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與境界》︰曆史要公平對待，再讀馮友蘭

      
      何兆武的《上學記》，在涉及馮友蘭的部份，有如是說：
“解放後，馮先生一貫高舉緊跟毛澤東思想，不斷寫檢討，說：現在大家都要做毛澤東的小學生，我還不夠格，我現在要爭取做毛澤東的小學生。江青有一段時候特別提倡女性要當權，馮友蘭做梁效寫作班子的顧問，跟著江青到天津時寫了一些詠史詩，其中有這麽兩句讚美漢高祖：“爭說高祖功業大，端賴呂後智謀多。”這話說得毫無根據。現在有關漢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記》和《漢書》，可是這兩部書從來沒提到漢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賴”）呂後的智謀，捧呂後其實是捧女權，跟著江青的意思走。文革後馮先生又寫了好幾次檢討，說自己在文革的時候犯了錯誤，違背了“修辭立其誠”的原則。”

      夏中義在《九謁先哲書》，也說馮友蘭有過“含情凝眸謝君王”的“失落自我” 。夏中義在論馮友蘭的晚年時,也大膽的引用馮友蘭將毛澤東思想分成三段:「科學期、、空想期、荒謬期」的說法，指其“我確是照我所見到的寫的”

《反思與境界︰紀念馮友蘭先生誕辰110周年暨馮友蘭學術國際研討會文集》
是2005年11月5—7日在北京大學的研討會文集，最後的部分：《馮學通訊》摘錄 ，有：
〈口述曆史同樣需要嚴謹和規範——從何兆武先生《上學記》中所引的
    兩句詩說起 〉作者：李中華
〈給古人少許公平〉，作者：宗璞
 
李中華的文章說：
最近，有朋友送我一本口述曆史著作——何兆武先生《上學記》一書。本來是帶著濃厚的興趣與尊敬和欣賞的態度翻開這本書，但閱讀後感到有些失望。因為在這部書中，對一些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的評價有失公允。

    比如，何兆武先生在《上學記》第二章《幾個難忘的人》一節中，專門談了馮友蘭先生。其中談到：“馮友蘭做梁效寫作班子的顧問，跟著江青到天津時寫了一些詠史詩，其中有這麽兩句讚美漢高祖：'爭說高祖功業大，端賴呂後智謀多。’這話說得毫無根據。現在有關漢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記》和《漢書》，可是這兩部書，從來沒有提到漢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賴”)呂後的智謀，捧呂後其實是捧女權，跟著江青的意思走。”
(見《上學記》第157頁，三聯書店2006年8月)

馮先生確實做過梁效寫作班子的顧問，但“文革”後，馮先生對此曾作過深刻反   省。何先生在此重提舊事，也無可厚非。但讓人感到費解的是，何先生竟然無端造作出馮友蘭先生吹捧呂後的“爭說高祖功業大，端賴呂後智謀多”這兩句詩。
據我了解的情況和所掌握的史料，馮先生從未說過，也從未寫過吹捧呂後的
這兩句詩。這兩句詩，在“文革”中也確實流傳過，但它不是出自馮友蘭
先生的口，更沒有發表在報刊雜誌上，而何兆武先生卻硬是把這兩句詩強
加在馮友蘭先生身上，這對已過世多年的馮先生來說，是極不公平的。
用史學家的話說，此之謂“厚還古人”。同時，這也是對社會、對曆史、對後生
極不負責任的行為。在極左思潮盛行的“文革”時期，尚未發生把這兩句詩無端
栽贓到馮先生頭上的事，然而它卻發生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不能不說是
一件很不幸的事。史學工作者，對待曆史，應該比一般人更具有史學的眼光
、史家的風範和曆史的常識。對待史料、史實不加辨偽、考據，是史家大忌。
這樣的錯誤不應發生在一位有多年學術經驗和在大學工作的曆史學者身上。
然而它卻發生了，這不能不說又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在〈給古人少許公平〉， 則說：
“口述曆史不是信口開河，是要負責任的。古人也需要公平，隻有公平對待古人，我們才有真實的曆史。” 對於 馮友蘭的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卷，至今未能在中國出版，宗璞說：“因為說了不能說的話。”

     也許有人會質疑宗璞是為尊者諱，一心維護自己的父親。宗璞的大學同學資中筠這樣說過：“別人對馮友蘭的批評，我是不相信的。當年我們同學時，許多同學私下都是東家長、西家短。宗璞是唯一從不說別人家長短的人，這是她的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