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得民國時期，總的評論仍然未變，如鄒容在《革命軍》説：“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加波拿裏，為國民添禍亂。”李大釗説：“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陳獨秀説：“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幷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魯迅有一本雜文隨想録《熱風》，其中多處講到義和團，他都冠以“拳匪”之名，論及“真是可哀、真是不幸”“是名譽的完全失敗”。又指出對義和團不能“隻知責人不知反省”，更不能“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旣使是紅朝太祖在《實踐論》中亦言：“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是這樣。第一階段是表麵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鬥爭上。”從這些評價中看到不管程度如何，但負麵的結論是統一的。那就是義和團完全起於排外心理，很多著作也認爲迷信心理和唯有神道保佑給了義和團信衆以精神支撐。
但在民國中後期，有一個人和一本書的出現使對義和團的評價有所改變，那就是範文瀾與其著作《中國近代史》。此人在書中號稱以馬列的唯物史觀全麵係統地論述了義和團，並得出結論“義和團運動是以落後的宗教迷信爲形式，以反對帝國主義爲內容的羣衆運動”；“義和團運動的原因，無疑是甲午戰後的外國侵略和滿清暴政”，因此“義和團與大刀會實際上合成一個‘滅洋’團體”。這是史上第一次有人重新定義了義和團，而且是有人第一次在華夏大地係統地以唯物史觀開始“研究”歷史。但因當時共産黨尙爲“土八路”，所以該書及觀點除去在“解放區”內，並未引起其它地方的知識界的注意。但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那情況卻全然不同了，範文瀾是中國共産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史學的代表人物，號稱“馬列五老”之一，另四老爲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翦伯贊，所以影響力自然非同小可。
眞正改寫對義和團的評價出現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周恩來“在北京各界歡迎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大會上的講話“，亦就是被史界簡稱爲“雙十二講話”之後。在這個講話中，周恩來指出：“一九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由此可以讀出的潛臺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義和團的承繼者。這篇講話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界在義和團研究上定下了基調並一直持續到今天，也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學研究規範下了研究方法，也就是一切都要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唯物史觀去分析和解釋，所有不同的見解一槪並入唯心主義，旣使編輯史料全盤按歷史原著亦是“別有用心”之舉。從此以觀點先行，以結論去找史料，歷史要從結論中得出等特點就成爲了華夏大地的常態。而義和團的盲目排外暴亂也被定義爲是主觀上的反帝、反封建、反侵略、反壓迫的農民起義。
有人曾發出疑問，周恩來作爲政府主管一直未見其對歷史有興趣，何以能左右對義和團的研究？仔細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也似乎也並非難解，因爲有一個人一直是周的心腹及智囊，而且是能直接影響紅朝太祖的人，他就是翦伯贊。從一九四0年起翦伯贊就受周恩來的直接領導，長期追隨他在重慶、上海等地從事統一戰綫和理論宣傳工作，也是被尊稱爲馬列五老中之一員大將。此人研究義和團事件從成果上看要晚於範文瀾，翦伯贊是在一九五一年才正式發表了《“義和團”序言》，該文是爲《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一書所作的序言。一九六一年翦伯贊“爲了反擊資産階級右派在歷史學方麵的猖狂進攻而寫的”《歷史問題論叢》一書，該文也被收録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與原文比較此次收録有些改動，但作者並未有任何提示及説明，如原文中所有的“義和團暴動”詞語都被改成了“義和團運動”，還有一些詞句在對義和團性質的形容上有所變化，這些改動都是以周恩來的講話爲主旨來對義和團進行重新定性，這也説明翦伯贊對義和團的認知在此過程中也是變化的。此時在翦伯贊的筆下義和團的性質已然完全變了，被拔高到耀眼的地位：“義和團不是用宗教去引導人們等待死後的天國，而是引導人們從敵人手裏奪回已經失去的現實世界，鼓舞人們以最大的勇敢與殉道精神爲自己的命運而戰，爲祖國的自由而戰”，成爲了完完全全的民族英雄和愛國團體。
