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幼兒園老師和父母永遠不會想到，我這個瘦瘦小小貌似沒有學習天分的孩子，其實有著驚人的記憶力的。我喜歡聽故事，隻要聽一遍，就能將其中的很多對話和細節記得一清二楚。媽媽在病榻前說家事，像交待臨終遺囑似的，五歲的我幾乎一字不漏記在腦子裏，幾十年來揮之不去，於是才有了四十年後的尋根之旅。
還有一點我是肯定的：小孩子和小動物一樣，是有靈性的，對危險有預知性。 危險逼近時，他們又在本能地躲避。就像小時候我知道媽媽得了重病，盡管父母從來不再我麵前提“癌症”兩字，可我還是隱隱地猜到了，又不停在內心否定自己的猜疑， 因為我知道長癌是會死的。從媽媽的言談中，我猜到她的家族在過去很風光，富甲一方。我估計著這樣的家族至少得評個“地主”成份，但又很害怕這是真的。在所有的課本，小說和影視作品裏，惡霸地主都是把窮人泡在水牢裏折磨，吃人奶，半夜三更學雞叫，沒有好下場的。再說，從小我們家過的是窮日子，外公外婆看起來慈眉善目的，沒有惡霸的一臉凶相。他們家徒四壁，還要靠媽媽一點微薄的工資救濟，看起來更像城市貧民嘛！
我一邊成長，一邊心裏犯嘀咕，又不敢多問。十五歲那年，我終於知道了部分真相。那時，媽媽已經患癌十幾年了。起初，醫生以為她活不了幾年的，媽媽不肯放棄，兩次大手術後，又靠吃草藥調理身體，居然撐過了最關鍵的前十年，身子比過去硬朗了許多。我上了小學後，也從幼兒園時的“學渣”華麗轉身為“學霸”，妹妹緊隨其後，我們姐妹相繼考上了福建省最好的重點中學。父親多年緊簇的眉頭稍稍舒展一些，有時也在飯桌上與媽媽講笑，家裏的笑聲開始多了。
有一天，全家圍在一起吃晚飯，爸爸和媽媽開玩笑，說媽媽的奶奶是惡霸地主。我立馬呆了，緊緊盯著媽媽，我多年的猜測終於得到證實了嗎？媽媽尷尬地笑著，趕緊糾正說，“不是不是，差點就被打成惡霸地主了，幸好碰到了好心人。”
於是媽媽跟我們提起了我的曾外祖母－一位來自梅花鎮的沒有名字的女人。解放前的鄉下女人命賤，在家裏父母管她叫“伊妹”，出嫁了人們叫她“少奶奶”，她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
這次的敘述令我肝腸寸斷，它掀開了我所知道的地主鬥爭史上最人性最柔情的一頁。
梅花女（我對曾外祖母的美稱，她來自梅花鎮，就叫她梅花女吧）浮出水麵，照亮了我的家族史。
如果不是父親飯桌上的一句玩笑，媽媽也許永遠不會對兩個女兒說出梅花女的故事，這些感人的片段將永遠被淹沒在殘酷的地主鬥爭史裏。十五歲的我已經有些似懂非懂，看過一些記載，隱約知道當年土改工作隊的幹部普遍存在鼓勵農民打人的情況，土改隊幹部親自上陣打人的情況也並不少見，造成土改時期有大量的地主死亡。有的地方甚至定出殺地主的指標計劃，幾乎“村村流血戶戶鬥爭”。
我的絕頂善良的外曾祖母，卻在鄉親的庇護下活了下來。
我聽完曾外祖母的傳奇後，捧著飯碗大哭，夜裏躲在被窩裏依舊泣不成聲。
第二天我問媽媽，那個好心的貧農在哪裏？怎樣才可以報答他的救命之恩？
媽媽說，土改運動時她年齡尚小，已經記不得恩人的名字和模樣了。
這件事成了我心頭的一根刺，也點燃了我回到長樂祖家去看看的願望。我們這些七零後從小受的是傳統教育，古書和古典戲曲看得多了，知道受人恩德，自當結草銜環為報的道理。
在這一點上做的最好的是我的外公外婆。
1978年底，外公一家結束了在閩中山區將近十年的下放生活回到福州。外公已經六十一歲了，外婆六十三歲。
他們住在福州三坊七巷破破爛爛的小屋裏，外公重新掛牌，將因文革而中斷了十年的私人中醫診所重新開了起來（外公在解放後靠行醫為生，是福州市著名的中醫，尤以婦科見長）。
從94年起，外公的身子日趨衰弱，出現了兩次小中風後，他的腿腳開始不靈便，隻能拄著拐杖在家附近慢慢地走。
