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回青島方罷休(五四運動，1919)

爭回青島方罷休(五四運動，1919)

 

“可是賽先生姍姍來遲，德先生沒有拿到簽證。”        周有光

徐世昌（1855-1939），號菊人，在清末當過東三省總督，是袁世凱的至交兼謀士。1914年5月，袁世凱任命徐世昌為國務卿，次年袁公開推行帝製，徐以局勢難ト求去。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製，又起用徐為國務卿，徐任職僅一月即力薦段祺瑞繼任。

徐世昌因處事圓滑，被稱為“水晶心肝玻璃人”，常以元老身分調和北洋派係之間的矛盾。北洋政府於1917年8月對德宣戰。段祺瑞於12月就任參戰督辦，與日本訂立參戰借款，由日本提供軍火和教官，以編練參戰軍為表麵，擴充其掌握之兵力，大戰結束後，改為邊防軍。因為參戰問題遭到黎元洪和多數國會議員的反對，段祺瑞先利用張勳複辟，造成黎元洪退位，馮國璋當上了代理總統，段祺瑞再任總理。1918年10月，皖係操縱的安福國會選舉徐世昌成為北洋政府曆史上第一位文人總統。段祺瑞以參戰督辦之名仍掌握北洋政府的實權。為了製衡段祺瑞的勢力，徐世昌拉攏梁啟超的研究係，以及具有財政實力的舊交通係。

1917年，梁啟超替段祺瑞政府執筆《對德對奧宣戰文》，雖未發兵，但日後中國得以戰勝國的身份參加巴黎和會。1918年底，在徐世昌同意下，梁啟超以私人身份遊歐。居巴黎期間，以個人名義展開民間外交。從德國手中收回青島，成為中國朝野最大的關注。但因段祺瑞政府之前已與日本秘密簽約，同意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所以，中國代表要求交還青島的一切努力終告失敗。梁啟超將此密約電報發回，《晨報》於3月22日發表，舉國震驚。

梁啟超又急電林長民等人說：「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建議發動不簽字運動。 5月1日，林長民經徐世昌同意，致電巴黎，希望中國全權代表不簽字。

留日學生界也發表電文：
　　“歐洲議和大會，為我國生死存亡所關，凡我國人，應如何同心協力，共挽國權，乃專使方爭勝於域外，而權奸作祟於國中，旬日以來，賣國之謀，進行益力。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徐樹錚、靳雲鵬等，狼狽為奸，甘心媚日，跡其邇來所為罪狀，足以製國家之死命， ---------？賣國之罪，夫豈容誅？。二曰借邊防之名以親日也。年來北方軍閥之跋扈橫行，皆由徐樹錚、靳雲鵬等親日政策之所致，舉國權以易外款，殺同胞幾如草芥。-----無非欲達其武力統一之目的。”

北京各大學學生串連，發動大規模遊行示威；通電全國, 呼籲工商界和市民罷市、抵製日貨等等。負責對日交涉的陸宗輿、曹汝霖、章宗祥被指為賣國賊。學生痛打章宗祥，火燒曹宅，軍警鎮壓並逮捕了學生代表。各地學生的響應，加上工人也開始大規模罷工，激化出強大的輿論壓力，北洋政府隻好將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免職，並釋放學生。吳佩孚也通電大總統徐世昌：“青島得失，為吾國存亡關頭。如果簽字，直不啻作繭自縛，飲鴆自殺也。”

 

1920年，五四運動滿一年時，胡適 、蔣夢麟聯名發表了：《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其中說：
「現在許多人說學生不應該幹預政治，其實並不是學生自己要這樣幹，這都是社會和政府硬逼出來。如果社會國家的行為沒有受學生幹涉糾正的必要，如果學生能享受安心求學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強烈的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責，他們又何必甘心拋了寶貴的光陰，冒著生命的危險，來做這種學生運動呢？」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幹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學生運動已發生了，是青年一種活動力的表現，是一種好現象，決不能壓下去的，也決不可把它壓下去的。」

 

由於胡適、陳獨秀、魯迅、李大釗等人在五四運動之前後，經由《新青年》雜誌，鼓吹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被泛稱為新文化運動。陳獨秀說:”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很多事，流了很多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陳獨秀以“德先生”與“賽先生” 來論述民主、科學的思想對中國文化革新之必要，起了啟蒙的作用。因此後來的人，也有將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的。梁實秋晚年在台灣，應聯合報《我參加了五四運動》之采訪說：“但是影響所及，學生們醒起來了，五四運動一變而成為新文化運動。”

 

梁啟超早年作《少年中國說》說：「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獨立，少年進步則國進步」。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曾慕韓、李守常七人在北京，決議發起少年中國學會。其成員許多人之後都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之後因思想傾向的不同，1922年，鄧中夏、毛澤東、惲代英等人因李大釗的引介，入籍共產黨。曾琦、左舜生、李璜、餘家菊、陳啟天等人則加入青年黨。他們對五四運動也有了不同的曆史解讀。

 

一九七九年四月，為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周策縱作了白話詩《五四》：

“少年中國的五月花。

這裏敞開每一顆心的門，

自由之門，我們的國門，

條條大路通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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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矗立起

新的學生新的士，

這故事要用白話來說，

這新潮定要

創造一個新文化嬰兒。

五四五四是將來。”

《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英文版出版於1986年，較早的中文版，1989年做為《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之一，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新星出版社再推出新譯本。作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耶魯、史丹福大學念碩、博士，專注於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史，五四運動為其研究重心。舒衡哲先到過台灣學習，於1979作為首批美國留學生到北京大學中文係學習，為時十六個月，她陸續訪問了仍在世的《新青年》一代的知識分子：許德珩、葉聖陶、朱光潛、馮友蘭、金嶽霖、張申府和梁漱溟。

 

舒衡哲在這些第一手訪談的基礎上，完成了“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Berkeley, 1984)” ，在西方當代中國學界普受好評，與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相提並論。

 

她在序文( 新星的中譯版)說：“我領悟到了我十年來始終未曾真正掌握的‘五四運動’的意義——隻要專製、官僚和教條主義的思想仍然盤踞在政治領導人和民眾的腦袋中，啟蒙運動必將在中國繼續發展下去，無論路途是多麽的曲折，代價是多麽的高昂。”(作者：陳健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