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詩卷
放眼古今，遊心書海。
從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至今三十四周年了，距他1898年3月誕生則已一百一十二周年。但他一直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不衰的話題，真的好像他的身影還逡巡在今日的生者中間。
褒之者說，公道自在人心。貶之者說，怎麽好事都算在周家賬上？
有了幾十年時間的距離，又不存在私人恩怨，我自認為可以比較持中地說，一個政治家，即使是意在贏得人心，而積久成習，所做多是得人心的事，豈不是勝過不顧人心的違情悖理和一意孤行嗎？
在經曆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文藝工作者中間，“周恩來情結”尤其突出，值得加以考量。周去世後，有大量回憶文章舉出數不勝數的例證，說明“敬愛的周總理”怎樣關懷他們的政治選擇、藝術精進以至私人生活。特別是以“文革”背景下的厄運來對照，更加涇渭分明。
我想起三件事，發生在文藝界知名人士身上。但遠在“文革”之前，無須以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為反襯，卻對當事人的一生產生了長遠的影響。說是大事，不算大，但可見周恩來細心到“無微不至”。大家知道，那時封的“語言大師”有六位，曰“魯、郭、茅、巴、老、曹”；現在單說郭、老、曹三位。
一是郭沫若1937年“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回國參加抗戰。國民黨當局派出一名大約是“處級幹部”來碼頭接站，安頓一切，公事公辦吧。郭沫若雖然多愁善感，也不會掀起多大的心海波瀾，除了官話，沒有更多可說的。但隨後他去武漢，時在武漢的周恩來卻找了於立忱的妹妹、學舞蹈的小女生於立群來迎接。於立忱是郭的好友，才在日本自殺不久，有了這一層關係，郭與於立群雖是初見，卻如故人。一樣不用多說，自感親和。
大家現在知道，郭沫若是在參加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後加入中共的。起義失敗，經中共中央批準保留黨籍赴日避難。回國抗戰後作為特別黨員由周恩來與他保持單線聯係，對外則以黨外人士身份出現。周恩來在與郭重新接頭時，安排於立群把郭接來，這一安排且成就了此後一段長達四十多年白頭偕老的婚姻。當時在戰火紛飛中，這該是讓飽經時難的郭沫若和少不更事的於立群感激於心的吧。
從這裏看出周恩來無分巨細、事必躬親的作風，更可以看出他對郭沫若這個浪漫派詩人的相知之深。從其他人的回憶，也看得出周恩來在做思想說服工作時，善於“動之以情”，那麽在這裏，就不僅是愛鄉愛國之情，同仇敵愾之情，也還包括了友朋情親的私人感情。
另一例周恩來“動之以情”的舊事，發生在老舍身上。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在陪都重慶，主持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日常事務的老舍，是周恩來在文藝界實行統戰政策的重要對象和依靠之一。現在沒有材料表明他們的交往中，有沒有推心置腹的暢談。但顯而易見的是，周恩來在老舍心目中取得了很高的信任感，周對老舍的政治麵目、處世態度以至於私人生活，也都是了如指掌的。
在老舍夫人胡絜青攜子女從淪陷區間關千裏來到重慶以前，孤身一人的老舍與單身女作家趙清閣之間，有一段不容後人褻瀆以對的感情經曆。後來老舍於1946年應邀訪美，在那裏寫作並準備出版作品英譯本，還萌生了在海外定居的意向。1949年周恩來就任新政權的政務院總理後，多方設法動員老舍返京。最終還是號準老舍的脈，請趙清閣寫信傳達這番意思，說動了老舍回來。為了感謝老舍長期的合作，也為了樹“樣板”鼓勵其他海外人士支持新政權，周恩來提議授予老舍“人民藝術家”的稱號。隻是因為上層有人作梗，結果不能以政務院的名義，而是由北京市政府出麵，把這個“國家級”的榮譽稱號降了一級。但這不妨礙老舍以“士為知己者用”的信條，繼續在周恩來的關注下從事為政治服務的劇本創作。的確是到1966年“死而後已”。我相信他雖也曾以一再奉命修改劇本為苦，他最想寫的長篇小說《正紅旗下》且因不能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而中輟，但他最後在太平湖畔流連時，即使有所怨懟，我想也不會是針對周恩來的。
