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肝膽兩昆侖(譚嗣同，1865～1898 )

去留肝膽兩昆侖(譚嗣同，1865～1898 )

“我願將身化明月，照君車馬渡關河。”             譚嗣同

 

譚嗣同，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其父譚繼洵曾任湖北巡撫。翁同龢和譚繼洵為同年，其日記說譚嗣同“通洋務，高視闊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1896年2月，譚嗣同入京，結交梁啟超等人。1897年，協助湖南巡撫陳寶箴設立時務學堂。1898年，創建南學會，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推薦，被征入京，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林旭、楊銳等人參與新政。

譚嗣同的《仁學》可說是十九世紀中國哲學最大的嚐試，欲熔古今中外學說於一爐，既引入西洋學說，也引申佛家思想，內容甚為龐雜。其立論則是，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仁學?自敘》中有：「今則新學競興，民智漸辟，吾知地球之運，自苦至甘」。這看似是樂觀的看法。但他對世道卻有「大劫將至」的危機感。他又以為：「緣劫運既由心造，自可以心解之。」，大力引用佛學，尤其是華嚴宗演說其仁學理論。

 

譚嗣同與唐才常在長沙開辦「時務學堂」，蔡鍔即其學生。他主張:「君主廢，則貴賤平；公理明，則貧富均。」他認為，宇宙天地不知是經幾千萬億年演化而後有人，「故人，至貴者也」。而人又經千萬年進化，才產生了《詩經》和《書經》等典籍，所以他又說:「詩、書，人道之至貴也。」其意指必須有文化道德，人才不會淪為鳥獸或野蠻人。

 

當宮中後黨密謀政變，光緒帝陷入危機，譚嗣同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18日夜，譚嗣同前往法華寺爭取袁世凱支持，殺榮祿、囚慈禧，袁世凱未為所動，譚嗣同終究被捕。譚嗣同製作有「殘雷」、「崩霆」二琴，也收藏文天祥的「蕉雨琴」，琴上有銘文「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聲何急？孤臣淚，不敢泣！」相距六百年，譚嗣同和文天祥竟都被斬首於北京菜市口刑場。

 

阪本龍馬(1836－1867)的故事多次被搬上大小屏幕，是日本人心中的國民英雄，其實一直到1950年代，阪本龍馬在日本民間的知名度並不高。司馬遼太郎的曆史小說《龍馬來了》，把龍馬塑造成一位幕府末期尊王攘夷、促成明治維新的劍俠典範。司馬遼太郎的妙筆，使死於非命的阪本龍馬在日本人的想象中再生。

在清末名人中，譚嗣同集俠客、詩人、思想家的氣質於一身，他的故事性堪與阪本龍馬相比，兩人都死於三十歲出頭。梁啟超的《譚嗣同傳》，強化了譚嗣同的俠客形象、誌士情懷。也披露了譚在獄中的題壁詩：“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梁啟超並說，兩昆侖 ，是思念康有為。其實，去留肝膽兩昆侖，最直白的解釋是：留下了忠肝義膽，如昆侖山般被人們所仰望。

據台灣學者黃彰健考證，譚嗣同的原詩應為「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現在所見的「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是梁啟超更改的。

根據梁啟超的《譚嗣同傳》，譚嗣同曾到日本使館和他相見，他勸告譚嗣同一起出逃，譚嗣同卻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 “程嬰、杵臼” 指春秋時期”趙氏孤兒”的故事。程嬰和公孫杵臼為保全趙氏孤兒，一人殺身成仁，一人忍辱負重。”月照、西鄉” 指日本德川幕府時期的月照和尚和西鄉隆盛。月照與西鄉是推翻幕府之同誌，在走頭無路之際，一起投水自盡，結果月照溺水而亡，西鄉隆盛被人救起，脫險後繼續奮鬥，終成大事。譚嗣同在麵臨被補時又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梁啟超在逃亡日本時另有詩作《去國行》：” 籲嗟乎！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南洲翁，是西鄉隆盛的別號。梁啟超拿譚嗣同和自己的交誼，來與月照、西鄉隆盛的故事對比。梁啟超的文筆，感動了一時人心，既彰顯出譚嗣同的俠義氣魄，也抬高了自己的形象地位。但日本學者狹間直樹，在比對許多資料之後，指出梁譚之間”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這一段的對話，並無其事，而是梁啟超的捏造創作，是梁啟超當時為鼓吹保光緒皇帝和強化自己及康有為的正當性而作的。

　   譚嗣同的詩作，充滿豪氣，如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趨車燕趙間，無限蒼茫懷古意，題詩獨上井陘關。”

馳馬中原千裏奔波，真可說是中國最後的遊俠。“鬥酒縱橫天下事，名山風雨百年心。”“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亦是傳世名句。另有贈其仲兄之詩:

“瀟瀟連夜雨聲多，一曲驪駒喚奈何？

我願將身化明月，照君車馬渡關河。”

      訴說著，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在民族的苦難關頭，隻希望自己的心血智慧，能化為照亮民族前途的月光，默助有誌之士去渡過重重險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