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夏大地上對義和團的記録和研究不是後起的，而是在義和團正當風行之時就已經有不少人在同步地記録和研究。這中間不僅僅是滿清朝廷、漢人，還有一些當時在滿清各地、特別是京城的外國人包括外交官、傳教士、商人及後期加入進去的八國聯軍的武裝人員。若是想查看相關的史料，我建議可讀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義和團》，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主編的《義和團檔案史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編的《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以及北京大學歷史係主編的《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等書籍，這些書籍的編輯本身也説明了對歷史研究中所産生的新的歷史現象，因爲在這些文獻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出編輯者的欲取欲求。如果您讀了以上的書籍，隻要大畧地思考一下，就會對近百年在華夏大地上風起雲湧、前仆後繼的所謂反帝反封建的人民羣衆“創造歷史”等現象有了深刻的體會和理解，因爲您已然對義和團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認知。而義和團及滿清的利用留給現代中國的遠遠不止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那簡直就是一場華夏民族的基因突變。
我認爲義和團在華夏大地上以各種形態及不同的名稱從誕生起就一直在活躍著，而滿清朝廷和後續的華夏各個極權統治者們也一直在剿與撫的政策上搖搖擺擺，同時亦按照自己的統治需求而施加操控。經過一百多年的經驗積累，由五四運動、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紅衞兵、氣功、法輪功、六四天安門事件等等，統治者們操控“義和團”的技倆那是越來越得心應手，而各種投機者也越來越熟於掌握火候，隻是愚者至死仍是蒙在鼓中。
説到義和團，很多人都是直接去講它的來龍去脈和所做所爲，當然這些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梳理評價義和團的歷史及現實功用實則更加重要，因爲我認爲義和團自從在華夏冒頭後就一直未曾完全消失過，時起時伏，而且已經融入了漢人的基因中，成爲遺傳下來的重要特徴。關於義和團的起源及組成早在它一開始顯現出是一股民間勢力之時，在滿清朝廷中就有研究及評述。
那時期在山東、直隸一帶的官紳集團中想搞清楚義和團的來歷、成因的理由，最主要的是要整明白這個團體的真正目的和性質，以便朝廷決定是剿是撫，如何處置。這時期有兩個主要人物最有影響，一個是山東巡撫張汝梅，他奉命於光緖二十四年派員實地調研義和團，得出的結論是：“直隸、山東交界各州縣，人民多習拳勇，創立鄉團，名曰義和，繼改稱梅花拳，近年複沿用義和名目”。所以他建議朝廷采取的措施是“諭飭紳衆，化私會爲公擧，改拳勇爲民團，將拳民列諸鄉團之內”，收歸衙門之用。這就使滿清朝廷在最開始並未有采取任何應對措施，隻不過還處在觀察這個事物的搖擺態度之中，同時義和團在此時的狀態亦未有出格之擧，大多都是以練拳爲主體形成一個個的鄉間小團夥，而且宣傳口號中也顯現出是不反朝廷的。另一個是直隸吳橋知縣勞乃宣，此人查閲了相關的文獻檔案，在光緖二十五年寫出了《義和團教門源流考》，得出的結論是義和團起源於乾隆、嘉慶時期的白蓮教，是八卦教之一的離卦教的延續，是朝廷應取締的邪教，因此必須嚴厲鎭壓。
從那時起在世界範圍內，對義和團的研究一直是個熱點，而且在庚子事件後更是如此，但這種研究一直與統治階級相關聯，也與當時的歷史現狀緊密相連。滿清與民國初年關於義和團的記述多以敘述事件爲主，總體的觀點稱其爲“拳匪”、“拳禍”，從叫法上就知道是貶損及詆毀的，我未見到那時有文章和書籍是完全贊頌義和團的，就連中性的都很少見。可以説在當時的輿論界中，義和團是老鼠上街、人人喊打。如果想瞭解這個時期對義和團的評價，我認爲可以讀讀惲毓鼎所著《崇陵傳信録》、鹿完天所著《庚子北京事變紀略》及喬析生著的《拳匪紀略》，這些書從滿清官方、教會人員和民間知識分子等的角度去記録和解析義和團事件。其中梁啟超和嚴復的評論在大體上代表了此時華夏大地的漢族知識分子對義和團的認知，而且是上昇到了理論的高度，不但從義和團本身，並追及到從民族和國家的整體來看待此事件。“夫今日拳匪之禍，論者皆知爲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試問全國之民庶，其不與拳匪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全國之官吏，其不與通拳諸臣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國腦不具，則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來耳”。“嗟呼！庚子妖民愚竪，盜兵潢池，其遺禍國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謂無愛國者。特愚妄憤戾，而其術又純出於野蠻，此其所以終被惡名，而無以自解於天下。嗚呼！亦可傷已。”當然有些人也指出在義和團興起並爲滿清朝廷所利用之時，在當時出版的報紙上也有少許爲其站臺和鼓吹的文章被刊登，但爲數極爲甚少。有人論證這些文章極有可能是當時支持義和團的爲數不多的頑固派知識分子所爲，如在戊戌變法時上書要求殺康、梁從而爲徐桐所欣賞提拔，後又轉入李秉衡幕府的湖南舉人曾廉及曾共同起草“宣戰上諭”的連文沖、左紹佐之流，但我未見到提出此論之人提供任何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