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2月離開日本的重信房子，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結成同盟。她精心策劃的革命行動，在 1972年5月30日,果然如她所預期的那樣，震驚了世界。當晚一架從巴黎和羅馬飛來的法國航空公司132號航班，降落在了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的路德機場。繁忙的路德機場，像往日一樣熙熙攘攘，上演著相聚離別的悲喜劇。誰也沒有特別注意在三號行李傳送帶旁等候行李的三個日本青年。當然誰也沒有想到，等到背包一到，他們立即打開，取出了3支蘇製VZ58 型狙擊步槍和幾顆威力巨大的霰彈手榴彈，對著擁擠的大廳瘋狂掃射，一瞬間，人來人往的大廳變成了血肉橫飛的人間地獄。由日本赤軍主導的這次行動中，26名無辜的民眾遇難，其中包括以色列最著名的科學家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韋茨曼研究所的生物學教授卡齊爾，另有72名民眾受傷。遇難者中，大多數是美國籍的波多黎各人耶路撒冷朝聖團成員，還有一些以色列商人、前來接人的親友及機場工作人員。三名赤軍行動小組成員中，來自日本京都大學的學生奧平剛和安田安之當場自殺，當時日本人參加巴勒斯坦鬥爭是非常秘密的活動，為了不讓以色列人拿到自己的指紋，奧平和安田都用手捏住了手榴彈而把手指炸得粉碎。岡本自殺未遂，被以色列人抓住時高呼：“We are Red Star Army! We are Japan Red Army!”，從此，人們把他們稱作JRA。岡本的高呼，被認為是“遲到了的日本赤軍宣言書”。而奧平剛就是重信房子的丈夫。
在路德機場行動結束1小時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宣布為這一事件負責。它在一篇長達5頁的公告中說：“3名突擊隊員不遠千裏前來參加了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今天的襲擊，是對劊子手達揚（以色列國防部長）及其它魔鬼們對業已犧牲的英雄們進行殘酷屠殺的革命回答。”
岡本公三也承認，他們是日本“赤軍”的成員，他們所使用的槍枝彈藥，都是由重信房子在羅馬親自交給他們的。他說：“我的職業是‘赤軍’戰士。戰爭就是要屠殺和破壞。我們不能把戰爭局限於破壞建築物。我們相信，屠殺是不可避免的。作為實現世界革命的手段，我們必須創造世界赤軍”
對日本赤軍來說，這次路德機場行動是他們以革命暴力者的姿態，首次出現在世人的麵前。在以後將近二十年的歲月裏，重信房子是世人眼中“魔女”，“神秘的女人”。日本赤軍則是恐怖明星，是西方社會眼中釘肉中刺，必先除之而後快。
劫持、綁架，勒索人質使日本政府做出讓步，這是“赤軍”在70年代活動的主要特點。赤軍橫行全球，攻擊的對象時而是飛機，時而是輪船，有時則是外國大使館。而每次行動的成功，都有賴於重信房子的冷靜，冷血，冷酷的運籌帷幄。一個宣稱是解放人民的組織，讓人民恐懼的方式生存，是悖論？還是宿命呢？聰明的重信房子在一次次的成功中，有想過這樣的問題嗎？
路德機場行動以後，在忙碌緊張的鬥爭生活中，重信房子和巴解的一位革命家結為夫妻。1973年，她女兒出生。為紀念路德機場行動，她給女兒起名重信五月（ Shigenobu）。而May在日語中也有命，宿命的意思，照片上懷抱女兒的重信房子，和其他初為人母的女性一樣，有著滿臉柔情，散發著母性的光輝。但對重信房子而言，成為了母親，並沒有改變她以暴力鬥爭的主張。
重信房子再次出手了。1973 年7月20日，“赤軍”骨幹丸岡修，還有3名阿拉伯人和1名厄瓜多爾婦女，劫持了一架從阿姆斯特丹飛往東京的日本巨型噴氣式班機，扣押了機上145名人質。他們控製著這架飛機飛越歐、亞、非三大洲上空，最後降落在利比亞的班加西。他們把乘客趕下飛機後，便在機上點燃了導火索。幾分鍾後，在震天的爆炸聲中，這架價值一千萬磅的飛機被炸成了一堆廢銅爛鋁。丸岡修等人向利比亞當局投降，後來被釋放。
1974年1月31日，2名“赤軍”成員光晴生和田義昭，和另2名巴勒斯坦人，在新加坡殼牌煉油廠投擲燃燒彈，燒毀了一個儲油箱。又劫持了“拉裕”號渡江客輪，押著5名人質駛入了公海。他們要求當局派飛機把他們送往別的國家。當局寄希望於用談判拖垮恐怖分子，使他們心理上處於長期緊張狀態而最後投降，於是開始了長達8天的馬拉鬆式談判。然而，在談判的同時，另外一批“赤軍”成員又衝進日本駐科威特大使館，將日本大使和其他28人扣為人質。在兩批“赤軍”成員的共同壓力下，日本政府無計可施，隻得屈服了。一架日航噴氣客機奉命飛往新加坡和科威特，最後把全部“赤軍”成員送到了南也門。
1974年9月，“赤軍”占領了法國駐荷蘭的大使館。打死了2名荷蘭警察，並把大使雅克-塞納爾和其他10人扣為人質。這次行動的骨幹是奧平純三，就是路德機場三殺手之一奧平剛的弟弟。他們以人質為砝碼，要求法國政府釋放關押在法國監獄裏的“赤軍”山田義昭，並為人質付出100萬美元贖金，他們又一次得手了。法國政府被迫答應釋放了山田。荷蘭方麵則派出一架波音707飛機把占領使館的“赤軍”送到了敘利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