第三個例子涉及曹禺。他和周恩來有南開先後同學之雅。周恩來又是話劇的絕對愛好者，早年並有登台演出的經曆。然而這不是他和曹禺互相吸引的全部原因。他們在重慶時期已有交往，而從1949年到周逝世的近三十年間，曹禺於周恩來，除了對領袖人物的敬佩感以外，應該還有感恩的成分。周恩來出個題目，他就無條件地去努力完成，如“抗美援朝”初期反美宣傳中以接管協和醫院為背景的《明朗的天》，後來以曆史上的“和親”來宣揚國內各民族團結的《王昭君》都是這樣（我不記得大災荒時宣揚勾踐“臥薪嚐膽”事跡的《膽劍篇》是否也來自周恩來的啟示了）。在當時他是沒有任何勉強的。劇本創作和排練過程中接受審查，一改再改，也像老舍一樣任勞任怨。
難道真的像曹操詩中說的“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嗎？在曹禺這裏，我發現一個細節，或者可以作注。據說1949年或1950年，曹禺個人遇到一件麻煩事。他的夫婦關係不諧，已經到了非離不可的份上。但要離婚，曹禺須付出一筆費用，是他一時籌措不得的，為此異常苦惱。周恩來聽說後，與他談話，答應替他解決經濟困難。也是據說，曹禺以傳統的大禮表示了由衷的感謝。
大家知道，周恩來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不止一次幹預過他的戰友和部下的家庭婚姻問題。應該說半是出於“革命利益”如黨的“政治影響”的考慮，半是出於私人感情，或者大半出於“公義”，小半出於私誼吧。基本上都是“勸和不勸離”，這也符合中國傳統的道德習慣。偶有拆散鴛鴦的，如勸阻王炳南和關露從戀人發展為夫婦，則純是從政治出發，因中共黨員關露在上海淪陷後，曾因情報工作需要，打入敵偽機關，並且出頭露麵，以致勝利後仍蒙不潔之名，而王炳南卻還要代表中共參與重大政治活動。再一件我們知道的“勸離”，就是曹禺和他前妻這一案。周是在了解雙方的無可調解之後，用實際行動支持他們仳離的。這也使曹禺由此獲得了一份白頭偕老的婚姻。
前兩件事，早在研究專著中有所披露，已廣為人知。第三件事，是幾年前謝泳主持《黃河》時發表的一篇紀實文章寫到的，期號和作者失記。
在周恩來本人，就工作言工作，包括與郭沫若的關係在內，都基本上屬於統一戰線工作的範疇。人們常說周恩來為中共贏得了大量的朋友，這是不錯的，這個朋友的範圍且不限於國內。應該說他是一個“黨性”很強的人，其黨性不是表現為一副左的麵孔拒人於千裏之外，而是把盡可能多的人吸引到自己所代表的組織周圍。人們在稱頌周的統戰功績時，往往強調他的人情味者如此。以周恩來的身份，他所做的一切，無所謂個人行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黨的。他多贏得一個人的尊敬和信任，就為黨爭取到一個同情者，為黨擴大了一份力量。
周恩來善於在各種政治力量、各派代表人物之間周旋，在多種政見紛紜錯雜間找到契合點，是外交工作的天才，更是“調和鼎鼐”的大材。以上述三例來說，他並不是一個僅僅善於交遊的老好人；他以他對三位作家情況和心理的透徹了解為基礎，把他們緊緊吸引來為“我”（應該讀作黨或革命）所用，這是他關心他們直至生活細節的指歸，他為此用心良苦。他的記憶力奇好，多年不見的人能夠叫出姓名，他熟悉許多人的親朋友好社會關係背景，當然這一切也還有賴於他有一個團結強幹、聯係廣泛、耳目眾多的工作班子為他分勞。
周恩來對郭、老、曹三大家的人生道路有過重大的影響。在代表黨做工作的過程中，他對團結爭取的對象，如同對敵鬥爭中一樣地“知己知彼”細致入微；他對這三位老朋友，更無疑抱有充分的善意，後來也曾盡可能加以保護的。至於這三位大作家的命運和歸宿，不能不令人喟歎——老舍不無遺恨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曹禺晚年痛悔自己“太聽話了”，郭沫若則曆盡榮辱，冷暖自知： 這固然有他們各自的主觀作用，更多的卻是時代造成的悲劇了。
我們習慣於輕言向偉人（或大人物——大人物並不都是偉人）學習。我以為大可不必。偉人或大人物往往是多側麵的，複雜的，要全麵學習他們，不但不必要（我們一般交友之道，何必探問並介入人家的私事，掃描其心事乃至隱私），老實說也不可能，因為出身、經曆、學養不同，時間、地點、條件都不同。以為可學的，隻能通過可靠的曆史記錄，增進自己的了解，能得其精神就已不易，再“各取所需”也就行了。
（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