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村女》的散文，以我幼時在農村生活幾個月的經曆為背景，勾勒出一個名叫“米丹”的福建山區女孩的二十歲之前的人生經曆。一位好友讀了，將我的文章推薦給省級雜誌的主編。主編大為欣賞，因雜誌改版不再接受散文和隨筆，他建議我將文章轉投其他雜誌社。
在此之前，我的習作從來是由中學老師寫了推薦信，並親自寄到雜誌社發表的。我從來沒有主動投稿的欲望，也沒有想過要吃“文學飯”。母親說了，寫文章 的人容易犯政治錯誤，一不小心要鋃鐺入獄，甚至“滅九族”的。鑒於我們家長輩們複雜的社會背景，做小輩的還是老老實實找個本份的工作，平平安安過一生就 好。寫作嘛，隻能當作人生愛好，千萬不能從事這項“高危行業”。
我將這篇習作扔在抽屜裏，出國多年，早就不見了。
這十多年來，隨著人生閱曆的增長，我發現當年的文章有很多偏頗之處。首先，村女米丹確有其人，是我在沙縣杜坑村的鄰居。杜坑村可不是我文章中描述的閉塞愚昧的小山村。雖然處於重重的福建丘陵之間，它卻是沙縣的名村。這是我在百度上搜集來的資料：杜坑主村的居民，1504年從大爐村南窠遷來的胡姓後裔約占94％...... 杜坑村雖處於僻遠的山間，卻是沙縣的名村，有保存比較完整的清代民居“文鬥堂”。文鬥堂坐落於杜坑村三鬥洋，是原民國國大代表胡嘉會住房。房屋背靠牛形山 （牛臀），前麵是農田，對麵為鳳凰山，建於1904年，上下三進，二進三進是主房，為抬梁式構架，兩邊有廂房，占地麵積3畝，建築麵積1960平方米。主 房雕龍畫鳳，做工精美，氣勢宏偉，可惜有些雕刻在文革時期被損毀。杜坑村水尾有一座廊橋，叫湖山橋，建於道光乙酉五年（1825年）二月，由登科胡禹積等集資興建。 杜坑村出過許多文化人，先後出了十八位秀才，每中一位就立一塊石碑，但期間有的丟失了，現村尾的胡氏宗祠前的小坪上，立著八塊。民國時期出了個胡嘉會。胡嘉會，字兆亨，民國37年7月沙縣選舉事務所公布其當選為國大代表。民國37年（1948年）任尤溪縣縣長。1949年5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平，胡嘉會在尤溪攜眷逃往福州，然後搭飛機到台灣。據說在台灣還當過金門縣縣長等官職......"
所以，和我一起住在文鬥堂的米丹極有可能是胡姓讀書人的後代，他們一家並非粗鄙無知的鄉民。
文革期間，文鬥堂接納了兩戶從福州來下放的“曆史背景不清白”的人家，一家是我外公外婆和兩個知青舅舅，另一家是老黃。老黃的大哥是國 民黨的空軍少校，1949年撤退到台灣，留在福州的老黃從此遭了殃。我們兩家福州人住的是邊上的廂房，而米丹一家住的是主房，可見他們一家在胡氏家族的地 位。據說文鬥堂是大地主胡嘉會的鄉下別院，他逃跑後，別院年久失修，到了文革期間已經很殘破了。文鬥堂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院子非常大，房梁很高，都是用上好的木頭建的，依稀可以想象當年的雕梁畫棟和富麗堂皇。
我五歲時，爸爸帶著身患惡疾的母親去上海治病，一走就是幾個月。我 被舅舅接到鄉下和外公一家一起生活。文鬥堂裏的住戶並不多（即使現在，整個杜坑村也隻有一百多住戶六百多人），大約幾十口吧，愈發顯出大院的殘破和冷清。 院中大大小小的孩子有十幾個，除了老黃家的兒子遙遙和女兒梅梅，和我玩在一起的鄉下女孩有米丹和汗撐（她們的名字是方言發音）。兩個鄉下女孩的個頭很小， 比我大兩三歲，幾乎和我一般高。讓我難以忍受的是，七八歲的小女孩了， 還成天穿著開襠褲。據說這是當地鄉下的風俗。“這要穿到福州大街上，該有多丟臉啊！”我對舅舅說。從城裏來夏天永遠套著漂亮裙子的我，是無論如何接受不了 這些不文明的鄉下習俗的。
