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詩卷
放眼古今，遊心書海。
談曆史上的“國共合作”，就不能忘了李大釗。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死於北洋軍閥之手。為共產黨而死，也是為國民黨的事業而死。
薄海潮流要左傾 《新青年》，1917
“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釗
李大釗，河北人，字守常。畢業於天津的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4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當時日本的首相大隈重信，正是早稻田大學的創立者。李大釗以留日學生總會之名向國內發出《警告全國父老書》。
1916年，李大釗回國，創《晨鍾報》，8月15日創刊號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標題，強調：
“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不韙，發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威，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後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 ------青年當努力為國家自重，《晨鍾》當努力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唯一之使命，此則《晨鍾》出世之始，所當昭告於吾同胞之前者矣。”
1915年夏，陳獨秀從日本回上海，籌備《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李大釗也參加《新青年》雜誌編輯部。他在同年的《新青年》2卷1號也發表《青春》一文：
“凡以衝決曆史之桎梏，滌蕩曆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諺雲：“百金買駿馬，千金買美人，萬金買爵祿，何處買青春？”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鼓舞了李大釗，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他在一九一八年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任經濟學教授，其間安排毛澤東在圖書館工作。《新青年》開始大力宣傳共產主義。1919年6月，因陳獨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被捕，《新青年》停刊。陳獨秀出獄後，辭去北大之職，前往上海。《新青年》編輯部也遷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編輯部。
1920年三月，李大釗在北京先後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 1920年末，胡適致函陳獨秀等人說：“《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兄言‘近亦不以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實，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決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胡適建議，或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或將《新青年》編輯部的事，移到北京，發表一個新宣言，聲明不談政治；或暫時停辦。
陳獨秀對此大為生氣。魯迅則回信說“至於發表新宣言說明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這固然小半在‘不願示人以弱’，其實則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無論如何宣言，官場總是頭痛，不會優容的。” 表示不以為然。胡適又回說：“我並不反對他個人，亦不反對《新青年》。不過我認為今日有一個文學哲學的雜誌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故我想另創一個專關學術藝文的雜誌。”1921年1月，李大釗試圖調解，致函胡適：“我覺得你和仲甫都不是要搶《新青年》這個名稱，還是主義及主張有點不同的緣故。” 胡適退出《新青年》，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也一再停刊。1923年6月，中共重刊《新青年》，由瞿秋白主持，成為中共早期的宣傳刊物。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負責北方的工作。在黨的二大、三大、四大，都當選為中央委員。一九二二年，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他在上海與孫中山談判國共合作，並在一九二四年在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任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委，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後李大釗安排了張申府、周恩來到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的工作。李大釗也曾試圖建立吳佩孚和共產黨的合作。也安排人員至馮玉祥的部隊中做政治工作。
1926年1月8日，李大釗在《國民新報》署名”守常 “發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
“今當民國十五年元旦，中國國民黨在北京舉行升旗典禮的日期，我們很是歡欣------表現國民革命精神的青天白日旗，也居然在首都革命的凱歌聲中，飄揚在北京的空際了！------
國民黨改組以來，因為共產派的參加，黨內有一部分人發生了誤會。但我們相信這些誤會轉瞬即能消釋；因為凡是革命者的襟懷必定是光明磊落的，必定能夠肝膽相照，披誠相見。即有些微的誤會，決阻隔不住革命者的聲應氣術，正如幾點浮雲，決遮蔽不住青天白日一樣。 ---------
