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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幹支紀年60年一輪回，隨著農曆馬年的到來，又迎來了一個甲午年。中國人對甲午有著慘痛記憶，120年前的那個甲午年發生的中日戰爭，是中國命運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此役戰敗對中國的衝擊，遠超此前兩次“鴉片戰爭”的打擊，此後中國的國運一路急轉直下，直到半個世紀後抗日戰爭勝利才開始觸底反彈。今年又逢甲午，且中國和日本這對“東亞雙雄”又開始了劍拔弩張的緊張對立，麵對這種曆史巧合，一個人即使不是曆史宿命論者，怕也忍不住想要將1894年的中國與當今的中國進行一番對比。
然而，在1894年和2014年這兩個甲午年之間，還存在著一個離我們更近的甲午，那就是1954年。經過60年的曆史沉澱回首望去，我們不難從那一年找出一係列現在看來對後來的中國社會產生了顯著影響的事件。
據新華社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和《中國共產黨曆史大事記》記載：
1954年4月26日－7月21日，新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和增設一些中央工作機構，各中央局相繼撤銷，所有分局也陸續改為省（區）委，中共中央直接領導各省區市黨的工作，中共中央建立中央秘書長會議，代中央處理日常工作，鄧小平任中央秘書長。
9月15日－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舉行，通過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劉少奇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宋慶齡等為副委員長，決定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10月7日 經中央軍委批準，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成立。
11月9日國防部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薪金、津貼暫行辦法》，自1955年1月起開始實行。長期實行的供給製為軍官薪金製所代替。
從1954年發生的上述事件可以看出，“大國地位”、“憲政”、“中央再集權”、新疆問題以及公職人員待遇等幾個當前的社會熱點，在那一年都有重要的相關事件發生或相關政策出台，而且這些事件和政策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
確實，無論是從1954年當時看，還是從時隔60年的今天看，1954年的中國似乎都站在了一個通向昌盛時代的入口處。
斯大林於1953年的去世，不僅促使拖了三年的朝鮮戰爭得以達成停戰協定，使中國在從戰爭泥潭中脫身的同時終於可以安享這場戰爭給中國的國際地位帶來的提振，使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不用再擔心它因這場戰爭而大幅飆高的民眾支持度會由於戰事失利而跌落。
毛澤東也抓住斯大林去世、蘇聯領導層一時間陷入最高權力真空的有利時機，拿掉了深獲斯大林賞識的“東北王”高崗，並以此為契機撤銷大區一級的黨政機構，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各省區市黨的工作，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脫潁而出，為他日後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打下了基礎。
1954年，還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年5月－1957年）開始後的第一個完整年份。這個五年計劃期雖然在1956年時出現了全局性冒進現象，在1957年時發生了大規模“反右”運動，但整體看來仍是中國曆次五年計劃中實施最成功的一次，而1954年中規中矩又可圈可點的經濟表現無疑為一五計劃的總體評分貢獻了相當重要的一筆。
然而，就在1954年順利開局後不久，中國的曆史軌跡開始出現偏差，此後曆經“反右”、大躍進與十年“文革”，中國離昌盛局麵越來越遠，走過了一條長長的曆史彎路。無獨有偶，1894年戰勝清王朝而一舉躍升亞洲最強國的日本，在那以後的國家發展也漸漸走上軍國主義歧途，以至於到二戰後亞洲的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贏得國家獨立時，日本這個曾經是亞洲絕無僅有的主權獨立國家卻落入了被占領國的命運。
現在回過頭去看，在1894年和1954年這兩個分別標誌著日本和中國開始步入國運昌盛期的甲午年，兩國卻都分別走入了過度自我膨脹期，越來越不能清醒地認識自己，也越來越無法看清別的國家和時代大背景，最終隻能喝下自釀的苦酒。拿日本來說，它之所以能在甲午戰爭中一舉打敗自己上千年都無法擊敗的中國，歸根到底靠的是它在學習、消化西方先進科技方麵領先於中國；對中國而言，誌願軍之所以能在朝鮮戰場上抵擋住美國軍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朝鮮戰爭後期中國軍隊在蘇聯的幫助下武器裝備、空戰能力以及後勤保障都有質的提高，難以想象誌願軍以剛剛入朝參戰時的裝備和後勤能夠在第五次戰役失利後阻止住美軍的強大反攻。
但日中兩國在總結自己由弱轉強的原因時，卻都有意無意地選擇淡化時代大背景的影響，而越來越強調精神因素對自身成功所起的促進作用。1894年甲午戰爭得手後，日本開始日益強調武士道精神對日本軍事實力的推動作用，並將缺乏武士道精神作為美國的一大軟肋。但英國哲學家羅素早在1922年時就預言說，在現代戰爭中，武士道精神毫無用處，如果美日兩國交戰，哪怕曆時10年，最終必然是日本敗北。20多年後的二戰結局證實了羅素的先見之明。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將誌願軍在朝鮮戰場表現出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日益拔高，在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中也越來越強調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以至於後來竟出現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荒唐提法。
由此看來，不注重總結成功經驗固然不行，但如果錯誤地總結了曆史經驗，卻有可能使國家的發展誤入歧途，而一個國家當它似乎一隻腳已經邁入輝煌時代的大門口時，也恰恰是它最容易因錯誤總結曆史經驗而走上歧途的時候。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也就是說，治國理政必須時時刻刻秉持“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而人當勝利在望時往往容易喪失謹慎，過度自我膨脹，日中兩國在上兩個甲午年的經曆生動詮釋了這一點。
在2014這個新的甲午年來臨之際，中日兩國似乎都有理由認為自己的一隻腳已經邁入了成功的大門。中國經過30多年的快速經濟增長，領導層似乎已經看準了未來的成功之路，自信心溢於言表；而“安倍經濟學”的發力，也使日本看到了擺脫20多年經濟低迷局麵的曙光，更為日本領導人推動日本通過修憲而成為“正常國家”平添了底氣。
在這種時候，政治家尤其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曆史經驗”蒙蔽了雙眼。拿中日關係來說，近現代史上，日本因甲午戰爭打敗中國而開始成為世界強國，中國在二戰日本投降後躋身世界五大國之列，國運開始否極泰來，如果簡單、機械地總結曆史，很有可能會得出中日兩國一山難容二虎、一國的崛起必然要以另一國的衰落為代價的結論。
然而古希臘哲學家 赫拉克利特早就說過，人不能兩次跨入同一條河流。曆史的發展進程決不可能隻是簡單的重複，大國爭霸遊戲也不可能總按同一腳本上演。在中日兩國正被強大的曆史認知慣性拖入一場仍按19世紀、20世紀習慣出牌的大國競爭遊戲的當下，說不定大國角力的舞台和規則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著變化，印度裔人士近年來在美國金融、科技等行業的顯著崛起或許就具有某種風向標意義。也許60年後再回首看今天，中日兩國的人士又會像我們現在看1894年和1954年那樣，不由得要發出一聲替前人惋惜的慨歎。
對時下的中國人來說，了解上一個甲午年中國在幹什麽固然有必要，但想一想那個甲午年中國本應該幹卻最終沒能幹成的事，或許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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