除此之外，我們這些福州孩子和鄉下孩子還是相處融洽的，雖然我根本聽不懂他們的方言。我們一起玩捉迷藏，捉蜻蜓撲蝴蝶，到河邊放鴨等。 偶爾，我會在老黃家的廚房門口見到他的兩個雙十年華的女兒在灶台邊生火煮飯。兩個女兒都很沉默，臉上有淡淡的煙灰，頭發有些蓬亂，見到我盯著她們，也不理 我。
文鬥堂裏最活潑可愛的小女孩，是不到三歲的我的妹妹。她才十個月大的時候，外公乘著火車從沙縣趕回福州，將她接走撫養了。父親領著我到 火車站為他們送行，火車啟動時，外公左手摟著妹妹，用右手向我們揮手道別，笑盈盈的－這是我對外公的第一次最深的印象，在此之前，我從未見過他，即使見 過，也不記得了。
有好幾年的時間，妹妹從我的生活和記憶中消失了，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有個鄉下妹妹。直到舅舅把我接到杜坑村，一進文鬥堂，一位六十歲 的女人（我後來才認出她是我的外婆）指著在院中亂蹦亂跳的小不點用福州方言對我說：“這是你伊妹。”那一瞬間，我的大腦“嗡”的一聲，接著是心髒狂跳，巨 大的幸福感：我也有妹妹啦，不再是孤單一人了，我這一輩子要好好地愛她。
我衝過去緊緊抱著妹妹，她卻“哇”地一聲哭了，掙脫我的懷抱跑了。我這個遠道而來的姐姐，隻不過是突然闖進她小小世界的陌生人而已。
無論我用盡什麽方法討好她，她始終不肯叫我一聲“伊姐”。我很失望，但還是視她為珍寶，每天看著她在院中亂跑，聽著四周的大人讚她“聰 明”，心裏美滋滋的。我想，姐妹情是與生俱來的。無論兩個姐妹相隔多遙遠，甚至經年不見，相遇的時刻，血緣這條紐帶，已經將我們緊緊聯係在一起了。
粉碎四人幫後，父母將妹妹接回城裏和我們一起生活。妹妹也漸漸懂事了，開口叫我“伊姐。 那時我已經將近七歲了，終於等來親人喚我一聲“伊姐”。剛從鄉下回來的妹妹，顯然對城裏的一切很不適應。上街聽到汽車喇叭聲，摟著媽媽大哭，說”鬼來了 “。進了百貨商店，見到櫥窗裏的玩具，趕忙跑上前伸手去抓，一頭撞到玻璃上。她根本不知道世間還有玻璃。呆在幼兒園時，她也膽小得不敢說一句話。畢竟，生 活在偏僻的文鬥堂裏的女孩，幾曾見過外麵的大世界呢？
七九年，外公一家回城，老黃一家也隨後回到福州。聽媽媽說，老黃家的兩個女兒嫁給了鄉下人，有了孩子，永遠留在鄉下了。老黃夫婦隻帶回了兒子遙遙和小女兒梅梅。
我上中學時，母親告訴我，我兒時文鬥堂的好友米丹十五歲時就被家人送到采石場幹體力活，每天推著裝滿重重石塊的小車， 掙薄薄一疊鈔票。我有些心疼，米丹的個頭一向瘦小，即使發育了，被太陽曬得黑紅黑紅的臉也不會因此變得豐滿生動起來。小小年紀的她，因為要養家，幹起了重 體力活。相比之下，同樣個頭矮小戴著難看的近視眼鏡的我，能夠坐在省重點中學的窗明幾淨的教室裏埋頭讀書，是何其幸運啊。
文鬥堂的另一個女孩梅梅，九歲才回到福州，因為基礎差，念完初中就輟學了，在福州最大的百貨商店的化妝品櫃當售貨員。
二十五歲那年，我寫了散文《村女》，描述了米丹在田間和采石場辛苦的勞作，最後一段是這樣的：出嫁前的那天晚上，米丹睡不著，悄悄地來 到村前的小溪邊。月亮已經升起來了，溫柔地將清輝灑向層層疊疊的梯田，竹海，成一副生動的版畫，米丹是畫中的靈魂。米丹哭了，為了古老的鄉村，也為這似水 流年......
