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解決港台問題要靠中國式民主
編者按：蔡英文上台以來，兩岸關係降至冰點，民進黨政府雖然沒有明確宣布台獨，但是在“去中國化”道路上越走越遠。而香港雖然在1997年回歸中國，但香港社會一直缺乏對中國的認同，為港獨的存在提供了社會土壤。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發表評論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大陸的港台政策“經濟上過右政治上過左”導致的。他認為解決港台問題最終要靠正在形成的不同於西方民主的民主形式——中國式民主來解決。現轉發該文，供讀者參考。
解決港台問題最終要靠中國式民主(Reuters/VCG)
統一、民主、富強的中國，應當是近代以來每一代中國人的中國夢。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要在本世紀建設成一個民主富強的國家。在1980年代，鄧小平也已經把和台灣的統一，提到政治議事日程上來了，但沒有把統一放進去。不過，如果沒有統一的國家，這個中國夢就會大打折扣。今天中國領導層一直在強調實現兩個“百年”夢，即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現在看來，第一個百年的目標，即全麵小康社會，已經是觸手可及了。但第二個百年夢呢？如果到了2049年中華人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的時候，台灣仍然處於分裂狀態，或者香港仍然有那麽多人鬧分裂，人們會怎麽想呢？
香港和台灣兩地的情況很不容樂觀。盡管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實行了“一國兩製”，但這並不是說香港真的已經回歸了。很多年來，香港人的“中國認同”或者“國家認同”越來越淡薄，而1997年之前羞於見人的“英國殖民地認同”不僅公開浮上台麵，而且越來越高漲。更令人驚訝的是，近年來香港出現香港獨立力量。一些人總以為這隻是絕少數人，往往對之不屑一顧。但這樣肯定大錯特錯。最近香港一次廣為西方傳播的民調顯示，有百分之十七的人支持香港的獨立，而這個數字在年輕人中間更高。剛剛結束的立法會選舉更確認了這種趨勢。
台灣的情況更不用說了。至少有五個內外因素正在促成台灣的分離運動。第一，台灣本來就具有獨立原教旨主義政治勢力，並且力量不小。這股政治力量的主要組織和製度載體是民進黨。盡管民進黨今天也出現溫和的力量，但為了執政，民進黨很難真正放棄其台獨綱領和目標。第二，近年來出現了新的獨立力量，即台灣所謂的“天然獨”，主要以對現實不滿的年輕人群體為主。（這個群體和香港的“獨立力量”雷同。）第三，國民黨的衰敗。盡管國民黨很難說是統一的力量，但至少是維持台海現狀和穩定的力量。不過，國民黨在台灣的衰敗變得不可避免。在中國意識越來越淡薄的台灣，中國國民黨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為了求生存，國民黨內部的“本土化”趨勢也是很顯然的。第四，民進黨執政。盡管在處理兩岸問題時，執政的民進黨不太可能走過於激進的路線（例如“急獨”），但必然會繼續以各種方式往“獨立”的方向行走，例如在各方麵“去中國化”、打壓國民黨、聯合支持台獨的國際力量等。第五，隨著中國本身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國際環境也有可能朝著“台獨”的方向發展。自陳水扁以來，中美關係是台灣國際環境的大格局，有效製約著台獨力量。但如果中美關係惡化，美國肯定會利用台灣為中國製造麻煩。從台灣的角度看，民進黨政府必然實行親美、親日的政策。
大陸對香港和台灣的處理方法無非就是“大棒加胡蘿卜”。在大棒方麵，針對陳水扁時期的台灣獨立運動，大陸製訂了《反國家分裂法》。從發展趨勢來看，中國絕對不會放棄硬的軍事方法。台灣一旦獨立，中國必然會訴諸武力來遏止或者追求統一。不過，如果是使用武力的方法，不管誰勝誰負，肯定會是對中華民族的一次大傷害，並且很可能兩敗俱傷。針對香港，因為這些年形勢的惡化，中國大陸方麵也從各方麵收緊了政策，至少從以前平衡地強調“一國”和“兩製”，轉型到今天強調“兩製”是“一國”之內的“兩製”。如果香港真的鬧獨立運動的話，大陸也必然會推出更加強硬的應對方法。不過，如同對付台灣，所使用的方法越強硬，所導致的反彈也會越厲害，大陸和香港的一些政治勢力之間的對立也會越嚴重。
雖然中國大陸不會放棄使用強硬的手段，它們卻會導致不同程度的災難。因此，大陸也一直在追求和使用“胡蘿卜”的方法，即通過經濟貿易和社會交往等方法，來改善中國大陸和兩地之間的關係。在過去很多年裏，這些方式也的確起到了不錯的效果。如果沒有大陸和兩地之間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麵的交往，雙方之間的關係會演變得怎樣？
經濟上過右政治上過左
不過，需要反思為什麽“胡蘿卜”的方法，在一些方麵促進了與香港和台灣的整合的同時，在另一些方麵反而導向了分離力量的崛起呢？必須尋求兩地中國認同被弱化的根源。多年來，大陸對兩地的政策存在著經濟上過右、政治上過左的傾向，這兩種傾向都導致了兩地民眾對大陸的錯誤認知，也影響著他們的政治認同。
