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海潮流要左傾(《新青年》，1917 )

薄海潮流要左傾(《新青年》，1917 )

“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釗

 

李大釗，河北人，字守常。畢業於天津的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4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當時日本的首相大隈重信，正是早稻田大學的創立者。李大釗以留日學生總會之名向國內發出《警告全國父老書》。

 

1916年，李大釗回國，創《晨鍾報》，8月15日創刊號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標題，強調：

“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不韙，發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威，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後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　------青年當努力為國家自重，《晨鍾》當努力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華之創造為唯一之使命，此則《晨鍾》出世之始，所當昭告於吾同胞之前者矣。”

1915年夏，陳獨秀從日本回上海，籌備《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李大釗也參加《新青年》雜誌編輯部。他在同年的《新青年》2卷1號也發表《青春》一文：

“凡以衝決曆史之桎梏，滌蕩曆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諺雲：“百金買駿馬，千金買美人，萬金買爵祿，何處買青春？”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鼓舞了李大釗，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他在一九一八年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任經濟學教授，其間安排毛澤東在圖書館工作。《新青年》開始大力宣傳共產主義。1919年6月，因陳獨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被捕，《新青年》停刊。陳獨秀出獄後，辭去北大之職，前往上海。《新青年》編輯部也遷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編輯部。

 

1920年三月，李大釗在北京先後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 1920年末，胡適致函陳獨秀等人說：“《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兄言‘近亦不以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實，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決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胡適建議，或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或將《新青年》編輯部的事，移到北京，發表一個新宣言，聲明不談政治；或暫時停辦。

 

陳獨秀對此大為生氣。魯迅則回信說“至於發表新宣言說明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這固然小半在‘不願示人以弱’，其實則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無論如何宣言，官場總是頭痛，不會優容的。” 表示不以為然。胡適又回說：“我並不反對他個人，亦不反對《新青年》。不過我認為今日有一個文學哲學的雜誌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故我想另創一個專關學術藝文的雜誌。”1921年1月，李大釗試圖調解，致函胡適：“我覺得你和仲甫都不是要搶《新青年》這個名稱，還是主義及主張有點不同的緣故。” 胡適退出《新青年》，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也一再停刊。1923年6月，中共重刊《新青年》，由瞿秋白主持，成為中共早期的宣傳刊物。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負責北方的工作。在黨的二大、三大、四大，都當選為中央委員。一九二二年，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他在上海與孫中山談判國共合作，並在一九二四年在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任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委，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後李大釗安排了張申府、周恩來到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的工作。李大釗也曾試圖建立吳佩孚和共產黨的合作。也安排人員至馮玉祥的部隊中做政治工作。

 1926年1月8日，李大釗在《國民新報》署名”守常 “發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

    “今當民國十五年元旦，中國國民黨在北京舉行升旗典禮的日期，我們很是歡欣------表現國民革命精神的青天白日旗，也居然在首都革命的凱歌聲中，飄揚在北京的空際了！------

    國民黨改組以來，因為共產派的參加，黨內有一部分人發生了誤會。但我們相信這些誤會轉瞬即能消釋；因為凡是革命者的襟懷必定是光明磊落的，必定能夠肝膽相照，披誠相見。即有些微的誤會，決阻隔不住革命者的聲應氣術，正如幾點浮雲，決遮蔽不住青天白日一樣。   ---------

    全國革命者聯合起來！

    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

　　1927年4月，奉係軍閥在北京俄國大使館逮捕了李大釗等人。李大釗在《獄中自述》說：“釗自束發受書，即矢誌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 4月23日，李大釗走上絞架，死時隻三十八歲。之後，李大釗出殯式出現聲勢浩大的群眾示威，白紙黑字寫了挽聯，“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橫批是“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 1932年，傅斯年為了陳獨

 

 

秀案，向國民黨呼籲” 給他一個合法的公正的判決” ，如是說：” 嗟乎，李在北京之死，是就刑呢？是被害呢？李雖是共產黨員，然他是誠心與國民黨合作之人，他死在帝國主義與張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國民黨清共之前，然則他雖是為共產黨而死，也是為國民黨的事業而死，是被害，不是就刑！否則今之國家豈不承襲了張作霖的正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