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大學同窗在溫哥華聚會，席間談起久違了的冰，馬上有人讚：“了解他後，才知道福州好男人一點也不輸給上海好男人。冰好疼老婆啊，買的房子要靠近老婆的工作單位；買的車是給老婆開的，自己成天騎自行車上班；還會煮一桌好菜哄老婆開心……”
冰是我中學和大學同班，福州大帥哥，娶的是嬌俏活潑的福州姑娘。我倆幾乎同時移民溫哥華，冰跑去西安大略大學讀了MBA，在大公司工作幾年後，全家回流。他在上海的外資企業做了多年的高層，目前轉戰北京。
我的外地同學說，冰展示了福州男人完美的形象：體貼顧家，愛做家務，熱情大方豪爽不羈，足夠的哥們義氣……
總之，一個外地的女人，有幸嫁了一個福州丈夫，準保會在夢中幸福地笑出聲來。
我這個福州女人聽到外地同學對冰的讚揚後，趕忙給他們補充了一些背景知識：福州男人智慧大氣，中國的近代史，有一半是福州男人譜寫的（如林則徐，嚴複，沈葆楨等）。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福州被迫開放為通商口岸，很早接觸到西方文明，兼容並蓄。福州男人開明體貼，懂得體恤太太的辛苦，沒有什麽大男子主義；福州女人則打破傳統束縛，自小拋頭露麵到大學堂讀書，在商場上長袖善舞，巾幗不讓須眉（林徽因，謝冰心乃其中翹楚）……
福州作為省會城市，接納了很多外地人才，因此近幾十年來福州好男人的外延擴大了，那些在福州求學，生活和工作的外地男人，也成了“新福州好男人”的一部分。
我根據自身的生活經驗，對大學同學說：“在福州耍大男子主義，不做家務，要被群眾批評的……”
我這個七零後出生在福建省重工業設計大院裏，最早的時候住在四號樓。那時的職工宿舍樓的建製是仿蘇的，十幾家的睡房連成一排，廚房和睡房是分開的，一溜十幾間建在睡房邊上。
我們家在四號樓的西頭，住在東頭的小潔姐姐比我大一歲，經常到我們家陪我玩，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小潔的媽媽是上海人，嫁給了福州好男人，在家裏養尊處優，什麽家務都不做。我隔壁的小哥哥磊磊的媽媽是福州人，省射擊隊教練，嫁的也是老實的福州男人，老公很疼她，知冷知熱的。我的爸爸來自大男子主義嚴重的閩南地區，婚前是家裏的公子哥，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娶了厲害的福州老婆後，也被收服了，包攬了全部家務。於是，四號樓前常常出現這樣的一副景象：夏日的傍晚，大人們嫌屋裏太熱，將飯桌擺到了門外。女人們打著蒲扇，圍在一起談天說地，男人們係著圍裙在廚房裏燒菜做飯，忙得大汗淋漓的。他們將一盤盤飯菜端上桌，伺候著老婆孩子們吃完了，又要收拾碗筷。接著，男人們又在公共廚房邊上的一排露天水池前洗衣裳，水龍頭開得嘩啦嘩啦地響，太太們繼續搖著蒲扇湊在一起講笑。
我的另一個鄰居小哥哥明明的媽媽是福建農村人，很小的時候被明明爸爸家買了當童養媳。明明爸爸有出息，考上了大學，將媳婦帶到了福州。明明媽媽一向伺候丈夫慣了，也不覺得有什麽不妥，但她碰到了一群厲害的福州老婆和上海老婆。四號樓的老婆們對明明爸爸說：“新社會男女平等，男人也要做家務。你啊，還是單位的領導呢，在家裏什麽也不幹，大老爺們一個，一點都不疼老婆，怎麽在群眾麵前起模範作用啊？”
明明的爸爸是研究所的副所長，見到手下的工程師們個個是住家好男人，唯獨自己在家裏翹著二郎腿養尊處優的，很不好意思。他開始憐香惜玉，也搶著為老婆分擔家務了。明明媽媽喜出望外，對四號樓的老婆們說：“還是你們城裏人厲害，我長見識了。”
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我，自然而然地養成了這樣的心態：男人嘛，就是應該多做家務多疼老婆的，不然要他幹啥？
我的老公楊是廣東人，我的小學同桌，自小在福州長大，深知福州女人的個性。娶我前，他早就做好了思想準備，他說：“娶個廣東女人，回家還有湯喝，娶個福州女人，什麽也指望不上，隻好在家做煮飯男了。”
婚前幾個月，從不下廚房的他趕緊拜廚藝高超的小舅舅為師，學習切菜，切肉，小炒和煲湯。婚後，我在外拚死拚活地跑業務，一回到家，就擺出“懶婆娘”姿態，對老公撒嬌，什麽家務也不做，還指揮著兩個兒子為我跑前跑後，端茶倒水，遞熱毛巾等。
我的母親做了外婆後，仍然保持著厲害的福州女人本性。她讓我的大兒幫她做家務，還手把手教他做菜。母親對外孫說：“這年頭，女人都很能幹，又能工作又會掙錢，回到家還要為你生孩子。你若不能為她分擔家務，做得一手好菜哄她，她留你何用？”
大兒被外婆培養成暖男，每回全家外出度假，他幫我們提重行李，為我們備早餐和收拾餐桌，非常殷勤周到。
小香蕉人問我們：“我算是哪裏人呢？廣東人，還是福州人？”
我這樣答他：“從籍貫上說，你是廣東人。從行為模式上說，你是標準的福州好男人”。
改革開放後，福建省在經濟上的騰飛給了福州男人更多的成功機會，他們用與生俱來的生意頭腦為家庭創造了不菲的財富，愈發自信。從職場回到家中，他們洗手作羹湯，俯首甘為孺子牛，全心全意打造幸福生活。
福州女人的好運，絕不遜於上海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