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幾位著名的非英籍文學評論家們共同推出了一個十九世紀英國文學排行榜，女作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的小說《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被評為最偉大的小說。不過她在中國的名氣遠不如同期的女作家勃朗特姐妹和簡.奧斯汀, 她的部分重要作品並沒有被翻譯介紹到中國。
我想這大概有兩個原因：其一，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外語人才鳳毛麟角，翻譯家們不可能將所有的好作品都譯成中文，他們的閱讀偏好和文學品味往往決定了大多數的國內讀者能接觸到什麽樣的外國小說；其二：喬治.艾略特擅長人物性格刻畫和心理描寫，她的文字比較晦澀沉重，有著強烈的個人風格，其長篇小說需要全心投入和自我約束才能讀完。比起狄更斯充滿活力的敘述、簡.奧斯汀詼諧幽默的語言以及勃朗特姐妹的清晰明朗的文風，喬治.艾略特的作品是最難被翻譯成中文的。她的最後一部小說《丹尼爾.德龍達》（Daniel Deronda）至今就沒有中文版，盡管她生前與狄更斯齊名，但不少作品僅限於從事英國文學研究的專業人士閱讀，不啻為一種遺憾。
1876年，小說《丹尼爾.德龍達》分八個月連載，總共八部，前四部中女主角關德琳.哈雷斯（Gwendolen Harleth）占了很多的戲份。小說的開篇很吸引人，身材高挑、如雕像般美麗的關德琳正在德國某酒店的賭場裏贏得盡興，忽然發現男主人公丹尼爾在不遠處注視著她，他咄咄逼人的目光給了關德琳一種無形的壓力。關德琳開始連連失手，最後輸個精光。正當讀者以為他倆極有可能借機相識時，關德琳突然收到了母親的一封來信，這封信改變了她的生活軌跡。母親告訴她：家庭經濟崩潰了，她必須中斷旅行趕回英國。臨行前關德琳去了酒店附近的一家當鋪，當掉了自己的項鏈，打算用這筆錢去賭場再碰碰運氣，說不定能贏上一把緩解家中的燃眉之急。沒想到酒店的一位搬運工很快將項鏈送還給關德琳，並附上了一位陌生人的神秘字條 — 陌生人說他找著了關德琳“丟失”的項鏈。關德琳意識到是丹尼爾悄悄贖回了她的心愛之物，心中無比憤怒與羞愧，自小習慣於被男人獻媚討好的她頭一次感到了來自一位英俊紳士的“蔑視”。
接下來的兩百多頁情節中（這本小說總共有1000多頁），丹尼爾幾乎很少出場，艾略特主要描述了家境落敗後的關德琳的內心掙紮與選擇。她不願意屈就貧困的生活，在明知對方有情婦和私生子的情況下，還是決定嫁給陰險冷酷的亨利.格蘭庫特(Henleigh Mallinger Grandcourt, 雨果爵士的侄子和繼承人)。正當我開始納悶這部小說為何不以女主角的名字冠名時，艾略特從第五部開始重筆渲染丹尼爾。應該說，這部作品的前四部在連載時是很受熱捧的，幾年前讀過《米德爾馬契》的讀者們以為《丹尼爾.德龍達》又是一部關於英國紳士和淑女的清新鄉村愛情小說。可是第五部畫風一轉，女作家開始大量加入猶太人元素：丹尼爾從泰晤士河畔救出了一位試圖溺水的猶太姑娘米娜（Mirah），把她安頓在好友漢斯·梅裏克（Hans Meyrick）的家中，由漢斯的母親和幾個妹妹照顧著。丹尼爾試圖幫助米娜尋找失聯的家人，因此與猶太人柯恩一家（Cohens）以及他們的神秘房客末底改（Mordecai）相識。末底改最終成為丹尼爾的朋友和老師，向他介紹了猶太人的宗教和精神世界。從小由雨果爵士撫養成人的丹尼爾一直以為自己是爵士的私生子，當他最終發現自己的親生父母是猶太人時，毅然決定擔當起民族複興的重任，和米娜結了婚並打算移居東方。
小說的第五部至第八部是驚世駭俗的，因為在此之前的歐洲文學和戲劇作品中幾乎沒有關於猶太人的正麵描寫，長期以來猶太人飽受歧視並且沒有政治地位。艾略特在小說裏一一展示了英國社會各個階層對猶太人的看法：為了幫助擁有一副美妙的歌喉的米娜謀生，丹尼爾將她介紹給自己的上層朋友圈，朋友們稱米娜為“小猶太女人”（little Jewess）。代表中產階層的梅裏克太太剛剛認識米娜時，立即認為她可能有“邪惡的思想”（evil thoughts）。酒吧裏的勞動階層問：“（如果）他們（指猶太人）足夠聰明能夠打敗世界一半的人-為什麽他們沒有做到呢？”（"[If] they're clever enough to beat half the world - why haven't they done it?")
