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銘辭爭訟德 (《中國之命運》，1943)

九鼎銘辭爭訟德 (《中國之命運》，1943)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左傳》

在中國浴血抗日的艱難時刻，1943年2月27日，重慶的報刊登出〔中央社訊〕〈鑄九鼎呈獻總裁〉說：“為慶祝中美中英新約成立，----決定鑄造銅鼎九座，以資隆重。-------自抗日軍興，全國軍民在我總裁領導之下，經五年餘之艱苦奮鬥，卒於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與英美兩軍，簽訂新約，解除百年來之桎梏，恢複我自由平等之地位，完成國父之遺誌，協和萬邦，以進大同，實肇基於今日，較之大禹平水土開九州島島之功，誠無多讓。”

竺可楨、陳寅恪同生於1890年，曾是複旦公學同桌共讀的同學。1943年底，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從遵義赴重慶到教育部開會，拜訪了陳寅恪，據《竺可楨日記》1943年12月18日，記載”寅恪對於騮先等發起獻九鼎、顧頡剛為九鼎作銘，驚怪不止。謂頡剛不信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因作詩嘲之曰：“滄海生還又見春，豈知春與世俱新。讀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九鼎銘詞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朱家驊(字騮先)是當時的國民黨組織部部長、國立中央研究院的代理院長，顧頡剛是上古史權威，以《古史辨》聞名，他懷疑大禹之存在。他們竟然發起獻九鼎、作銘詞，以對最高統治者歌功頌德。這使得陳寅恪“驚怪不止”。

顧頡剛在1943年5月13日記中也對此作了自我辯解：“孟真(傅斯年)謂予作九鼎銘，大受朋輩不滿，寅恪詩中有‘九鼎銘辭爭頌德’語，比予於王莽時之獻符命。諸君蓋忘我之為公務員，使寅恪與我易地而處，能不為是乎！”

顧頡剛對“銘詞”之作，在《顧頡剛日記》(1943年1月28日)如下記載：

“鼎銘：（一）萬邦協和，光華複旦。（二）於維總裁，允文允武，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土我工，載欣欣舞。獻茲九鼎，寶於萬古。

中國與英美之新約既成，各學校黨部及工廠黨部欲向蔣介石委員長獻九鼎，而以鼎銘屬予，因就起釪﹛劉起釪，顧頡剛的弟子﹜所草，加以改竄，如上文。

此文發表後，激起許多方麵的批評，使予自慚。”

國民黨原規劃在1944年1月11日，以”紀念中美中英新約簽訂一周年”的名目。向蔣介石“獻九鼎”。 據說朱家驊有政敵，跑去對蔣介石說，四川人罵裝瘋賣傻者是‘獻寶’，鼎銘後四句是‘我士我工，載歌載舞，獻茲九鼎，寶於萬古’。若把鼎銘後四句的第一個字連起來讀，就成了‘我在（載）獻寶’。蔣介石聞之大怒，獻九鼎 的戲碼也就告吹了。

 

馮玉祥在《馮玉祥自傳》 中也說，他曾去製造廠看過 預備獻給蔣介石的九個銅鼎。他痛批蔣介石想做皇帝。他也用《左傳》中“楚子問鼎” 的故事來嘲諷蔣介石。楚子問鼎有多高，多大，多重，周朝的官吏說：“在德不在鼎，不得民心，人民若怨恨你，就是有了九鼎，也不會有用的。最好，你不問鼎為是。”

 

1943年3月，以蔣介石之名發表了《中國之命運》， 一般認為是蔣介石授意，陶希聖執筆而成。主要訴求：

“沒有三民主義就沒有抗戰；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即任何黨派，任何力量，離開了三民主義與中國國民黨，決不能有助於抗戰，有利於民族的複興事業。”“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的政黨，有從事武力和割據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家統一，而阻礙他政治上進入軌道的？這樣還不是反革命？……怎麽能不禍國殃民？” 嚴厲批評共產黨等反對勢力。

毛澤東指示陳伯達作《評〈中國之命運〉》於7月21日刊於延安《解放日報》。針對“沒有中國國民黨就沒有革命。” 的說法。中共提出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並編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歌。《中國之命運》的內容，也未能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認同。當時台靜農(1902～1990)作《孤憤》詩:

“孤憤如山霜鬢侵，青燈濁酒夜沉沉。長門賦賣文章賤，呂相書懸天下喑。”

以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的典故，諷刺知識分子向蔣介石獻書取寵的行為，是自我作賤。“呂相書”是，以《呂氏春秋》來暗指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

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以《兩個中國之命運》致開幕詞:“我們這次大會是關係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命運的一次大會。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指《中國之命運》)的，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我們這個大會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全中國人民解放出來。------    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政策。這個政策的基本點，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作者：陳健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