腥風血雨裏的南明短命王朝（五十九）

李定國在1653,1654年（順治十年，十一年）製定了攻取廣東的計劃，他夢寐以求與鄭成功東西夾攻，邁出收複廣東，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這隻是李定國的一廂情願，鄭成功並不這樣想。原因不是他看不到會師廣東是南明中興的關鍵棋，而是鄭成功把以他自己為首的鄭氏集團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鄭成功是具有大誌的人，在明，清對峙，國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鑒於自身力量不夠強大，在政治影響上也無法同明，清兩個並存的政權爭奪民心（包括官紳），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兩方誰能讓他獨斷專行，割地自雄，他就奉誰“正朔”。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要做“縱橫而所之”的“鳳凰”，而絕不做“檻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在給他父親鄭芝龍的信裏說：“清朝若能信兒，則為清人；果不信兒言，則為明臣而已。”總之，隻能“遙奉”，不能“受製於人”。這就是他和後來他的兒子鄭經一貫提出的“比於高麗”的思想根源。清廷多次招撫（鄭方稱為“和議”）之所以失敗，正是因為清廷隻想給鄭成功以高爵厚祿，而絕不答應給他以相對的獨立性。在這種條件下，鄭成功就選擇做一個“明臣”。同樣的道理，他的“始終為明”也並不意味著他願意毫無保留地服從明朝廷的調遣，恪守臣節。在東南沿海，隆武帝遇難後，鄭成功對近在咫尺的魯監國以客禮相待，一麵極力設法使原屬魯監國的兵將聽命於己。對於永曆朝廷，鄭成功的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麵他希望奉永曆朝廷為正朔的原大西軍和其他抗清勢力能夠支撐下去，借此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力，以減輕自己的壓力。另一方麵，他也極具政治頭腦，預見到如果應李定國之約出動主力東西合擊，必勝無疑，隨之而來的是閩粵兵連一體，地成一片，遙相呼應的局麵就會打破。鄭成功不會不考慮到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將受到很大限製，軍政大事要稟承於朝廷，否則就難逃僭越之議。此外，更重要的是，鄭成功在兵力，爵位和聲望上都略遜於李定國，加上李定國同永曆朝廷的關係比他與之更加親密，這些因素必然都會在鄭成功的深謀遠慮之中。所以，無論李定國製定的戰略如何正確，也無論李定國為了實現南明中興對他怎樣苦心相勸，鄭成功都隻是虛與委蛇，並不真正同心協力。明清之際最優秀的軍事家李定國的悲劇在於：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孫可望的嫉恨，無法在湖廣（今湖南，湖北），江西戰場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於鄭成功連兵粵閩，會師北上，得到的回報是虛應故事，新會戰敗，喪師失地，南明中興從此無望，李定國所能做的隻剩下效法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鄭成功對廣東潮州地區一直非常重視，這是鄭氏家族軍糧的主要來源地。鄭鴻逵和鄭成功多次進兵潮州原因就在於此。但鄭成功的意圖是要把潮，惠地區據為自己的糧餉，兵員補給地，而在鄭軍和永曆朝廷之間最好是留下一塊清方管轄區作為隔火牆，如果打掉了作為隔火牆的清方管轄區對鄭氏集團就會不利。所以，鄭成功在李定國心急如焚苦苦勸說他出兵的情況下，依然一味采取拖延推宕的策略以應付其事。

總之，1653-1654年李定國策劃的廣東之戰役，是南明中興的最後一次機會。李定國計劃的重點是聯絡鄭成功東西合擊，配合廣東各地義師首先全殲廣東清軍，再展宏圖。在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國軍和廣東義師都是全力以赴的，隻是由於鄭成功誌不在此，終於導致廣東新會戰役功虧一簣。（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