我以為，這就是呆在文鬥堂裏的鄉下女孩的命運：辛苦，忍耐，一點點對幸福的奢望。
寫這篇文章時，我多少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僥幸。我們這些七零後，遠比五零後六零後幸運多了，而且生在城裏，有個知識分子老爸。文鬥堂裏的鄉下生活，隻是讓我接了些地氣，對人世間的疾苦有了膚淺的認識。我對那些閩中的鄉下女孩，到底了解了多少？
去年，在國內好友的相助下，我和老黃留在鄉下的大女兒初初在電話裏聯係上了。自回城後，我就再也沒見過老黃夫婦。初姐告訴我：她因為家 庭變故，從小就沒讀過書，大字不識（她可是名門之後啊）。隨著父母下鄉後，因為過於窮困，養不起四個孩子，父母隻好將大妹光光賣給隔壁的鄭湖鄉做童養媳。 光光偶爾從夫家回來看父母，幫著做家務，所以幼時的我才會在老黃家的廚房裏見到臉上蒙著煙灰的兩姐妹。
我對初姐說：“那時我站在門邊看你們姐妹做飯，你拿著吹火筒，瞪了我一眼，對我理也不理。”
初姐在電話裏笑道：“我那時年紀小，不知道怎麽同人打交道呢！”初姐十幾歲時與杜坑村的胡姓青年相愛，歡歡喜喜地嫁了，做了一輩子的農 民。她回福州探親時，父母拉著她的手流淚，覺得連累了她，讓她呆在農村受苦。初姐卻反過來安慰父母：“我不怨時代，不怨父母。既然來到人世間一回，就要開 開心心過完這輩子。”
她在杜坑蓋了一套大房子。她的家成了知青接待站。凡是當年來杜坑村插隊的知青返鄉探望，她熱情地招呼他們在家中免費食宿，並帶他們四處參觀。
“小妹，我們當年住過的文鬥堂一點都沒變，你可以隨時回來看看啊。一定要住在我家，我家的房子很大。”她在電話裏熱情地對我說。
她還告訴我，她的小妹梅梅嫁給了大學生，現在定居北京，生活美滿。
我們這些曾經在文鬥堂呆過的女孩，如今都有了好的歸宿。
年輕時的那篇描寫文鬥堂的鄉下女孩的文章，也應該做出修改和補充了。生活給我們的驚喜，永遠超過了失意。
人們愛用花來形容女人。我們這些文鬥堂的女孩，應該是蔥蘭吧。它不開花的時候，相貌平平，生在野地裏或者牆縫裏，和小蔥看起來沒什麽區 別。對於一朵花來說，它的莖和葉實在難登大雅之堂，有誰會讚美一棵“蔥”的高雅呢？然而當它盛開時，是一夜之間全部怒放的，顏色潔白，如一朵朵蘭。
是啊，“氣如蘭兮長不改，心若蘭兮終不移”，即使命運把我們變成一棵卑賤的蔥，我們也要在粗陋的環境裏，用心地悄無聲息地綻放出一片片純粹脫俗的白，絕不負“蘭”的美名。
good story. deep sigh for the fate of Chinese women. no matter where they come from, rich or poor, ordinary or beautiful , their fate are unpredicted , or doom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