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向書林努力來(張元濟，1867～1959 )

故向書林努力來(張元濟，1867～1959 )

“民有喉舌，國有聰目；通之則榮，窒之斯辱。”      張元濟

 

1948年9月23日，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議開幕式，張元濟致詞說： 

“五十多年前，元濟正在北京，-----。那時在上的是前清德宗皇帝，最難得的是這位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的專製皇帝，居然有新思想新見解。那時元濟正在總理衙門供職，有兩件事可以來證明，德宗喜歡看新書，差不多天天都有條子到衙門裏要書，都是我承辦的，-----，這樣看來，德宗對於中國是有希望的人，同時還有幾位明通的大官和具有朝氣的新進，都想起來挽回我們的國運，元濟當時也是一個搖旗吶喊的人。”

   “同時，那班新進有開會的，有辦報的，有上書的，德宗陸續的擢用，我們正在熱心的希望。誰知道出來了西太後和那些頑固昏庸的大臣，聯合著把德宗拘囚起來，硬說他有病，不能聽政，把那時的所謂新黨殺的殺，下獄的下獄，充軍的充軍，革職的革職。不到幾天，將德宗在一百天裏舉行的新政全部推翻，這就是所謂戊戌的政變。------使我們貧弱到這個田地。這一部傷心史，回想起來因果相生，都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定的。”

1952年，張元濟作《追述戊戌政變雜詠》：

“微官幸得覲天顏，祖訓常懷入告編，溫語虛懷前席意，愧無良藥進忠言。” 他和康有為同一天被光緒帝召見的談話印象。

“帝王末世太酸辛，洗麵常留涕淚痕。苦口丁寧宣國是，憂勤百日枉維新。”

則說光緒帝處境之困難。

 “    權奸隻慣工欺蔽，直以官場作戲場。欲縱故擒聊布局，逋臣穩渡太平洋。” 說榮祿假意捉捕，有心放走梁啟超，梁得以出亡日本。

     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出生於書香世家。1892年，和蔡元培為同年進士。1898年，戊戌政變之後，張元濟被罷官。經李鴻章授意盛宣懷，張元濟到上海做南洋公學譯書院的院長。1899年，日本的內藤湖南，在遊曆蘇杭、武昌之後，和時年三十三歲的張元濟見麵做了筆談。內藤湖南說：“觀南方民物繁盛，迥然不同於京畿，竊以為將來有望。如此江山，使他人放言為我勢力範圍，以為貴國士大夫之恥，先生以為如何？”張元濟：“國事至此，夫複何言！”

 內藤湖南又說：“洋務人才多輕佻儇薄，敝邦前十年亦複如是，專敏於語言，而不會讀書繹義。” 張元濟請問對於康有為的看法，內藤湖南答說：“康南海曾於東京見之，其人才力有餘，而識量或不足，缺乏沉著態度。又誌欲共濟一世，而必以學義異同，喜自我標榜，與人辯駁，所以其事易憤。大凡事功之人，必忌以學義立偏見，是自限其勢力，使不可大行也，鄙見如此。” 張元濟，表示佩服此論。

張元濟自言，是近世僅有先後見過光緒、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中國第一號人物者。做為戊戌政變的劫後餘生者，從事出版和教育，是其最大的誌業。張元濟的先祖立有家訓：“吾家張氏，世業耕讀；願我子孫，善守勿替；匪學何立，匪書何習；繼之以勤，聖賢可及。” 張元濟的嗜書如可說是其來有自。1903年，張元濟加入夏瑞芳等人創立的商務印書館，任該館編譯所長。1926 年任董事長直至逝世。他在商務主持編輯出版的教科書，在晚清和民初，占了一半以上的市場，連南洋的僑校也采用，影響之大，出版業無出其右者。

 

1928年，張元濟訪問在東京的“靜嘉堂文庫”， 參觀其豐富的漢文書籍，寫了；“安德爾我比戶陳詩書，銷盡大地幹戈不祥氣。”1932年，一二八鬆滬戰起，日軍轟炸商務印書館。造成巨大損失。張元濟心血經營的東方圖書館珍藏的45萬冊圖書，古籍善本和孤本，也毀於戰火。這是時年六十五歲的張元濟一生中最大的打擊。日後痛言：“廿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灰。”

 

抗戰爆發之前，張元濟在《中華民族的人格》的〈 作者自白〉說：“ 孔聖人說：「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孟夫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幾句話，都是造成我中華民族的人格的名言。-----    隻要謹守著我們先民的榜樣，保全著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複興的一日！”

世人竟歎鋤當戶, 獨抱孤情自信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