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會按照自己的模式和邏輯走下去 （轉）

【摘要】“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上,中國的政府肯定是強於市場的,西方的市場肯定是強於政府的。民主問題也是這樣,中國也絕對不會走向西方的民主。”

    據時代周報報道 9月4日,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北京會見參加“2014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與會學者時,對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表示,他看過不下五本鄭永年先生的著作,“對中國很有借鑒”。

    作為長期關注中國改革的專家,鄭永年教授一直以務實性、尊重中國經驗特殊性的立場以及清晰透徹的論述受到官方與學界、企業界的重視。在2014深化改革元年金秋時節,突破性的重大改革接連出台,反腐風暴席卷社會各個層麵,中國正在經曆一場全麵變革。關鍵時刻,時代周報記者就中國改革的方向、改革理念、反腐敗以及智庫建設等關鍵問題專訪了鄭永年教授。

    01:“中國模式”就是改革模式

    時代周報:兩年前您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引起了廣泛關注,十八大以後的今天,您對“中國模式”是否有新的理解?

    鄭永年:我在幾年前提“中國模式”的時候,跟中國國內一些學者所提的“中國模式”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所提的“中國模式”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意識形態性的。保守者會說“中國模式”很好,激進者就主張通過改革去掉這個模式。而我說的“中國模式”則是把中國的發展看成一個客觀的理解對象來理解,它有很多的經驗,也麵臨很多的困局。現在隨著新一輪改革的深化,我更相信,“中國模式”是存在的。中國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

    模式是一種文化、文明意義上的大的架構,而不是具體的政策。政策是一直在變化著。我對“中國模式”的理解依然沒有變,還是跟其他研究者不一樣。我並不認為中國會變成西方的樣子,我覺得中國還是會按自己本身的邏輯走下去。

    時代周報:具體是什麽邏輯呢?

    鄭永年:中國模式可以說就是改革模式,改革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改革,是指對計劃經濟以及一係列管製製度的市場化改革。這種理解已經無法讓我們理解當下改革的真實含義。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許多改革的階段性成果已經成為改革的負擔,而有限的、不徹底的改革有時會通過製造既得利益而成為真正改革的“敵人”。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中國模式”是以往改革的產物,這條道路是否可持續,就取決於進一步的改革。所以現在必須提倡一種廣義上的改革,一種通過主動的國家轉型來應對大轉型帶來的各種問題和挑戰的戰略選擇。

    從各國的經驗看,中國麵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是歐洲道路,早期歐洲道路是一種原始資本主義式的發展,對資本毫無節製,而對社會則毫無保護,結果是大規模的工人運動的興起,促使歐洲從原始資本主義逐漸轉變為福利資本主義。第二種是東亞道路,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積極推動社會的發展。鑒於歐洲的經驗,政府往往先發製人,進行社會改革和社會製度建設,從而避免了類似於歐洲那樣的長時期、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中國所麵臨的第三種選擇就是成為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發展中國家,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主要是要建立內需社會。這取決於兩個方麵:一是社會政策方麵的突破,二是勞動收入的持續增長。

    對中國來說,這三種道路都有可能。但很顯然,東亞道路比較理想。麵對新的形勢,要繼續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就要大力進行社會改革,確立社會政策。比如說經濟方麵的邏輯,國有經濟,不管你的看法如何,都會存在下去,隻是存在方式會有所不同,是要通過壟斷來生存,還是通過競爭來獲得利潤?這是怎麽改革的問題。社會領域會出台一些社會政策,現在很多人說welfare(福利國家),我覺得這個概念屬於西方,中國還遠遠到不了welfare國家的程度,但是基本的社會保護是應該有的,也在逐漸實現。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上,中國的政府肯定是強於市場的,西方的市場肯定是強於政府的。民主問題也是這樣,中國也絕對不會走向西方的民主,還是按照它自己的邏輯走向民主。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這是一個事實。

    時代周報:這種改革的邏輯也貫穿在反腐中?

    鄭永年:中國改革的主要策略是“先易後難”,具體來講就是通過培養新利益來解決既得利益,或通過增量改革來解決存量改革的問題。“既得利益”是改革中的“難”,“新利益”是改革中的“易”。隻要通過體製創新,培養經濟社會新利益,就能找到突破口。體製創新的戰略角色在頂層,而實踐的主要角色還是地方政府、企業和社會。中央政府要界定自己能夠做什麽來推動新利益的發展,其次是中央本身要做體製創新。地方政府層麵,一方麵還是要減少對地方體製創新的扼殺,另一方麵應切斷地級市對縣域的幹預,恢複和賦權省、縣兩級政府的製度創新空間。企業方麵,鄧小平的思路依然非常有效,就是再一次鼓勵非國有部門的發展,等到非國有部門壯大起來,再對國有部門進行改革。社會方麵,首先需要分權給社會,社會有了自己的空間,才能去創新,社會力量強大了,政府才能專注於自己必須承擔的功能和責任,這方麵廣東的經驗值得借鑒。

    反腐是製度建設的一個突破口。標和本,是一種辯證關係。不治標難以治本,你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每一屆新的領導人都會在反腐敗問題上加碼,中國的反腐機構是世界上最龐大的,而腐敗沒有得到遏製,反而在加劇。本來公檢法機構在任何國家都是正義的象征,而中國的公檢法係統在一些地方卻是腐敗的,這些問題要加以解決,就要先治標。反腐不見得就一定能治本,但是不反腐就絕對不能治本。

    時代周報:很多人認為現在的反腐仍是靠領導人的決心在推行,對此您有什麽看法?

