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戰爭進行到底”,“把革命進行到底”之類的口號,是要在當曆史潮流與自己的利益相衝突的情況下,在潮流方向橫向使力,用以改變,甚至以扭轉其發展的方向。這不僅僅是轉移視線,而是實實在在致力於改變潮流的方向,是打一場政治、權利和利益的爭奪戰。這一般行之有效,原因是操縱者有效地分解了三股不同的勢力,讓既得利益者得益,短期不受損害的群體得到精神上的滿足,孤立短期受損害的群體。
橫向使力,而不是反潮流,很關鍵,否則多少有徒勞之舉。橫向使力產生張力,張力形成社會效應,媒體自然而然站隊,民眾的激情被喚起,這自身強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的過程把整個社會聯成一體。
美國在戰後,國家利益和民眾的幸福連在一起,貫穿這一利益的是軍事實力,而軍事實力就是軍事產業的反應。
(美國不斷指責中國企業與國防的關係,其實美國的高技術行業與美國軍事情報脫不了瓜葛。)
美國軍工產業的利益,最近在代理防長帕沙納(漢特裏克·沙納漢,Patrick Shanahan,估計上任不會有障礙)的口裏有了進一步的體現:
CHINA, CHINA, CHINA
中國國內上上下下看了,除了“打打打,殺殺殺”之外,還能想到什麽?不能怪習近平發話“準備打仗”。
沙納漢曾經是波音高管,文官主戰是民治社會的大忌,隻有文官才會用理論、利益做“理性”指導,無視戰爭後果而采用激進的措施。沙納漢的說法,既宣揚了美國利益,也維護了軍工產業的利益,而這一切都掩蔽在“擴軍隻是為了威懾”的“和平”幌子下。
“樹敵才能團結全國”,是個古老的政治伎倆,在美國是個情結。最近保守刊物《美國評論National Review》的主編沙蘭(Reihan Salam)跑到《大西洋月刊》寫了篇感想:
很能體現這一情節。
從標題,沙蘭就定了“美國必須有個敵人”的題,而不是問問美國應該不應該有個敵人。他列舉了美國曆史上各個階段的敵人,樹敵給美國帶來的好處。大家忘不了冷戰美蘇間的意識形態陣營的生死決鬥,對沙蘭來說,即使美國建國初期,美國也有個敵人:英國。
把中國當成主要敵人,沙納漢和沙蘭都隻是利益的追隨者,在理論上闡述最直接的,莫過於亨廷頓的“文明衝突”。亨廷頓的立足點是西方文明、製度的優越性,比如他覺得中國會與西方發生衝突,其原因乃兩個文明不兼容;一旦衝突,就是個簡單正邪之爭。過去一年美國許多對華溫和派紛紛轉變了立場,覺得中美關係是對立、衝突,可以說是亨廷頓觀點的延伸,這群人原來帶有希望,但最終放棄【注1】。
導致他們放棄的,是專製和自由(liberty)的對立,習近平宣布終身製【注2】表示中國不會放棄專製,在他們看來,這種對立不但無法調解,還必將導致衝突。我覺得專製和自由的分界線有模糊之處,雖然難以相容,相信自由優於專製,但衝突並不是一個邏輯後果。
不兼容既衝突可以說是基督教觀念的產物,基督教和伊斯蘭一樣,不僅僅是“隻有一個上帝”,而且是“隻能是我的上帝”,同時“全世界都在上帝管轄之下”。上帝是不饒人的,不信的,都是逆教徒,都是得下地獄的。反觀東方文化,從印度教到儒家,不同也就可以求同存異,完全不導致你死我活。如果舉例子的話,冷戰之後世界上所有的大規模戰爭都是美國、西方(北約)以“正義戰”的籍口發動的。
從美國民間的民情來看,整個思維其實很荒謬。美國民眾從來沒有需要樹立一個國際社會的敵人來給本身尋找社會凝結力的需要,美國直到一戰之前一直是個孤立主義(isolationist)思維壟斷的國家,拒絕介入歐洲的戰事,威爾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采用的手段被後人稱為列寧蘇維埃的方式,才把美國帶入一戰。一戰後,美國重新關起大門,繼續行駛孤立主義,百般不願介入二戰,羅斯福遲遲不敢開參戰的口。二戰後美國在龐大的國家機器帶動下形成了“美帝國”,物質消費把大家的嘴堵住了,美國才正式主管世界命運。如果沒有冷戰,難說美國一定要有個敵人才能團結一致。可以說這種“美國需要一個敵人”的說法,是顛倒因果,反映了政治經濟精英的世界觀,目前這種指導方針,隻是精英強加在民眾頭上的。
美國當前的民粹運動本意是反對精英把國家納入它們自己的利益之中,不過,曆史唯一已經證明的,是精英還是控製著國家的命脈。
【注】
【1】這是習近平冒政策進最大的失敗之一。
【2】國內也一般,許章潤:“一巴掌直要把中國打回那個令人恐懼的毛時代”。
美國的軍事在二戰以後一直是經濟重要成分,一個和平的世界將會淘汰美國產品出歐亞。
歐亞大陸擁有四十億人口的市場,美洲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