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詩卷
放眼古今，遊心書海。
大江東去我西來(南開中學)
“盼到蜀中尋樂土， 為酬素誌育英才。” 張伯苓
在一場有關兩岸大學教育的研討會上，一位講者向在場的出席者提問說：「近代中國，那一所高等院校替中國培養了最多的領導人才？」在場的人一時還沒有會意過來。講者又說：「不是北大、不是清華。------是南開中學。」現場頓時傳出一陣笑聲。講者又繼續說：”前有周恩來，後有溫家寶，兩位總理都是南開中學出來的。還有曹禺、朱光亞、周光召，再加上許多中科院院士。後來到台灣的葉公超、梅貽琦、吳大猷。現在還在台灣的張忠謀、齊邦媛。從天津到重慶，南開中學成就了許多大學也沒有能夠做到的事情。陳省身就讀南開大學時，數學係的教師隻有薑立夫一個人。就這樣一個人的數學係，卻培養陳省身成為世界級的數學家。”
吳敬璉，中國知名的財經學者兼政府智囊，常來台灣做研討報告。在一個場合，台積電的董事長張忠謀說：“我認識他，他是我南開中學的學長。”在場人士才發現，這兩位當時年近八十，海峽兩岸的重量級人物有一個交集：六十多年前抗戰時期都曾就讀重慶的南開中學。
南開中學、南開大學都是由張伯苓（1876 ~1951）所創辦。張伯苓就讀天津的北洋水師學堂，親曆了甲午海戰的慘敗。紀念張伯苓逝世五十周年時，吳敬璉作《懷念張伯苓校長》，回想當年在重慶，聽張伯苓演講何以走上教育救國之路時所受的感動：“1898年，日本占領軍將威海衛和劉公島交還給中國。然而清廷迫於英國的壓力，轉手之間又將兩地拱手租讓給英國。張伯苓校長說，他當時剛從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奉派隨船前往劉公島接收，親眼目睹了先降日本旗，升起中國的龍旗，接著又降下龍旗，升起英國旗。這屈辱的一幕使他悲憤填膺，深感再不救亡圖存，行將亡國滅種。他從自己的親身經曆得出結論，救國之道，不在於買船造炮，重建海軍與列強周旋，而在於興辦新式學校，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所以立誌終身從事教育，造就新的人才。於是他棄武從教。”
吳敬璉又說：“張伯苓辦校宗旨端在育才救國，沐浴這種精神的南開以“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公者，愛國愛群之公德；能者，服務社會之能力。）為校訓，培育學生努力增能，盡心為公。” “每座樓進門處鏡箴上的“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的儀態要求，都使我終身受用不盡。”
1898年，天津的嚴修(嚴範孫，1860 ~ 1929，前清翰林)聘張伯苓主持嚴氏家塾，是謂「嚴館」。於1904年10月17日在嚴修家的偏院成立私立中學堂，張伯苓任該學堂監督。1911年，更名為「公立南開中學堂」。南開逐漸發展成天津最重要的中學。1917年，張伯苓曾赴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研修高等教育。
1913年8月至1917年，周恩來在南開中學就讀，備受張伯苓和校董嚴修的器重，免去其學費。之後，周恩來赴日留學。1919年，周恩來回國入學新成立的南開大學。不久五四運動爆發，周恩來積極投入，成為天津覺悟社的領導核心，被當局拘捕。在官方的壓力下，校方開除了周恩來的學籍。嚴範孫基於惜才，以其設立的範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於1920年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周恩來在巴黎加入中共小組，開始他為中國共產黨事業奮鬥的人生新頁。1936年5月，周恩來從陝北致函張伯苓說：“不親先生教益，垂廿載矣。曾聞師言，中國不患有共產黨，而患假共產黨。自幸革命十餘年，所成就者，尚足為共產黨之證，未曾以假共產黨之行敗師訓也。”
1936年，張伯苓入川考察，考慮至四川辦校，此行作了詩：
“大江東去我西來， 北地愁雲何日開； 盼到蜀中尋樂土，為酬素誌育英才。”
