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留遺業艱難甚(孫中山,1866~1925)
“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 孫中山
1917年8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自任大元帥。1918年4月,南方軍閥陸榮廷、唐繼堯等又利用非常國會,改為總裁七人合議製,並選岑春煊為主席總裁。5月,孫中山憤而辭去大元帥,說:“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直到1920年,陳炯明、許崇智將桂軍、滇軍趕出廣州,孫中山才又回到廣州。1921年4月,不足人數的“非常國會” 在廣州召開,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1922年,孫中山欲北伐,陳炯明卻反叛,孫中山又離開。
因護法行動一再失敗,1923年初,孫中山又引桂、滇兩軍入廣州,趕走陳炯明。之後,孫中山決定與共產國際合作,將大本營遷回廣州,蘇俄提供武器和財政援助,並派出軍事及政治顧問。列寧派了鮑羅廷Borodin為顧問,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及蘇聯駐廣州政府全權代表。孫中山接受鮑羅廷提出的計劃改組國民黨,並力排眾議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日後國民黨的曆史敘述稱此為「聯俄容共」。中國共產黨則稱之為第一次國共合作。
國共合作,改寫了國民黨和中國的命運,但並不為舊國民黨所歡迎。1923年,孫中山寫信給蔣介石:“漢民與精衛皆不能以全副心情服膺此義,彼二人之性質,有調和現實之長,而不宜於徹底解決;如目前不生不死之局麵,彼二人當易維持;要展開新局麵,即非彼等所能勝任矣。”
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出中央執行委員會。25名中央執行委員中,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是共產黨員;擔任中央黨部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蔣介石任校長,廖仲愷為軍校黨代表。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北上,欲和北洋政府共商國事,結果病死北京。
《現代評論》1925年3月14日,刊出〈悼孫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這次遠道北上,本想乘著北方政局稍有轉機的時會,親來促起各實力派的覺悟,共依國民的意誌,改造政局。不幸他因身體的故障,未能實地活動,未能憑著他的人格和魄力,去感動實力派,轉移政局。這當是他臨終時的隱痛,--------但是我們要知道凡站在時代前頭的人,多半是不能及身親見其事業完全成功的。-----“
孫文臨終前口授,由汪精衛筆錄下遺囑。《現代評論》1925年,3月21日,刊出汪精衛寫的〈和平、奮鬥、救中國〉,其中說孫中山在病床上的最後聲音:”不知是呻吟,還是呼聽。和平、奮鬥、救中國,一聲複一聲的,約莫至少也有四十餘聲,漸漸的連聲息也發不出來了。------
和平、奮鬥、救中國,孫先生說時,是不連屬的。這三句話,各自的意味,和連屬起來的意味,應該讓各人自己去尋繹,------”
各地追悼會所收到的挽聯數以萬計,相當地呈現了世人對孫中山先生的評價。
靈堂中掛著:『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
秦邦憲: 『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是先生奮鬥素誌』
『追悼革命領袖,追悼國父,使民眾痛哭失聲』
唐紹儀: 約法壞,民國危,革命未成功,誰複能支大廈?
議和終,致位去,補天太無術,自愧有負使君。
當時既是中共黨員,也是國民黨中央委員的李大釗作了一長聯,部分內容如下:
“揚民族大義,決將再造乾坤;四十餘年,殫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喚起自由獨立之精神,要為人間留正氣。
問繼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億兆有眾,惟工與農,須本三民五權,群策群力,遵依犧牲奮鬥諸遺訓,成厥大業慰英靈。”
辛亥革命的不徹底,使追隨者和初生的民國飽受災難。孫中山覺悟必須要有自己的軍隊來掃除軍閥,寄望蔣介石在廣州練兵。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門口原有對聯:
“升官發財,,請走別路;
貪生怕死,莫入此門。”
在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改將”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
刻於校門口,做為對軍校師生的訓勉。
1921年,陳毅和其他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因參加革命活動被法國政府驅逐回國。1923年,陳毅輾轉進入北京中法大學文學院,領導學生運動,並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工作。陳毅在西山參加了孫中山的葬禮,作了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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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個淚盡了的鮫人!
你是一隻血幹了的夜鶯!
你是光明的戰士!你是民族的母親!
……
試看國門,已被外寇擁進!試看國土,已被外寇並吞!
你如今歸休了,能安否,你的亡靈?
誰是你的後身,能秉著你的精神?
誰是你的後身,能守著你的遺命?
又誰能如你一樣,完畢了革命的工程?
……”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北京《國民新報》的《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有一篇魯迅的《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魯迅說:“ 中山先生逝世後無論幾周年,本用不著什麽紀念的文章。隻要這先前未曾有的中華民國存在,就是他的豐碑,就是他的紀念。 ” (作者:陳健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