也常常伴有疲勞和疏離感,一些人認為倦怠隻是抑鬱症的委婉說法。沙夫納在她的書中引用德國的報紙的一篇文章,認為倦怠隻是飛黃騰達的職場人士抑鬱症的“奢侈版本”。“隻有失敗者會變得抑鬱,”該文章寫道,“倦怠是成功人士的病症,或更確切的說是曾經獲得成功的人士。”
不過,整體來看,這兩種症狀存在區別。“理論家通常認為抑鬱者缺乏自信,甚至存在憎惡自己或輕視自己的情況,這並不符合自我形象完好無缺的倦怠者,”沙夫納說,“倦怠者的憤怒通常不是指向自己,而是指向他所在的組織或客戶的組織,或者宏觀的社會政治體係或經濟體係。”倦怠也不應該和慢性疲勞綜合征(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CFS)混為一談。後者會造成患者在至少六個月的時間內身心極度疲勞,很多患者稱隻要稍有活動,就會給身體造成巨大疼痛。
有一種看法是大腦的進化無法有效應對現代工作環境。現代社會日益強調生產效率——以及通過工作業績來證明自身價值的情感需求——這導致員工長期處於一種“戰鬥或逃跑”的模式中。在進化中,這種模式原本是用來應對危險狀況的。但是,如果我們每天都處在這樣的壓力之下,我們的壓力荷爾蒙就會保持在很高的水平——這是我們的身體為保持戰鬥而分泌的一種荷爾蒙。
不過,對很多人來說,工作結束並不意味著壓力消失。城市(技術設備)中總是熱鬧非凡,這種全天候的文化讓我們不論是白天還是黑夜都很難得到休息。因為身心都無法充電,我們的電量總是處於極低狀態。
理論上至少是這樣。
不過,當沙夫納研究曆史文獻時,她發現在現代工作環境出現之前,人們早就開始承受極度疲勞了。最早的關於疲勞的討論來自羅馬內科醫生蓋倫(Galen) 。 與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一樣,他相信人類所有的生理和心理疾病都可以追溯到四種元素的相對平衡——血液、黃膽汁、黑膽汁和痰。他說,黑膽汁的累積會減緩身體的循環,導致腦部通路阻塞,造成困倦、懶惰和憂鬱。雖然我們現在知道這是沒有科學根據的說法,但是他所說的大腦中充滿煤油一樣的液體的說法確實讓很多不明就裏的人深信不疑。
當基督教紮根西方文化時,疲勞被視為精神軟弱的一種標誌。沙夫納提到4世紀龐帝古斯(Evagrius Ponticus)的一段文字,其中形容一種“中午的惡魔”,它讓僧侶無精打采的盯著窗外。“這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缺少信仰和意誌力——精神與肉體的對抗” 沙夫納說。她指出,有人狀告一個僧侶非但不去做有意義的事,反而竭盡全力尋找其他僧侶閑聊——這與21世紀的疲勞者常常發現自己不斷查看社交媒體十分類似。
宗教和星相學不斷提供各種解釋,直到現代醫學出現,醫生開始把疲勞的症狀診斷為“神經衰弱”。內科醫生現在明白了神經能夠傳遞電信號。他們認為神經較弱的人就像絕緣線一樣會把能量耗散掉。像奧斯卡·王爾德、查爾斯·達爾文、托馬斯·曼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等知識分子都被診斷出“神經衰弱”。醫生將它歸因於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變化,盡管神經纖細也被視為文雅和智慧的標誌——一些病人還為此感到自傲。
雖然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如今還會診斷神經衰弱,但是在中國和日本的醫生中,這個詞語常常被使用——有時會有人批評這隻是對抑鬱症的委婉說法。
顯然,從古至今很多人都和我們一樣感到疲勞,這說明疲勞和倦怠可能就是人的一種狀態。“倦怠一直都在我們身邊,”沙夫納說,“曆史上發生變化的是我們為倦怠找的原因和它產生的結果。”在中世紀,它是中午的惡魔;在19世紀,它是女性的教育,而在70年代,它是瘋狂發展的資本主義對員工的無情剝削。
在現實中,我們依然沒有真正弄清是什麽讓我們感到“精力充沛”,又是什麽讓我們在沒有消耗體力的情況下就快速耗盡了精力。我們不知道這些症狀來自身體還是頭腦,是社會原因,還是我們自己的行為所造成。
可能真相是以下幾點的綜合:人們越來越理解身心之間的關係,這說明我們的情緒和信仰可能對我們的生理有重要的影響。我們知道情緒壓抑可能加重炎症和痛苦,甚至在一些情況下還會導致癲癇和失明。“很難確定的說一種病完全是身體上的,或完全是心理上的,因為常常是身心同時生病了,”沙夫納說。因此,毫不奇怪,我們的處境可能會讓我們理不清思路,並讓我們的身體像癱瘓一樣無精打采。而這一事實絕不是說這些症狀是想象或編造出來的——它們就像伴隨著流感而來的發燒一樣“真實”。
沙夫納並未否認現代生活的壓力。她認為這部分來自我們越來越多的自主權,因為越來越多的工作給予我們掌控自己活動的自由。因為沒有明確的界限,很多人會讓自己過度疲勞。“這主要體現在對低效率的焦慮和感到做的還不夠好——未能達到期待。”她說。
她也同意電子郵件和社交媒體耗幹了我們存儲的精力。“本應節省我們精力的技術從各個方麵成為帶來壓力的因素。”她說。如今要把工作留在辦公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困難。
假如曆史給我們某種啟迪的話,那就是這種病症沒有一種簡單的療法。過去,醫生給神經衰弱患者開的藥方是長時間臥床休息——但是人的無聊隻會加重緊張感。如今,當人們感到筋疲力盡時,他們可以接受認知行為療法,幫助他們管理情緒上的疲勞,並找到充電的方法。
“治療倦怠的方法因人而異。你必須知道是消耗了你的能量,又是什麽讓你恢複能量,”沙夫納說。一些人可能需要極限運動的刺激,而另一些人可能跟喜歡讀一本書。“重要的是在工作和休閑之間劃清界限。”她說,“而這些界限顯然在受到威脅。”
沙夫納發現隨著自己越來越了解疲勞,自己也越來越能夠駕馭能量水平的高潮和低穀。“看似矛盾的是,關於疲勞這個主題的研究和寫作讓我感到精神振奮,”她說,“我對這個主題很有熱情,看到不同曆史階段那麽多人都曾經曆相同的事情讓我受到安慰。知道不是隻有自己獨自存在疲勞的問題讓人感到踏實——盡管每個人的處境不同。”
請訪問 BBC Future 閱讀 英文原文。
對沙夫納的批評見 The Age of Igno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