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見匡廬霧霽時?(包世臣，1775～1855 )

誰見匡廬霧霽時?(包世臣，1775～1855 )

“士者，事也。士無專事，凡民事皆大事也。”      包世臣

 

明清兩朝，食鹽的產銷是關乎民生國計的大事，鹽稅是國家重大收入。清朝的鹽務製度沿用明朝的綱鹽製，造成少數鹽商壟斷食鹽的產銷，鹽商形同世襲。各層官吏又對鹽商索取種種費用，勾結出各種弊端，造成鹽價上漲和私鹽泛濫。

徽商通過鹽業生意，累積了富可敵國的資本。茶葉是當時出口第一大宗的商品，也由徽商壟斷。清高宗乾隆七次下江南，主要的接待和財源支持者是徽商、兩淮的鹽商。這些龐大的花費最終都轉嫁到官鹽的成本，造成鹽價昂貴。孟森《清代史》說：“鹽務之壞，壞於高宗之侈心。清代家法以不加賦為永製，不加賦雲者，固念民生，尤杜子孫之以侈得禍也。”

包世臣(1775～1855) ，字慎伯，安徽涇縣人，自幼家貧，勤苦學習。包世臣早年讀顧炎武的《日知錄》，對其「意在撥亂滌汙，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的說法深有所感，留心於經世之學，對兵、農、水利河工等學問都有研究，並勤於實際考察。何紹基稱其“記問浩博，口如懸河，酒後高睨大譚，?人?旺。＂清史稿說：“世臣精悍有口辯，以布衣遨遊公卿間。東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鹽諸巨政。無不屈節谘詢，世臣亦慷慨言之。”

揚州位居長江和京杭大運河的交匯點，兩淮鹽運使衙門在此。大批鹽商的聚集，繁榮了揚州，鹽商也競相以招致文人、藝術家為風雅，造成「海內文士，半集維揚」的盛況^[。包世臣也曾客居揚州多年，對鹽務有許多觀察，早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就已提出其鹽務策略。1830年(道光十年) ， 針對改淮鹽為民運民銷，包世臣寫了《上陶公保書》，建議實行票鹽法。1832年，陶澍以兩江總督兼管鹽政，采用魏源、包世臣的建議，以減價敵私的理念，首先在淮北各州縣改綱鹽製為票鹽製，設立局廠收稅，無論何人，隻要照章納稅，均可領票銷鹽，廢除了鹽業專商。陶澍的鹽業新政，平抑鹽價，切斷了鹽商的財路，許多業者或破產失業，一時謗議大作。陶澍兼理鹽政八年，毅然作為取得了成就，不幸亦積勞而逝。

包世臣以布衣而名滿東南，但自言自18歲之後，就不再用心於科舉應試之學，直到34歲(1808年)才考中舉人，之後連續13次考進士，都名落孫山。因清乾隆以後，對於三科以上會試不中的舉人，可以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縣任用，名為大挑。包世臣直到六十四歲，即1838年，才以大挑，至江西新喻縣當知縣，一年即罷官而去。對於包世臣仕途之坎坷，清朝的陳康祺在《郎潛紀聞》如是說：“旅京師久，賓客盈坐，好議論古今成敗臧否人物，又常麵折人過。見所為官樣文章者，多所詆訶。有貴人隔坐聞其語，疑為誚己，默記姓名而去。”又說包世臣“而磊落自豪之性，又決不肯變換筋骨。”包世臣對許多政治社會問題、經世之學的看法，早於魏源、龔自珍；但幕僚生涯的事跡，多淹沒在時代的浪潮中。

在玉石上的方寸之地，運刀如筆，去刻畫字體，變化字的結字和布局，中國文人發展出特殊治印之學和藝術品味。依印文之凸凹，可分為朱文印、白文印。西泠印社是清末民初篆刻名家的大集合，其創辦人丁輔之(1879～1949)有詩述印學之發展：“圓朱入印始趙宋，懷寧布衣人所師。一燈不滅傳薪火，賴有揚州吳讓之。” 先說，用圓朱文篆法入印，由趙孟俯開始。懷寧布衣，指鄧石如（1743～1805），安徽懷寧（今安徽安慶）人，字頑伯，號完白山人，是書、印、畫、文字學的大師，在書法篆刻史上是一位承前啟後的巨匠。吳讓之，即吳熙載（1799～1870），揚州人，自幼喜刻印章，早年悉心摹仿前人作品，後來見了鄧石如的作品，又全心學之，一生治印上萬，完善發展了“鄧派”篆刻藝術的特色。

 

吳熙載七歲時，鄧石如就已過世。在鄧石如、吳熙載之間，起了薪火傳承作用的是包世臣。包世臣在28歲時遇鄧石如而師事之。包世臣居揚州期間，收了許多少年弟子。吳熙載是其入室弟子，以“師慎軒”作齋號。1831年，包世臣五十七歲，吳熙載三十三歲，包世臣撰成《答熙載九問》，發揮其對書法用筆布局的理論，收在其代表作《藝舟雙楫》中。包世臣鼓吹碑學，對清代中期之後的書法風格的變革產生很大影響。包世臣以神品、妙品、能品、逸品、佳品，評論古今書法家藝術之高下。包世臣的主要著作合刻為《安吳四種》三十六卷，計四十萬言。

 

宋、元、明的書法傳習，是以晉代以下流傳的各種手劄、書信及其翻刻傳拓的法帖為主流，約可概稱之為帖學。清初康熙、乾隆皇帝對董其昌、趙孟頫的書法別有偏好，“館閣體”也成為科舉考試書寫的正宗。但清代也因文字獄盛行，學者逐漸轉向文字學、考古。至道光、嘉慶之後，出土的古代金石碑版日多，文人書家漸受感染，古樸而具金石質感的碑學興起，帖學盛極而衰。康有為作《廣藝舟雙楫》說：“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大啟秘藏，著《安吳論書》，表新碑、宣筆法。於是此學如日中天，迄於鹹、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康有為揚碑抑帖的說法，進一步提高書法界對碑學的重視。包世臣也以其書法理論的曆史貢獻而留名於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