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餘世存冤枉了龍應台

    2005年，餘世存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國話語》，以其讀書筆記之方式，編排記錄了晚清、民國以及解放後的諸多曆史片斷，被視作當代《世說新語》。出版之後，引來了許多注意。有一段訪談：

新京報：在你所記錄的這些曆史碎片中，有的人立言，有的人立功，如果非要一分高下的話，你怎麽評判它們各自的價值？

餘世存：從我自己的角度看，近代史中的立言者對不起立功者，我常說的一句話是“中國知識分子對不起民族和他們的人民，他們的立言沒有給民族轉型提供思想資源或者人生哲學。”

新京報：一般觀點認為上一輩知識分子是值得同情的一代。
餘世存：但是從文明的角度來說，之所以造成中國這麽多年的慘痛還是因為知識分子不夠勤奮不夠刻苦，他們是應該為這段曆史負責任的。

新京報：個人的力量畢竟相對弱小，是特殊的曆史背景造成了他們的無功。
餘世存：人沒有立功不能歸罪於環境。中國知識分子對不起這個民族。當然我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人，曆史中還是不斷有人立功和立言，隻是他們的總體成就沒有高到推進社會躍進到現代門檻裏去。

新京報：你是1969年出生的，在批判那些經曆了動亂的知識分子時，是不是有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嫌疑？
餘世存：我也是知識分子，我並沒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裏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台灣學者龍應台說她和內地學者吃了幾十頓飯，發現他們很可憐，總在談論孩子、房子、車子，他們沒有知識分子話題。

當時，我看了這一段之後，就把餘世存引述的內容，用電郵傳給了在台、港之間來回的龍應台，龍應台回複表示，她沒這麽說過。後來龍應台在一段訪談中，如是說：

人物周刊：能否談談對大陸作家的印象？
龍應台：“不敢，因為我接觸得不夠多。但你的問題讓我想到，有人曾從網上傳給我餘世存《非常道》裏的一段話——龍應台在一次與大陸知識分子餐聚時發現，大陸的文人和知識分子都隻會談房子車子之類的，一點都沒有理想。
看到這段話我很吃驚，這可真是誤傳，我從來沒說過這個話，而且這也不是我的觀念。我恰恰覺得，知識分子和所有別的行業的人一樣，「衣食足而知榮辱」，有尊嚴的物質生活是人格清高的基礎條件，追求物質上有基本的尊嚴的生活，人同此心，在這個問題上知識分子並不異於常人。知識分子也是普通市民，也要買菜，也要掙錢，也要養孩子，要有房子住，這是天經地義的。”

     餘世存的《非常道》，引用了許多名人的話語，但未注明出處，許多可能是誤傳，或一再被改編。這些前人的話，到底有何曆史意義？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說：“凡大思想家所留下話，雖或在當時不發生效力，然而那話灌輸到國民的下意識裏頭，碰著機緣，便會複活，而且其力極猛。”

餘世存在《非常道》一書中所選編的話語，不一定涉及大思想家，但都有一些曆史反思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