從經濟上說，中國大陸一直在努力通過強化經濟貿易，來促成和兩地的整合的同時，讓兩地共享經濟發展的紅利。但這種方式的結果是大部分經濟利益，被輸送給了兩地的大資本家和企業，平民百姓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一些人甚至成為犧牲品。在今天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普遍地導致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的收入分配不公和社會分化，這也是世界各地民粹主義崛起的經濟根源。不過，對香港和台灣來說，它們的全球化離不開和大陸的經貿關係。即使這兩地不是和中國大陸發生經貿關係，而是和西方發生，也同樣會產生這種結果。因為是和大陸的關係，這兩地很多人就遷怒於大陸。對年輕人來說尤其如此。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和社會的分化，都對年輕人不利，包括就業、住房、薪水等。一旦這個年輕群體把自己的現狀歸於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他們很自然形成了錯誤的認知，因此也是錯誤的認同。
如果在經濟上表現為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則表現得過左一些。這主要指在處理與香港的關係上，因為大陸對台灣很少有政治影響。近代以來，中國對外方麵經常存在“左”的傾向，這是因為中國受帝國主義欺負，並且很多國民對外在世界並沒有足夠的了解，對外在世界經常抱有懷疑甚至敵視態度。同時，國內的民粹主義也很容易轉化成為對外的民族主義。香港盡管已經回歸，但在處理香港事務時仍然像處理外部事務那樣，寧左勿右。香港為英國殖民地，回歸之後也沒有經過任何形式的“去殖民地化”，因此情況複雜。但管治香港官員的那種越左越愛國的態度，把事物推向了反麵，把原來具有國家認同的香港人“異化”成為對殖民地的認同。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在香港推行的愛國教育運動。在“一國”的構架裏麵，推行愛國教育運動非常必要。（實際上，九七回歸之後應當立即進行，不知道為什麽推遲那麽多年。）但推行的方式和教育運動的內容“過左”。這種方式即使在大陸也必然會遇到巨大的阻力，更不用說在經曆殖民時代之後的香港了。多年來，大陸與香港民主派之間並沒有具有實質性的溝通，大多都是通過媒體，這樣造成了雙方之間毫無信任可言，經常處於對抗狀態。
如果要改變香港和台灣的局麵，促成大陸與兩地的關係向整合方向而非分離方向發展，大陸必須首先改變現在的思路和具體政策。這至少可以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麵著手來抓。
在政治上，中國要加快探索中國民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說，現在探索中國民主已經進入了戰略機遇期。這主要是因為西方民主本身出現重大問題，處於民主的低潮時期，給予社會的大多數一個機會來反思西方式民主。冷戰之後，西方在非西方世界推行民主不遺餘力，盡管表麵上看更多的國家或者地區變民主了，但民主的質量越來越差，很多地方演變成為無政府狀態，甚至是失敗國家。更重要的是，西方民主本身在今天遇到前所未有的來自自身的挑戰。近代以來西方民主的社會階級基礎是中產階級，但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已經對西方的中產階級構成了致命的威脅。西方各國民粹主義崛起，已經向西方提出了民主往何處去的問題。
中國式民主在逐步形成
這也反映在港台兩地。在台灣，西式的民主已經大大弱化了台灣的經濟和政治。在經濟上，民主化之後，台灣幾乎沒有什麽進步，已經大大落後於其它三個“四小龍”經濟。在政治上，民主化之後，社會越來越分化。政治人物操縱族群政治，人為地製造族群分裂；而全球化又導向階級利益之間的分裂。盡管台灣民眾認同民主，但客觀上說如果現狀不能得到改變，人們看不到台灣民主的未來。無論是中國大陸的繼續崛起還是西方民主的消退，都會對台灣民主的生存和發展造成重大影響。香港也是如此。香港仍然處於民主化的早期，但已經如同台灣那樣過度的泛政治化。盡管人們相信香港會民主化，但是如果走向台灣式的民主，必然也是前途暗淡。
自鄧小平以來的中國領導層對西方式民主一直持否定態度，實際上中國也走不了西方式民主道路。中國所需要的是盡快走出一條自己的民主化道路。實際上，在實踐層麵，中國式民主也在逐步形成，即把傳統的選拔製度和當代的選舉製度、傳統的賢能政治和當代的民主政治有機結合起來。中國民主需要向這個方向推進，一旦到位必然成為西方民主的一個替代。
在經濟上，中國必須改變思路，實行更加開放並且能夠使得香港和台灣的大多數民眾受惠的政策。這方麵，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例如中國可以先構建一個環珠江口大灣區，把廣東的九個城市和香港、澳門整合進來，形成一個內部版的“歐盟”或者共同市場，確立大陸和港澳之間的統一經濟市場、勞動力市場、服務市場、社會政策（住房、醫療和社會保障等）等。這種做法就可以有效打破少數資本對經濟利益的壟斷，而把經濟利益導向更廣泛的民眾。
當然，不能過於天真地認為這些方法可以自動地導向統一。可以假定，在香港和台灣，總會有激進的政治力量出現，總會存在獨立的力量。不過，獨立的力量是否有效，取決於它們所能動員起來的社會力量。從長遠看，這些方法通過經濟社會等方麵的整合，會逐步改變香港和台灣人民的政治認同。這樣，在遏止獨立力量的同時營造最終的政治解決方案。
總而言之，要實現“統一”這個百年中國夢，人們不能墨守成規地等待統一的到來，更不能抱殘守缺地應對不斷變化的情況，而必須持開放心態，麵向未來，具有進取心，在動態過程中找到有效的統一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