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令天下銷兵氣(曾國藩，1811－1872)

要令天下銷兵氣(曾國藩，1811－1872)

“人才以培養而出，器識以磨練而成。”         曾國藩

    曾國藩，譜名傳豫，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1854年，曾國藩寫〈 討粵匪檄〉  說：“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百萬，蹂躪州縣五千餘裏。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嶽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象不滅；斯又鬼神所並憤怒，欲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鹹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後來毛澤東評論說：“洪秀全起兵時，反對孔教，提倡天主教，這是不迎合中國人的心理，曾國藩利用這種手段，撲滅了他。這是洪秀全的手段錯了。”

        曾國藩在和太平天國的爭戰中，立下了大功，但也為清政府所忌。薛福成《庸盦筆記》記載：“鹹豐初……粵賊之踞武昌、漢陽也，進陷嶽州，以逼長沙。曾文正公以丁憂侍郎起鄉兵逐賊出湖南境，進攻武昌，肅清湖北，捷書方至，文宗顯皇帝(奕詝)喜形於色，謂軍機大臣曰：“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 ”某公(祁寯藻)對曰：“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裏，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文宗默然變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獲大行其誌者七、八年。”其後，清政府在一連串的軍事失到之後，才不得不給他更大權力，以支撐半壁江山，再任他為兩江總督。

鹹豐八年，曾國藩在致其弟書中，提到“先大夫少時在南嶽燒香，抽得一簽雲，雙珠齊入手，光彩耀杭州。先大夫嚐語餘雲：吾諸子當有二人官浙。今吾與弟赴浙剿賊，或已兆於五十年之前乎？”攻下天京之後，湘軍的將領請見曾國藩，勸進大位。曾國藩寫了一副對聯回應。上下聯：“倚天照海花無數” 、“流水高山心自知” 分別出自蘇東坡、王安石的詩，“倚天”是站在絕高之處，俯看人海塵世。中國的古琴名曲《流水》，有知音難遇之意。指其自知之心，有如“高山流水”的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窺見的。

曾國藩晚年最大的難題是天津教案。奉命查辦時，曾國藩奏言：“各省打毀教堂之案，層見迭出，而毆斃領事洋官，則為從來未有之事，臣但立意不欲與之開釁，準情酌理，持平結案。使在彼有可轉周之地，庶在我不失柔遠之方。”在《諭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讚揚“天津士民皆好義，各秉剛氣”，然後，又針對他們在沒有“迷拐之確證，挖眼之實據”情況下“徒憑紛紛謠言，即思一打泄忿”告誡說：“或好義而不明理，或有剛氣而無遠慮，皆足以僨事而致亂。”在天津教案處理還未議結時，因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朝廷又調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李鴻章接任直隸。

梁啟超作〈論私德〉說：“曾文正公，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極嚴謹也，故雖用權變焉可也。故其言曰：‘紮硬寨，打死仗’；‘多條理，少大言’。曰：‘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也。彼其能率厲群賢以共圖事業之成，有所以孚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誌，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複也。”

 

     曾國藩有詩：“上相南征策眾材，軍容十萬轉風雷，書生卻進安民策，盜弄潢池事可哀！”曾上奏自陳：“臣用兵十載，未嚐親臨前敵。自揣臨陣指揮，非其所長。”他得以成功，在能“策眾材”。“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人才以培養而出，器識以磨練而成，人才非困厄則不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 “為小將須立功以爭勝，為大將戒貪小功而誤大局。”都是他的名言。

 

1916年，梁啟超編《曾文正公嘉言鈔》，並作序：“其一生得力在立誌，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曆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又說，教化人心的道理，四書、六經也都有，“然義豐詞約，往往非末學所驟能領會，且亦童而習焉，或以為陳言而忽不加省也。” 而曾國藩文鈔的價值在“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閱曆而切於實際，故其親切有味，資吾儕當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後儒先之言所能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