    鄭永年:任何一個國家的反腐敗,領導人的角色都很重要,民間力量隻能施加壓力。你想建立一個不會腐敗的製度,反腐的運動仍是要做的。很多西方人批評中國的反腐敗是用政治運動的方式,但是美國19世紀反腐敗同樣是政府通過很多的社會運動來整治寡頭的。你以為老百姓真能打掉寡頭嗎?還是要靠政府來打。

    所以說,分析時要看中國的整個戰略環境,長遠看,製度建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大麵積的腐敗隻能首先通過政治運動來解決。全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是這樣,上世紀 60年代的香港腐敗問題嚴重,也是通過設立廉政公署,發起大規模的運動來解決問題。當然,如果隻治標不建立製度,腐敗便會出現反彈,長效機製仍需要製度建設。在經濟上,要確立清晰的預算製度,官員個人收入應貨幣化。在社會領域,一是要建立基本的社會製度,官員無需通過權力尋租來追求利益,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政府有能力搞大規模的社會建設。二是要分權於社會,培養社會力量,使政府的權力範圍縮小,並對政府形成製約。政治、經濟和社會之間既有邊界,又相互製衡,這是清廉政府的製度保障。那麽政府和經濟、社會領域發生矛盾時又怎麽辦呢?這裏法製和法治就必須到位,司法領域是政府和其他社會角色之間最重要的討價還價的領域。

    02:去GDP中心主義需要理念支撐

    時代周報:反腐指向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現在要劃清政府與市場邊界,還存在許多現實阻力,比如說地方官員的GDP晉升模式,這個問題您怎麽看?

    鄭永年:GDP主義在各個地方的輕重程度是不一樣的,有的地方已經不講GDP主義了,但有些地方GDP主義又回來了。以前鼓勵提高GDP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就業,現在就業情況不是那麽糟糕,那麽GDP增速低一點又怕什麽呢?在這方麵每個地區持有不同態度。

    GDP主義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產物,強調的是經濟效率,當時是需要GDP的,因為這是改革的突破口。但是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以後很快有了中國變種,在國有經濟領域,新自由主義遭到了龐大的國有企業強有力的抵製。但在社會領域,新自由主義則長驅直入。結果,應當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領域沒有足夠的市場化;不應當市場化的社會領域則高度市場化。因此現在要以社會改革為主,因為醫療、教育、公共住房這幾塊都過分貨幣化了,結果GDP很高,但社會越來越不穩定。

    時代周報:對地方官員的晉升而言,GDP是一個可以比較的指標,其他方麵的指標不好比較。如果要改革以GDP為中心的晉升模式,這個指標問題怎麽解決?

    鄭永年:中共中央從上一屆開始就要糾正這個傾向,現在新一屆中央政府下了大決心來改變這個局麵。

    所以,現在還在主講GDP的地方官員肯定不會像以前那樣被順利地提上去。好多人還沒意識到這一點,還在一味確保GDP的全國排名。不過,對新領導層來說,如何淡化GDP主義,有效約束各級地方政府官員的GDP主義衝動,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挑戰。

    時代周報:就是說徹底的改變,還是要看中央理念變化的程度嗎?

    鄭永年:對,就是理念的變化。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這些提法就說明了要調整GDP結構。中央衡量地方的指標是在變化當中,GDP的權重在下降。有沒有社會衝突、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經濟建設是否綠色環保、老百姓的滿意度等,這些都在逐漸成為指標的一部分。

    以前GDP很重要,占主要的地位,現在可能會低一點。衡量指標一直在調整,隻是好多地方領導沒有理解和適應。各級官員都是在GDP主義的紅旗下長大的,在這種思維的主導下,他們會根據自己的偏好來理解高層的意圖,比如將“改革是最大的紅利”理解成“發展是最大的紅利”。這種意識的調整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改革一定要有理念,理念就是你的目標,沒有理念怎麽去改革呢?沒理念是做不了事的,包括鄧小平,他也是有理念的。他在80年代說多少年後經濟要翻一番,這體現他的理念。

    時代周報:可以具體歸納一下這個理念嗎?

    鄭永年:就像中國現在提的一些價值觀,比如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等等。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很多決議都是理念層麵的,理念就是要把這些價值作為中國社會的共識。不過在實際層麵上實現起來不容易。

    時代周報:那麽您認為實現這個共識應該做哪些鋪墊?

    鄭永年:我覺得首要前提是要滿足一些基本要求,比如說社會公平,經濟可持續發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等。所以我的理念是比較現實的。現在有的人有幾十套房子,有的一家人買不起一套房,在這麽分化的情況下,我覺得還談不到共同理念這個層次。我們首先要解決這些棘手的問題,營造一個能達到共識的基礎,再來談理念問題。我覺得“很高很大”的東西對老百姓來說意義不大,華人圈的老百姓都是很現實的。都是通過訴諸遠大的理想來爭取具體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