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建設性地平衡美國?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中國不斷改善自己的國際經濟行為,但並不用過於害怕西方的指責。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會越來越感受到中國存在的不可或缺性。
美國“重返亞洲”急劇地改變著亞洲國家間的關係。無論是中美兩國關係,還是中美兩國各自和亞洲各國的關係,都呈現出一種即將陷入國際關係史上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趨勢,即中美兩國之間的惡性戰略競爭。亞洲局勢的惡化,使得很多人感覺到中美兩國之間不可避免將發生“大國政治悲劇”,即一場爭霸戰爭。
這個悲劇注定不可避免嗎?也不見得。美國“重返亞洲”,改變了一些和中國有主權利益糾紛的亞洲國家對美國的期望值,使得這些國家和中國的關係遽然惡化,或大或小的衝突似乎變得現實起來。不過,中國一旦和亞洲國家,尤其是那些和美國有結盟關係的亞洲國家發生戰爭,美國的卷入或者不卷入,都會成為美國的難題。不卷入,美國在亞洲甚至全球的信譽必然受到嚴重的損害,導致美國的加速衰落;卷入,美國就會冒著和另一個核大國發生戰爭的風險。於是乎,一旦發生這種情況,美國就感到緊張,美國官員就會到中國去,希望中國不要對鄰國動武;同時美國也不希望這些亞洲國家去主動挑釁中國。這顯然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美國態度的矛盾性質。一邊是和其同盟的關係,一邊是和一個它視為潛在競爭者甚至敵人、但仍然需要合作的中國,在這兩者之間,美國是很難中立的。
這表明美國的“平衡中國”戰略本身需要被平衡。一旦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使得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之間關係失衡,美國就會麵臨衝突和戰爭的風險。既然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是來平衡中國的,也隻有中國才有動力和能力去“平衡”美國。中國是否能夠發展出有效的“平衡”美國手段,既決定了中國是否能夠自我防衛,也決定了中國能否繼續維持亞洲和平。中國“平衡”美國既可以是負麵的和對抗性的,即類似於冷戰期間前蘇聯和美國之間那種軍事上的互相威懾,也可以是建設性的和合作性的,即在全球範圍內和美國共同承擔國際責任,在迫使美國對中國進行“合作”的同時,弱化美國對中國可能的“圍堵”戰略。
在全球“再平衡”美國
就是說,要“平衡”美國,要求中國超越亞洲,走向全球。
美國“重返亞洲”強化了中美兩國之間,及中國和亞洲國家之間的競爭關係。但如果中國戰略和政策得當,就可以避免中美之間的公開對抗和衝突。可以預見,中美兩國會在亞洲進入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對峙局麵,因此也是相互磨合的時期,但公開的不對抗和不衝突是可以實現的。這是由幾個重要因素決定的。
第一,中國並沒有像一些國家所說的那樣,具有強烈的擴張野心。中國根本沒有像二戰前的德國、日本那樣的擴張計劃,更沒有像前蘇聯帝國和美國那樣的稱霸全球的計劃。中國的要求其實並不高,隻是想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即使中國在這些核心利益問題上沒有多少妥協的空間,中國仍然在盡量保持伸縮性。例如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已經把海上航道安全和島嶼主權糾紛區分開來,並且中國也表示願意積極參與有關南海共同行為準則的討論和談判。再者,中國並沒有任何計劃把美國的力量擠出亞洲;相反,中國早已經意識到,美國力量在亞洲的存在,對亞洲其他國家和自己的積極作用麵。在亞洲,中美兩國之間互信的確立需要很長時間。
第二,美國本身力量的變化有效牽製著其“重返亞洲”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了在歐洲“圍堵”當時蘇聯的擴張,經濟、政治和軍事戰略各方麵同時出擊,平衡蘇聯,即經濟上的馬歇爾計劃、政治上的民主政治和軍事上的“北約”。但今天的美國已經不再那樣強大了。到目前為止,美國“重返亞洲”說得多,做得少。鑒於其經濟能力的限製,美國要求亞洲相關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而一些亞洲國家的經濟能力也是有限的。隻要中國不步前蘇聯後塵,演變成為亞洲的軍事擴張主義,從而對亞洲國家構成直接的威脅,一些亞洲國家和美國之間很難形成冷戰期間的“西方集團”,來對抗一個開放和發展的中國。實際上,美國不了解中國,其“重返亞洲”戰略是建立在其高度意識形態的國際關係理論之上的。從長遠來看,“重返亞洲”是冷戰後美國最重大的戰略誤判(需要另文論述)。
第三,一些國家(主要是那些和中國具有主權糾紛的國家),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會意識到和美國“站邊”的成本。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並且和亞洲國家之間發展出了相當高的互相依賴程度。和中國的經貿關係,對這些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舉足輕重。隨著中國內部消費社會的建設,中國經濟對亞洲國家的重要性還會繼續增加。也就是說,在經濟方麵,中國仍然具有巨大的外交資源可以動員。如果中國學習美國和西方,動用其經濟資源來應付有關國家,其所能產生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盡管有經濟的全球化和互相依賴,但就中國來說,主權國家政府仍然可以主導著其對外經貿關係。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對外經貿關係從來就具有戰略性,中國在麵對外在壓力時,也不可避免賦予其對外經貿關係戰略性質。