艾略特是第一位讚頌猶太人的作家，她以自己的聲譽做賭注，同時冒著粉絲群大量流失的風險，義無反顧地在作品中融入了“猶太民族的曆史與使命”這個話題。此話題至今已覺不新鮮，但在當時卻給英國的文壇帶來了很大的震撼。女作家的摯愛喬治.劉易斯（George Henri Lewes）對小說的命運做了這樣的預判：“對我而言猶太元素無法討任何人的歡心。”（“The Jewish element seems to me likely to satisfy nobody”）。女作家的出版商朋友約翰·布萊克伍德（John Blackwood）指出：“猶太人應該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民族，但即使是她的魔筆也不能立刻把他們變成小說中的流行元素。” （"The Jews should be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world, but even her magic pen cannot at once make them a popular element in a Novel."）多年後，英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F·R·利維斯（F. R. Leavis，1895-1978）呼籲將小說中的猶太元素全部剪掉，並建議小說改名為《關德琳.哈雷斯》。另一方麵，該小說在歐洲的猶太人社區引起了強烈反響，很多猶太人是受了這本書的感召才加入了猶太複國運動。1899年，歐洲最著名的希伯來語月刊《 Ha-Shilo'ah》刊登了一篇文章，認為該書應該刪除所有關德琳的章節，因為這些情節“與其主題和基本思想幾乎沒有任何關係 ”（“almost nothing to do with its main theme and basic idea”）。
2002年，BBC（英國廣播公司）推出了四集電視連續劇《丹尼爾.德龍達》，大量刪減了小說中的猶太姑娘米娜的戲份，突出了關德琳與丹尼爾之間的爛漫情愫 – 這顯然忽略了女作家的大格局。艾略特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最具前瞻性的女作家，集才氣、叛逆於一身。她出生於英國新教徒之家，從小就對宗教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二十多歲時認識了一群自由思想家，受了他們的影響，放棄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因此與自己的父親形同陌路。精通幾種語言的她潛心研究以曆史為基礎的宗教著作，對猶太教和猶太人曆史多有涉獵。在感情上她也是離經叛道的，與有婦之夫喬治.劉易斯私奔並同居二十多年，鬧到眾叛親離的地步，親人與朋友拒絕與她來往。在劉易斯的鼓勵和幫助下，艾略特四十歲才開始寫小說，很快在文壇上名聲鵲起。劉易斯去世後兩年，她嫁給了比她小20歲的“鮮肉”，婚後不到幾個月就撒手人寰。她的一生處處以“叛逆”為標記，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小說中表達了對猶太人的理解與同情。她的小說比後來的猶太複國運動(Zionism) 早了二十年，比英國政府發表的《貝爾福宣言》支持猶太人建國的舉動足足早了四十年，因而具有劃時代意義。
艾略特對世界文壇的另一重大貢獻是塑造了關德琳這個經典形象，她可與美國小說《飄》裏的郝思嘉相媲美。