全國革命者聯合起來！
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
1927年4月，奉係軍閥在北京俄國大使館逮捕了李大釗等人。李大釗在《獄中自述》說：“釗自束發受書，即矢誌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 4月23日，李大釗走上絞架，死時隻三十八歲。之後，李大釗出殯式出現聲勢浩大的群眾示威，白紙黑字寫了挽聯，“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橫批是“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
1932年，傅斯年為了陳獨秀案，向國民黨呼籲” 給他一個合法的公正的判決” ，如是說：” 嗟乎，李在北京之死，是就刑呢？是被害呢？李雖是共產黨員，然他是誠心與國民黨合作之人，他死在帝國主義與張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國民黨清共之前，然則他雖是為共產黨而死，也是為國民黨的事業而死，是被害，不是就刑！否則今之國家豈不承襲了張作霖的正朔呢？”
蔣的來電原件已無據可考，但是“李大釗供詞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中，當是不錯的。所以某黨從未高調紀念過這位黨的昨早創始人，最早的主要領袖。也許就是因為不宜宣傳。
指蔣介石，有原始文件？
張作霖是綠林出身的大軍閥，李大釗是留日出身的大教授，在風雲變幻的1927年，張作霖下令絞死了李大釗。這個曆史事件似乎一目了然，曆史書上記載也似乎黑白分明，但是如果我們詳細觀察一下曆史的細節和因果，結論似乎沒有那麽簡單。近年關於李大釗之死的檔案陸續公開，特別是蘇聯解體後一些共產國際檔案也大批麵世，關於那段曆史的真麵目，已經能大體勾畫出來了。
我們知道，馬克思有過一個著名的論斷：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取得成功，必須是國際的社會主義運動才能成功。俄國十月革命後，俄共主掌的共產國際推行世界革命和輸出革命的政策，但是在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失敗後，開始把目光投向東方，中國共產黨正是在李大釗最早與共產國際人員的聯係下，共產國際派來特使幫助成立的。而李大釗並沒有出現在前台，他實際還有一個共產國際在中國代理人的角色。
在中共一大上，對於中共是否成為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陳獨秀和國際代表馬林發生嚴重分歧，在翌年的二大上才得以解決。而李大釗一直是以共產國際的立場努力促成此事的。李大釗在北方，更是直接和蘇聯駐華大使越飛及後任大使、共產國際在華的實際負責人加拉罕聯係。
李大釗從事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產國際和蘇俄國家利益的總戰略為目的，比如，他在吳佩孚和馮玉祥等地方軍閥與蘇俄關係上，一直是重要聯係人，他並不單單以共產黨代表身份出現，而是以代理蘇俄政府和共產國際的身份進行溝通。
1926年4月，張的奉係部隊控製北京，成立安國政府，作為及中國共產黨的北方負責人、蘇俄共產國際的代理人，李大釗當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對象。李大釗帶領全家立刻躲到了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內原俄國兵營院內。
根據《辛醜條約》，使館區中國軍警不準入內，享有治外法權。以前，康有為、梁啟超和後來搞複辟的張勳等，都到那裏避過難，從沒發生過問題。而這次，李大釗實際是把共產黨在北京的機關一起搬到了蘇聯使館，這在國際法上不很占理。
種現象首先引起其他國家駐華使館的不滿和懷疑，日本使館和法國使館人員相繼發現蘇俄使館軍營中國人來往頻繁，夜間也經常大聲爭論，舉行會議。他們秘密報告了張作霖的安國政府，很快京師警察廳就派來密探，裝作三輪車夫等監視偵查，並跟蹤相關人員，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釗在北大的學生，1923年入黨，任過中共北京市委的宣傳部長等職務，李大釗躲進蘇聯使館後，他直接負責李大釗和外麵的交通聯係工作。
李渤海在被捕後非常合作，將蘇俄軍營內部情況全部招供，換來秘密釋放。當時李大釗的秘密機關從事大量軍事情報工作，並且藏匿了一些軍火，而且蘇聯很深地卷入中國內戰，這對國家政權威脅極大。張作霖函商外國領事團，因為蘇俄革命後自行廢除不平等條約，所以領事團認為蘇聯使館不受《辛醜條約》保護，默許張的軍警入內緝捕暴亂人員。
1927年4月6日，京師警察廳派出三百餘人，突襲了蘇俄使館軍營，李大釗等人顯然在沒有預防的情況下遭到逮捕。軍警共獲取七卡車文件檔案，裏麵有大量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聯係證據和指令。 後張作霖找人翻譯編成《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主要是“軍事秘密之偵探”和“蘇俄在華所用經費”兩項。張作霖認為取得了殺李大釗的理由：李參與了軍事諜報工作、李與蘇聯政府勾結參與中國內戰的證據、李作為共產黨北方領導人進行的顛覆政府活動等。李大釗在被捕後，對很多實事也供認不諱，“李大釗供詞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中。
李大釗被捕後，全國輿論沸騰，張作霖為此給北方軍隊前方的重要將領如張學良、張宗昌、孫傳芳等六位發電征詢意見，除了閻錫山沒有回複，其餘都主張立即正法。當時報刊也記載前方來電，謂前敵將士因討赤死者不知若幹，今獲其黨首要，不置諸法，何以激勵將士？另有一種說法，南方某重要人物也來電主殺。張作霖綠林出身，對蘇聯和日本等國本都不買賬，他認為李大釗是“俄奸”，在戰爭狀態，更是唯認武力至尊，對前方將領的意見更為重視，所以很快就下令將李大釗等十九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員悉數執行死刑。這一事件給聯俄聯共的南方革命政府及其領導下的北伐軍帶來極大的輿論壓力，在廣大國民眼中，南方革命政府儼然成為蘇俄武力赤化中國的代理人，因此，國民黨內主流人士不得不與蘇俄及中共劃清界限，不久以後就發生了徹底與中共決裂的清共運動，使國民黨的黨性重新回歸到民族主義的立場上來。
這讓我黨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