第四,無論中國還是其它相關國家的政府作怎樣的努力,在很長時間裏,無論是東海還是南海,主權糾紛將長期存在下去。今天,世界各國,社會力量崛起,權力分散化,加上社會媒體等方法的出現,國家政權弱化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傳統上代表主權國家的中央政府,很難再以傳統方式和另一個國家的政府,在主權爭議問題上達成協議。就是說,隨著外交的民主化和大眾化,主權爭議很少能夠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法。不過,主權問題可以得到有效控製和管理。而在中美關係中,中美兩國本身無論對東海還是南海都沒有直接的糾紛。很難想象美國會代理一些亞洲國家,為了這些國家和中國的主權爭議而和中國開戰?隻要中國沒有擴張野心,也就是沒有把美國擠出亞洲的計劃和行為,美國不會公然代理一個亞洲國家而對抗中國。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是有能力來管控主權問題的糾紛的。
避免軍事競賽 持續經貿合作
在亞洲,要達到平衡美國的目標,中國要兩個戰略平衡進行。
第一,中國必須避免和美國的軍事競賽。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正常的國防現代化是必然的。沒有人會相信,一個不具備強大軍事實力的國家不被他國欺負,更不用說是成為大國了。但同時,中國也必須竭力避免一場軍事競賽。軍事是美國的最大優勢,一旦走上和美國的軍事競賽,中國很可能就會步前蘇聯後塵,很容易走上一條失敗的不歸路。美國和中國的軍事競賽,有助於美國的私營部門經濟複蘇、技術革新、可持續發展,正如上個世紀二戰的開始,幫助美國經濟走出大蕭條一樣。但中國不一樣。無論從中國的經濟製度還是政治製度來說,一旦走上軍事競賽,最後必然走上經濟軍事化的道路,就和當時的蘇聯一樣。這是因為中國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一旦軍事競賽開始,大量的經濟資源必然導入國有部門。一旦軍備競賽開始,國有既得利益必然借國家利益和安全之名,把整個經濟導向軍事化。前蘇聯就是這樣的。換句話說,在軍事上,中國能夠維持在防守和威懾程度就已經足夠了。 第二,中國需要根據既定的和平崛起路線,繼續把重點放在經貿合作上。但中國必須改變從前隻講經濟不講戰略,或者經濟和戰略不相配合的情況。盡管中國針對亞洲國家可能在某些時候不得不實行戰略性貿易,但對大多數亞洲國家,中國仍然要敞開經濟大門。和亞洲國家的持續經濟整合,是製約軍事衝突和戰爭的有效手段。對大多數亞洲國家的人民來說,重要的還是經濟生活。從中國獲得的經濟利益,能夠軟化亞洲國家對中國的政策,也能防止他們在中美兩國之間作簡單而輕易的選擇。在此基礎上,中國可以更進一步迫使美國也回到經濟競爭的軌道上來,而不是一味地迫使中國和亞洲國家走上軍事競賽的軌道。經濟競爭是良性的,而軍事競賽是零和遊戲。
要建設性地“平衡”美國,中國也要在亞洲之外的其他地區開辟新的領域。這也是有可能的。在過去的十多年裏,中國經濟上“走出去”,速度很快。不過,中國戰略上“走出去”沒有跟上,導致兩條腿不平衡。這一方麵造成中國的海外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另一方麵造成了外交資源的大浪費。同時,因為戰略上缺失“走出去”,也使得國際社會很難相信中國有能力承擔國際責任,美國更是指責中國在國際責任方麵“搭便車”。實際上,在承擔國際責任的話語下,中國的戰略“走出去”是有可能的。中國軍艦到索馬裏海灣護航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剛開始時,也引出了國際社會的一陣懷疑,但很快就沒有這種聲音了。隻要戰略“走出去”是利己利人的,成功的可能性就會很高。
戰略“走出去”符合中國國內可持續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旦中國戰略走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等地區,中國就可以有效減輕在亞洲,尤其是在東亞和美國競爭的激烈程度。為了“重返亞洲”,把戰略重點轉移到亞洲,美國在其它區域必然要進行戰略性撤退,這就為其他大國提供了巨大的戰略空間。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大國,都可以競爭這些新出現的戰略空間。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完全可以在這些地區的秩序重建上,扮演一個有效的角色,如果不是領導角色的話。維持其作為唯一的世界霸權,仍然是美國的最高利益。美國從這些地區的後撤是不得已而為之,並不是真想放棄這些地區。中國戰略進入這些地區,扮演有效角色,就是說中國和美國同樣,和這個國際秩序變得相關了。中國和美國的互動就不再局限於亞太地區,而是具有全球性質。這樣,和美國的合作也就有了更大的空間和更多的平台。
並且,中國是有能力建立一個不同於美國的區域秩序的。中國的“走出去”戰略行為不可避免被西方指責,例如被視為是新殖民主義。但從另一個側麵來說,這是中國的強勢,因為中國做的和西方做的不一樣。盡管中國要不斷改善自己的國際經濟行為,但並不用過於害怕西方的指責。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會越來越感受到中國存在的不可或缺性。隻有到那個時候,中國就有了和美國合作的資格和機會,也具有了迫使美國“合作”的能力。
簡單地說,中國和美國全球範圍內的接觸政策,可以轉化成為中國“平衡”美國的有效政策。全球性接觸不僅可以避免把自己的後院(亞洲)演變成為戰場,更可以把自己鍛煉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一個有責任感又有能力履行責任的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