關德琳是家中的長女，從小喪父，與怯懦悲觀的母親和四個無論魅力還是意誌力都無法與她相提並論的妹妹生活在一起，養成了以自我為中心、不願受束縛的性格。她精力充沛活潑大方，喜歡表演和歌唱，善騎射，敢於下場與男人們較量騎術與箭術，對自身的女性魅力過於自負，以為可以靠美貌從男女關係中獲取利益並把男人控製於掌心之中。艾略特並沒有單純地把關德琳塑造成貪慕虛榮的“綠茶婊”，她的性格是複雜和多麵的。關德琳熱愛自己的母親，她選擇接受格蘭庫特的求婚時，有很大的一部分動機是想幫助母親和妹妹們擺脫經濟困境。同時，違背諾言奪走其他女人的幸福的負罪感時不時在婚姻生活中折磨著她，令她痛苦不堪。她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救贖，把單純、熱情、善良的丹尼爾視為一個可依賴、信任和傾訴心事的男神，而不是出軌和性幻想的對象，足見她天性中美好純潔的一麵。丈夫失足落水後，在同一條船上的關德琳一開始猶豫著要不要拋下繩子去救他，因為她對冷酷無情的丈夫的憎恨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等她回過神來跳下海去，丈夫已經溺水而亡，她認為是自己心存惡念害死了丈夫，幾乎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周圍的朋友們得知格蘭庫特在遺囑裏把大部分財產留給自己的私生子而對妻子照顧不周時，紛紛譴責死者生前的不厚道，關德琳卻對此無動於衷，反而有了一種如釋重負的超然。她選擇了與母親妹妹們一起生活，並通過在親情中的自我奉獻來完善人格。當她得知丹尼爾即將與米娜舉行婚禮時，送來了最真誠的祝福：“在你的婚禮上不要悲傷地想起我。我記得你的話-我可能會成為最好的女人之一，她們使別人為自己生於這個世界而感到開心。我還不知道如何做到，但你比我更加了解。如果這件事成真，那是因為你幫助了我。我過去隻想到自己，讓你傷心。現在想起你的悲傷令我很難過。你再也不能為我傷心了。會更好的-對我來說會更好的，因為我認識了你。”（“Do not think of me sorrowfully on your wedding-day. I have remembered your words--that I may live to be one of the best of women, who make others glad that they were born. I do not yet see how that can be, but you know better than I. If it ever comes true, it will be because you helped me. I only thought of myself, and I made you grieve. It hurts me now to think of your grief. You must not grieve any more for me. It is better--it shall be better with me because I have known you.”）
相比之下，米娜的“白蓮花”人設就顯得過於蒼白無力，她的身上幾乎沒有一絲缺點，如天使般純潔可愛。很難想象她從小生活在一個汙濁的環境裏，缺乏母愛，有一位毫無責任感和道德感、貪婪懶惰、嗜賭成性的父親。現代心理學研究早已證明：一個人的童年經曆，特別是原生家庭，對個人性格、行為、心理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並且會產生長期、深遠的影響。米娜從小缺乏愛、嗬護以及正確的引導，她被父親視為搖錢樹，小小年紀就登台賣唱，遇到的男人都是覬覦她的美貌和肉體的，生活中究竟有哪些積極的因素塑造了她“出汙泥而不染”的天使麵貌和優雅知性的談吐呢？隻能說艾略特對她太偏愛了，將諸多優點賦予了她，卻適得其反，讓這個人物愈發立不起來。仔細推敲作品中那些猶太元素，你會發現情節設計不合理，有太多的巧合，算是文學創作中的“硬傷”吧。
