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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六七歲時,爸爸經常去出差。他一走,媽媽便帶我回三坊七巷,住在外公外婆家。她說她喜歡舊家的味道。
那時她的舊家空無一人,外公外婆和兩個舅舅已經下放到沙縣下屬的一個農村好幾年了。
媽媽家的房子是幾百年前大戶人家建製的木房,解放後已經殘破不堪。兩層高的小木房靠著街邊,一樓不到十平方米,二樓是閣子間,十分狹窄,成人根本直不起身,隻能是順著樓梯爬進去,坐在地板上,玩累了,再爬下來。閣子間有兩張很小的木床。母親出嫁前,一直和自己的兩個小弟弟睡在閣子間裏。
小屋的殘破和狹小讓我驚心,我頭一次發現原來媽媽一家的生活條件那麽差。這哪是人住的地方,分明是狗屋嘛。爸爸所在的重工業設計院的職工宿舍的條件比這裏好多了,不明白媽媽為什麽還這麽戀著舊家。
媽媽白天帶著我在三坊七巷周圍閑逛,晚上領著我爬進閣子間,一起擠在她出嫁前睡過的小破床。閣子間四周的木牆上貼著發黃的報紙,起到了一點擋風的作用,卻不隔音。和我們僅一牆之隔的南華電影院每天晚間放電影,我躺在床上,耳朵貼著牆,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到影片中的每一句台詞。我本來就是小影迷,沒錢上電影院,聽聽片中人物對話和背景音樂也非常過癮。就這樣,我在寂靜的深夜,默默地靠著木牆,一邊“聽”電影,一邊在腦子裏想象可能發生的情節,不知這是否在無意間豐富了我的想象力。我從十二歲開始,寫作時常常處於思如泉湧的狀態,隻恨自己的筆飛得不夠快,配合不到跳躍的文思。
漸漸地,我也喜歡上了小破屋。隻要爸爸一出差,我就嚷嚷著要去舊家睡覺“聽電影”。
79年外公一家回城。舅舅睡在了閣子間,外公外婆住在一樓,一樓同時又是外公的私人診所。文革期間中斷十年後,外公又恢複了他的私人中醫診所。他在靠街邊的木牆外掛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診所招牌,並驕傲地宣稱“榕城第一家”。的確,他是解放後最早在福州開私人診所的中醫。當時的新政府整肅醫療行業,不允許江湖郎中招搖撞騙,要求所有的江湖醫生必須考牌取得資格,方可再行醫。福州市四百多名江湖郎中參加了考試。外公本是大實業家,給人看病純屬私人愛好,免費,是行善的一種手段。他見企業開不成了,遂決定下半生靠行醫謀生,以行外人的身份,也參加了考試,結果獲得全市第一名,可以到國營醫院上班。他大老板當慣了,不喜歡受約束,於是自己在家開業給人看病。
外公聲名在外,診所的生意相當不錯。有相當一部分的病人來自外公的祖家長樂。他們坐了將近兩個小時的公車慕名而來求醫。外公外婆體諒鄉親一路勞頓,寫了處方後,就留他們在家裏免費食宿,第二天再坐公車回鄉下。病人的飯菜都是外婆親自做的。媽媽回娘家時,經常發現家裏住著好幾個病人,和外公外婆嘻嘻哈哈講笑。
外公還定期上門,為家附近的五保戶和長者義診。
上中學時學習《陋室銘》,語文老師解釋“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我馬上想到這句話最適用於外公外婆。他們用平反後政府給的補償在我家附近的新村買了三室一廳的房子,讓舅舅一家搬去住,自己卻一直守著老屋,不肯搬去和兒女同住。他們生怕這一走,就不能經常回來照顧周圍的孤寡老人了。這對舊社會的老貴族夫婦用一生的堅守讓我明白了,不是大富大貴之時方才談行善。即使困頓於陋室,也可以為世間奉獻一顆赤誠之心。
兩位老人先後在小破屋過世。
後來,政府意識到三坊七巷的曆史文化價值,遷走了幾乎所有的住戶,重新修繕三坊七巷,作為福州最富盛名的曆史景點之一對外開放。
我們的小舊屋也回複到明清時代精致的樣子了。遊人隻能在屋外參觀,不得入內。
我的古稀之年的母親回國辦事,舊地重遊三坊七巷,卻被工作人員攔在景點門外要求買票。
母親一時感觸,當場落淚:“那是我的家啊,我的父母在那兒,我生活在那兒。現在我父母沒了,我回去看我自己的家,你們卻讓我買票......"
工作人員見到母親如此傷心,也愣了,趕緊想了個辦法:“伊姆,如果你能出示身份證顯示三坊七巷的地址,我們讓你免費出入。”
母親拿出了身份證,得以放行。回加拿大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其實我並不在乎幾十塊的門票錢。”
聽完她的歸國經曆,我的心也顫顫的,原來小破屋是我們一家人魂牽夢縈的地方。它讓我知道,即使僅有一小片簡陋的生活空間,我也可以靠壁“聽”電影,可以懸壺濟世,可以和老鄉席地海聊,豐富的內心和虔誠的信仰可以令蓬蓽生輝,陋室遂成天堂。
如果,還可以有一點小小的奢侈,我願意在屋外的小角落種一株又瘦又長的塔尖櫻(spire cherry)。待它高過了屋頂,貼著花梗而生的粉色單瓣櫻花在太陽下淡淡地微笑,我心中永恒的春天也來了。
注:spire cherry (塔尖櫻)是一種樹形很奇特的櫻樹。它又瘦又長,不占據空間,可以種植在空間很狹窄的地方。它是薩金特氏櫻和吉野櫻的雜交種,花朵粉色中透著奶白色,酷似薩金特氏櫻。因為易染病蟲害,並未在溫哥華成片種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