1936年夏，重慶私立南渝中學成立。抗日戰爭爆發後，部分南開師生撤退來到南渝中學。1938年，學校更名為重慶私立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昆明聯合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張伯苓出任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張伯苓也出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常住重慶，西南聯大的建設事務交由南開大學的秘書長黃鈺生代理。
1944年是南開建校40周年。10月17日，校友們來到沙坪壩，參加校慶並為張伯苓祝壽。周恩來在場，看到有當地特有的滑竿，就請張伯苓坐上，拉著也在場的張厲生(1900～1971，去台後，曾任行政院副院長、駐日大使)，兩人合作抬著張伯苓走了一圈。當時周恩來和張厲生，分別是國共兩黨在軍委會的政治部副部長，同是南開校友，又曾同時在法國留學。此舉既表現尊師重道，又巧妙地表達了國共兩黨的合作。次日，南開校園的牆報上就出現：“國共兩部長，合作抬校長，師生情誼厚，佳話山城揚。”
吳敬璉、茅於軾、厲以寧、這三位經濟學家，周光召、朱光亞這兩位兩彈一星功勳獎者，抗戰時都曾就讀南開。朱光亞說“兩彈一星的核心組員中有四分之一是我們中學畢業的。”吳敬璉則說“南開是培養精神貴族的學校。吳敬璉在一本書的序文說：“在台北和張忠謀董事長會麵時，我們不約而同地講起南開教育對我們的影響。雖然我們兩人都隻在南開念了兩年書，但這短短兩年的教育卻使我們受用終身。張忠謀董事長領導台積電人創下的這些業績，不正是南開“允公允能”校訓的鮮明體現嗎？”
1948年6月，為了挽救政府形象，蔣介石勉強張伯苓出任考試院院長，令其辭去南開的職務。1948年末，張伯苓離開了南京，回到重慶南開中學的舊寓所。1949年，蔣介石、蔣經國父子親自催促張伯苓到台灣或出國，周恩來送密信“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給張伯苓，請其留在大陸。1950年5月，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張伯苓夫婦從重慶飛到北京，住在傅作義寓所。四個多月後，張伯苓回到天津，卻受到當時校方的冷眼相待。
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去世，隔天周恩來親自到天津吊唁。大陸報刊對張伯苓之逝幾乎毫無報導。四十多天之後，在南開女中禮堂的小型追悼會上，黃鈺生說：“張伯苓是孫中山時代的人，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人。他是愛國者。但他悲傷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開中學已經不認識他了，在校慶的那一天到禮堂裏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許可，他傷心極了。有人說，張伯苓沒有形式地向人民低頭，但是他向人民意誌的代表毛主席，低頭了。”這段話在三十多年後才公諸於世。國民黨在台北為張伯苓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蔣介石寫的挽聯是「守正不屈，多士所宗」。
國民參政會副議長、國民黨的考試院院長之經曆，在很長的歲月，成為張伯苓的負麵標簽。甚至張伯苓的名字也從南開的校史數據中消失。1986年，南開大學張伯苓銅像落成，張伯苓夫婦的骨灰合葬於銅像後，實現了張伯苓的最後遺願，他又回到了一生心血所在的南開。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人們又想起，張伯苓是最早建議中國組代表隊參加奧運會並申請主辦權的人。
2005年，二十集的電視劇《張伯苓》以教育救國的主題，作為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作品播出。全劇結尾時，以無聲的畫麵交待了張伯苓的去世：在中南海的政務院總理辦公廳，幕僚把寫好的挽聯請周恩來過目，周恩來一瞄下款是”政務院總理 周恩來敬挽 “，立刻將其拿掉，另取一紙執筆寫上”學生 周恩來敬挽 “，劇終。編劇以此一無言的結局，表達了某種反思。(作者：陳健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