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詩卷
放眼古今，遊心書海。
國士的墓碑 日本、中國、物理學的聯想
搭電車從西武多摩川線的多摩站走出來，我依著路標，往多摩靈園走去，這是日本最早的公園墓地。進了大門往內一看，果然像是一個幹淨的大公園，其內用道路將墓園隔成一塊塊分區。對照告示板上的地圖，確認好仁科芳雄墓地所在的位置，向前走去。
這裏可說是一個埋藏著日本近代史的墓園。三島由紀夫、山本五十六、日俄戰爭的名將東鄉平八郎、小說《宮本武藏》的作家吉川英治、因華航墜機而在台灣意外身亡的小說家向田邦子…. 都長眠於此。走沒多久，忽見前方墓園有一個坐著的雕像，走進前看，居然是新渡戶稻造。
新渡戶稻造（1862－ 1933），日幣紙鈔5,000圓上的紀念人物。出身劄幌農校，留學美國的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學，再留德，也娶了美國太太。以英文著作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聞名於世。當過第一高等學校校長、創辦東京女子大學。1901年到台灣，就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長。負責農漁業發展工作，對台灣蔗糖工業的建立有大貢獻。後來擔任國際聯盟副事務長，經常奔走活動。1933年到加拿大出席會議，病死在維多利亞，後人在溫哥華UBC大學內蓋了 一座日本式庭園Nitobe Memorial Garden紀念他。每年春天，本地的日裔人士都會在此辦櫻花祭活動。園內池邊立有石碑上麵刻著新渡戶的名言: 「我願做跨接太平洋兩岸的橋梁。」( I want to be a bridge over the Pacific.)
來到仁科的墓前。仁科芳雄墓碑的側邊，刻著「吉田茂 謹書」的字樣。這裏的墓地，埋在一起的都有家族關係，或夫妻、或父子、或兄弟。仁科芳雄的墓地，卻有一點非常特別的地方，在他墓碑的右側，有一小的尖形墓碑上麵刻著「朝永振一郎 伴師長眠於此 武見太郎謹書」。據說，這是此一墓園中，唯一無血親關係的人，骨灰埋在一處的異例。這是依朝永振一郎的遺願安排的。
仁科、朝永是什麽關係呢？1965年10月21日晚，在東京武藏野朝永振一郎的自宅，擠滿了記者前來恭賀並采訪當天剛發布獲得諾貝爾獎的新聞。這時人在京都的湯川秀樹撥電話進來了。在幾聲恭賀之後，湯川說：「你的超多時間理論，那可是在戰爭的困難條件下完成的工作，真是難能可貴。」朝永說: 「這真的多虧有仁科芳雄先生。」湯川說：「是，就我們二人而言，從三高、京大，我們都一直走著相同的道路，就這麽一路到了今天，這可說都是拜有良好的教育之賜。」他們兩人的求學曆程，除了第一外語，朝永選了德文，湯川選了英文之外，是那麽的相似。彼此可說是日本物理學界一對相互輝映的雙子星，一生敬重以待的對手。
仁科芳雄(1890－1951 )出身東京大學電氣工學科，1921年赴歐留學，先到英國劍橋大學卡文迪西實驗室跟拉瑟福德學習，約一年後，轉赴德國哥亭根大學。過半年後，又到丹麥追隨波爾(Niels Bohr)，這一呆就是五年半，正是量子力學的開創者在此群英聚會的時期，哥本哈根是那時物理學最火紅的聖地。
仁科於1928年回日本。1931年，在京都大學開密集班，講授量子力學，將剛由早期量子論發展成有一完整理論係統的量子力學引進入日本，湯川秀樹、朝永振一郎、阪田昌一……這些後來日本物理界的重要人物，當時都在這一班。朝永後來到理化學研究所追隨仁科。留學德國時，跟海森堡學習。
1937年，仁科在日本完成回旋加速器，致力研究原子核物理。在戰爭中，也被軍部找去秘密研究原子彈的計劃。長崎、廣島相繼被原子彈轟炸後，仁科便立刻被派赴廣島實地調查。 戰後，美軍闖入仁科的研究所，認為回旋加速器有“製作原子彈” 的嫌疑，將其破壞，拆解後丟棄於東京灣水底下。十年心血付諸東流，仁科芳雄悲痛不已。
仁科芳雄盡其餘力，出任日本學術會議副會長，致力日本的學術重建，1946年獲頒文化勳章，1951年因肝癌病逝。 仁科過世之後，弟子們編集出版了三卷本的《仁科芳雄往複書簡集》，收集他與三百多位各界人士的數千封來回書信，充分展現了日本近代科學的一個勤勞推手，是如何費心地在栽培後進。湯川秀樹剛提出介子理論時，受到歐美學界冷待嘲諷，也是仁科芳雄回信，叫他要努力做下去。後來得諾貝爾獎的小柴昌俊、南部陽一郎、益川敏英、小林誠的師承，也都可以上溯到仁科芳雄。也可說，日本人在本土建立了有自己特色的學術傳承，仁科芳雄也被視為日本近代物理之父。
吉田茂被公認是日本戰後最有作為的首相。他和仁科這一群人要承擔日本戰後複興的大任，對友人的故去自是大為感傷，由他來書寫墓碑，代表日本人向一位國士致上了最敬禮。我想起與仁科芳雄同於1951年去世的教育家張伯苓。中央電視台的電視劇《張伯苓》，講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創辦人張伯苓的一生。結尾時，以如下的畫麵交待了張伯苓的去世: 政務院總理辦公廳中，幕僚把寫好的挽聯請周恩來過目，周恩來一瞄下款是「政務院總理 周恩來敬挽」，立刻將其拿掉，另取一紙執筆寫上「學生 周恩來敬挽 」，劇終。編劇以此一無言結局的方式暗示了某種反思。
在一場有關兩岸大學教育的研討會上，一位講者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近代中國，那一所高等院校替中國培養了最多的領導人才？」在場的人一時還沒有會意過來。講者又說：「不是北大、不是清華。------是南開中學。」在座多人聽了，笑著點頭。講者再繼續說：「前有周恩來，後有溫家寶，兩位總理都是南開中學出來的。還有朱光亞、吳敬璉、曹禺、周光召，再加上許多中科院院士。後來到台灣的葉公超、梅貽琦、吳大猷、錢思亮。現在還在台灣的張忠謀、齊邦媛。從天津到重慶，南開中學成就了許多大學也沒有能夠做到的事情。陳省身就讀南開大學時，數學係的教師隻有薑立夫一個人。就這樣一個人的數學係，卻培養陳省身成為世界級的數學家。人們不該忘掉張伯苓。」仁科芳雄在日本所受的追念，包括成立「仁科紀念財團」、「仁科紀念獎」；對比張伯苓晚年及身後在新中國所受的冷落待遇，也許可以看出兩國學術興衰之道。
陳健邦
(南方周末，2010/4/1，1363期；聯合報2010/4/10)
日本從一八六七年開始的明治維新，頒布了一係列革新措施，其中之一是發展義務教育。但他們的重點不在大學、不在高等教育，而是勵精圖治，用了三十年時間，在全國範圍內新建了五萬多所小學，普及了初等教育。然而，比明治維新還早幾年的洋務運動，因為隻重視能造堅船利炮的硬件，而忽略了可以拯救靈魂的軟件，吵吵嚷嚷幹了三十年，最終以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沒而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