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最是盧溝月

“多情最是盧溝月，猶照英雄血色鮮。”       老舍(舒慶春)

     1934年12月，蔣介石口授陳布雷記錄整理，以侍從室秘書徐道鄰的名義，在《外交評論》發表《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試圖勸止日本人的侵略，此文旋即被多方轉載。

此文結論說：“中國古語說：‘解鈴還須繄鈴人’，所以打開僵局的責任，畢竟還須日本來承當。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關係上，無論哪一方麵來說，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以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為敵，以同歸於盡呢，還是恢複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這就要看兩國，尤其是日本國民與當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與廓清障蔽，謀及久遠的和平。”

     1937年三月十六日，蔣介石在南京接見「日本經濟考察團」。蔣在談話中，回憶十年前訪問日本時與澀澤榮一(1840~1931)的見麵﹕ “弟在民國十六年旅居日本時，會見了日本實業界泰鬥澀澤子爵。親自送給我自己特別校印的一部《論語》，特別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說他生平最服膺這兩句。並且時常提示給日本的青年，認為這是我們東方精神的特點。今天見到各位實業界的先進，正如見到澀澤子爵一樣，所以又把舊話重提了一次，現在請大家起立，對故澀澤子爵默念致敬。” 蔣並結語說，希望中日兩國國民” 大家都在親仁善鄰這一點上共同努力。”

    7月7日，日軍借口在盧溝橋附近演習生事。時任二十九軍代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1893-1963）指示吉星文團長："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鬥，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 次日，盧溝橋爆發抗戰的第一槍。

     當時，蔣介石正在廬山辦暑期訓練團。 到了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講話說：“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複之地！”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正在太原演出，盛況空前，軍政當局惟恐影響政務與防務，乃驅逐程硯秋。常燕生（1898-1947），山西榆次人，早期中國青年黨員，是一位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曾任國民政府委員，當時在太原有詩記之：
“烽火薊門夜奪橋，正憑桴鼓助鳴雕。
 願將一曲荒山淚，化作中華鐵血潮。”
薊門，泛指北平郊外、居庸關一帶。橋，盧溝橋。桴鼓，戰鼓聲。鳴雕，指氣焰正甚的日軍。《荒山淚》是程硯秋的熱門戲碼，講明朝末年人民的痛苦。符合抗戰前軍閥混戰，人民痛苦的憤懣情緒。國難當頭之時，常燕生希望痛斥貪官的《荒山淚》，能轉化成對抗外侮的「鐵血潮」。
   常燕生另有一詩：
“午夜雷聲走百軿，程郎歌調正空城。

無端嗚咽盧溝水，衝斷霓裳法曲聲。”

     胡先驌亦有詩：“盧溝一彈發，自是爭存亡，存亡不易言，古曰哀者勝。”盧溝橋響起的槍聲，不隻打斷了民間的戲曲歌舞，也使中華民族麵臨存亡關頭，造成千萬中國軍民的大遷移，改變了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進程。清華大學的任繼愈也加入學校的「湘黔滇旅行團」，由長沙步行至昆明。這次千裏步行貼近民間的旅行使他體認到：「不了解中國的農民，不懂得他們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國的社會；不懂得中國的農民、中國的農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國的曆史。」

        蔣介石一方麵訓令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在一定範圍內與日方周旋，設法達成停戰協議，另一方麵試圖派自己的嫡係中央軍重回河北。蔣介石在7月25日的日記，仍以為“若有十年時間，不惟東北全複，而台灣、朝鮮亦必恢複甲午以前之舊觀，收回台灣，扶助朝鮮獨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但宋哲元有意阻止中央軍入冀，又無力阻擋日方的增兵進逼。

      至七月底，日軍快速占有北平、天津，有席卷整個華北之勢，舉國震動。而維持華北的通路順暢，使俄國提供的軍火物資能進入中國，當時至為重要。為了分散日軍兵力，破解其全麵占有華北的企圖，基於1932年一二八鬆滬戰役之經驗，蔣介石以為“上海是一個國際市場，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國際注意。”決定以主力部隊開辟鬆滬戰場。因為當時日本尚未向英、美宣戰，日軍不能攻入租界。中方對上海日租界發動主動攻勢，爆發了八一三第二次鬆滬戰役，抗戰主戰場由北向南轉移。中國調集的精銳部隊，經三個月的苦戰，擋不住日本增派的軍力。潰敗的國軍於11月9日棄守上海，日軍又分三路向南京包圍追擊。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展開大屠殺。

    石原莞爾(1889~1949)是九一八事變和滿州建國的主謀，以據有滿蒙，形成日本對抗蘇俄的生命線為最高策略。盧溝橋事變發生時，石原莞爾的職務是參謀本部作戰部長，認為與中國開戰，會傷及滿州建國理想的的實現，主張“中國戰線不擴大方針”。但參謀本部內的對中強硬派成為主流，他的部下武藤章取代了他，石原莞爾被調離陸軍中樞。後來的東京審判，武藤章以甲級戰犯被處以絞刑。石原莞爾則因為於1941年已被編入預備役，而未被指定為戰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