小說《丹尼爾.德龍達》中有一位著墨不多卻令人不可忽視的配角赫爾. 克萊茲梅爾(Herr Klesmer)。關德琳走投無路時冒出了做演員登台養家的念頭，向他征求意見。克萊茲梅爾坦誠地指出關德琳難有大成，除了藝術資質平庸之外，她還缺乏早期係統的訓練。他的一番話幾乎讓關德琳陷入絕望。克萊茲梅爾是外國人，艾略特沒有點明他的出身，某些文學評論家從作者的行文中猜出他可能擁有猶太血統。首先，他的姓氏Klesmer在依地語（Yiddish，即猶太語）裏的意思為“流浪的猶太民間音樂家”，他們常常在婚禮或其他慶祝活動上表演。恰巧這位男配角也是才華橫溢的音樂家，精通猶太曆史的艾略特很可能特地為他起了Klesmer這個姓氏。其次，小說中有一個情節：克萊茲梅爾和政治家巴特先生因政見不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巴特先生問克萊茲梅爾是否為泛斯拉夫主義者，他嘲諷地回敬道：“不，我的名字是以利亞。我是流浪的猶太人。”（No, my name is Elijah. I am the wandering Jew. ）- 他是否在借機暗示自己的血統呢？克萊茲梅爾與他的英國白富美女弟子衝破了世俗的藩籬終成眷屬，算是成功融入了英國上流社會（或者說，他願意被主流社會同化）。而米娜則代表了另一種意識形態的猶太人，她堅守猶太民族的家族觀、宗教觀和獨立性，隻願意接受猶太男子為終身伴侶。
克萊茲梅爾嘴裏的“流浪的猶太人”（wandering Jew）是一個神話般的永生人物，該傳說從十三世紀起在歐洲傳播：某個猶太人（可能是流浪漢、鞋匠、門房或小商販之類）在耶穌被押往十字架的途中嘲弄了他，然後受到了詛咒，必須一直在地球上行走，不能在任何一個地方停留超過七十二個小時，不能與任何人發生情感聯係，所到之處必有大瘟疫爆發，直到神的第二次降臨。1844年，法國作家歐仁·蘇（Eugène Sue）的長篇小說《流浪的猶太人》在《立憲報》上連載發表，短時間內洛陽紙貴，大眾爭相傳閱。“流浪的猶太人”這個角色在小說中微不足道，故事情節主要圍繞著耶穌會的罪惡活動和社會上的爭產醜劇而展開，但“流浪的猶太人”一詞代表著歐洲主流社會對猶太人在漫長年代裏的流離失所的狀態的概括。
所以當歐洲人見識了一種從墨西哥和中美洲傳入的四處攀爬的草本植物後，很自然而然地起名為“流浪的猶太人”- 它就是國人熟知的吊竹梅（學名Tradescantia zebrina）。
（吊竹梅）
鴨蹠草科的吊竹梅生命力強健，蔓性莖可以沿著地麵匍匐生長，每一莖節會朝著不同方向轉折且都能發出根來，最後發展成一大片，銀灰色係或者灰綠色係的葉片上布有各種色調的紫色斑紋。紫色的三瓣花遠不如美麗多彩的葉子醒目。吊竹梅無法在溫哥華戶外過冬，多置於室內盆栽。除了吊竹梅，同屬的紫竹梅（學名Tradescantia pallida）和白花紫露草（Tradescantia fiumiensis）也很流行。吊竹梅的英文俗名很多，最令人難忘的卻是“流浪的猶太人”。曆經千年滄桑，猶太人最厲害之處是保持了自己的信仰與文化，哪怕被多個國家輪番屠殺，也沒有被徹底消滅和同化。二戰結束後，猶太人終於如《聖經》所預言的，重建以色列，見證了神是宇宙的主宰，神掌管曆史，他的預言從不落空。
（紫竹梅）
（白花紫露草）
（
的生母用來包裹繈褓中的摩西和為了日後相認而一撕為二自己留著另一半的那條帶有猶太民族特有的條紋的毛毯。
在英語中摩西之毯（Moses Blanket）也是包裹嬰兒的繈褓的代名詞。一般都有豎式條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