中風之前，他耳不聾眼不花，一口結實整齊的牙齒，滿嘴沒有一顆蛀牙。七十好幾的他還堅持定期回長樂老家給鄉親義診。他用一根扁擔挑著兩個竹筐，框裏是他簡單的行李，一天走幾十裏路到處看病，累了，就在鄉親家簡單的吃一頓飯，住一晚。每次的回鄉義診都要花上幾天時間。
那時我還在上高中，有些幼稚好高，和同班的兩個女同學提到外公回鄉義診的事。同學怎麽也不相信七十幾歲的老人還可以挑擔走幾十裏山路，笑我吹破牛皮。我的臉皮薄，受了嘲笑心裏不爽，從此再也沒向任何人提外公的事。
外公外婆的嘴很嚴，在我麵前對自己的過往隻字不提，我從未去過他們的長樂老家，不能理解他們對祖家的深情和迷戀，那兒的海灘一定風光旖旎吧？長樂地區已經陸陸續續開發了一些度假村，吸引了不少住在福州城裏的人前去小憩片刻。自我的高祖靠著釀酒發家，發下重誓要回饋鄉裏後，林家的後人從未間斷過行善。外公已經一貧如洗，隻有醫術了得，家破了，祖訓還是要堅守的，所以他長期堅持為老家的鄉親義診。
外公常常跟我的母親說："這輩子隻有一個願望：死在鄧小平前麵。我受了幾十年的迫害，多虧鄧小平上台才得以平反。鄧死後萬一變天，我這把老骨頭再也經不起折騰啦！"
我本以為外公會像其他老人一樣，有一堆放不下的牽掛：例如希望家庭興旺，子女事業有成啦。但他的心思似乎不在這兒。在福州的私人診所給人看病，上門為家附近的孤寡老人和五保戶義診，再定期回長樂老家義診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他要活長些，少受些政治上的無妄之災，無非想多幫些病人減輕痛苦。平時母親去他的診所，經常發現那裏住了好幾個從長樂老家來的病人。從福州到長樂要坐幾十公裏的長途汽車，當天來回很辛苦。外公外婆體恤鄉親，留他們在家中打地鋪過夜，休息好了第二天再走。外婆親自煮飯給病人吃，端茶送水殷勤伺候，老兩口和病人一起坐在地板上講笑，家中充滿了歡樂的氣氛。
中風後，外公說話含混不清，隻有外婆聽得懂他的話。病人找他，外公的切脈還是相當精準，隻是和病人間的問答要外婆翻譯，他說了藥方，外婆幫著記下來，拿給病人抓藥。
96年底，外公又一次中風，這回病得不輕，他臥床好幾個月，時而清醒時而迷糊。97年一月份，八十歲的外公去世了，實現了他的願望：比鄧小平早走一個月。
我和媽媽著最樸素的裳，跟著靈車去了火葬場，外公的遺體告別儀式就在殯儀館裏進行。
外公的告別儀式來了兩三百人，大夥圍成一圈，排著隊向外公的遺體鞠躬。媽媽家的大多親戚在長樂老家，我和他們來往不多。看到那麽多陌生臉孔出現在葬禮上，我好奇地問媽媽："這些都是我們的親戚嗎？"
媽媽答：自家的親戚隻來了幾十個，其他的都是外公的病人。他們感念外公的為人，特地來送外公一程的。很多病人的家不在福州，他們是坐了幾十公裏的公車，從長樂老家特地趕過來的。
外公並非什麽大名人，三十出頭就家世破落，後半生遭際坎稟，牢獄之災，下放之苦都經曆過了。難得的是他生性樂觀，苦中作樂，看病行善的信念始終沒動搖過。
我從沒有想過他高尚的人格深深打動了他的病人，山長水遠從長樂老家趕來送他最後一程。這些人的出現令我吃驚和感動。
我挽著媽媽的手，隨著前來悼念的人流走到外公的遺體前，默默地，鞠了三個躬。
告別儀式結束，工作人員推著外公的遺體去火化，我意識到這張熟悉又可愛的麵龐終將在我的人生裏徹底消失，一瞬間，眼淚撲簌簌往下落，迷糊了視線......
外公去世半年後，我去了北歐留學，畢業後移民加拿大。
我的前半生，萬水千山走遍，難忘的是長樂鄉親的深情厚誼，以及大難臨頭時，對我們家族的護佑和成全。
更何況金峰這座悲情小鎮裏，還住著我早逝的大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